论官僚制组织的当代困境

工业社会条件下官僚制组织以其高效、稳定的组织结构特征成为最普遍的组织形式,在其产生初期注重的是组织内部的发展,通过强化自身的方式来规避环境的外来影响。但是在后工业社会条件下,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尤其是网络公共舆论的不可控制性和不确定性使它原来的通过强化自身的方式来规避环境的外来影响已不能适应对社会的管理。所以当代社会条件下,官僚制组织如何去管理网络公共舆论就成为其当代困境。针对这种困境,官僚制组织必须以开放的姿态去应对、以合作的方式来从事管理。     

对理性官僚制批判的反思

自从韦伯提出官僚制至今,这种理论不断被批判,摒弃官僚制的呼声越来越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也适应时代的变化,进行了一系列政治体制改革,但是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对待理性官僚制：是响应西方国家新公共管理,对理性官僚制进行摒弃,还是立足中国国情,理性分析理性官僚制,在中国对理性官僚制进行调适性完善？本文结合理性官僚制的理论和我国的具体国情作了初步的具体阐释。     

官僚制组织:一种无法被完全取代的组织形态

本文主要目标是证明官僚制组织是一种无法被完全取代的组织形态,自韦伯首次提出以来,该组织形态就是一种能够大规模程度上纯粹以技术上的优势见长的组织形态。虽然其本身存在着种种缺陷,但是其根本的自上而下的权威模式的基本结构在政府部门中一直存在着。马克斯.韦伯后的组织理论以及新公共管理运动并没有提出一种能完全取代官僚制的组织结构,并且在信息时代下政府部门再一次地向整体性的官僚制组织结构回归。     

超越官僚制——浅议政府行政组织建设

在政府行政组织建设过程中，一方面，韦伯意义上的理性官僚制在我国还没有充分完善起来；另一方面，随着农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信息社会的转变，韦伯意义上的理性官僚制在西方已经暴露出自身的缺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对理性官僚制进行民主化、个性化、信息化改造，以适应行政组织发展的需要。     

官僚制理性精神及其现代启示

韦伯所提出的官僚制理论具有自己独特的特征。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到来,官僚制存在的不足之处也日益受到理论和实践的挑战,然而官僚制所拥有的理性精神对现代具有重要的启示。     

官僚制与中国行政组织制度的演进路径

官僚制组织理论以其自身的特点适应了现代工业社会的需要 ,奠定了现代行政组织的基础。官僚制也成为人类自工业社会以来占统治地位的组织模式 ,为现代社会的组织管理提供了有效的工具 ,在整个 2 0世纪极大地推进了全世界工业文明的繁荣与发展。自 1970年代以来 ,官僚制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 ,西方发达国家在理论与实践中开始着手探索对传统官僚制的革新 ,但并非意味着摒弃官僚制。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之际 ,考察官僚制理论 ,理性分析中国的政治行政生态 ,将会发现中国官僚制在未成熟之际就将演化发展为一种新的行政组织模式———后官僚制 ,中国未来行政组织制度演进的路径将蕴藏于其中。     

服务型政府中现代官僚制的建设途径

现代官僚制尽管饱受争议,但作为一种主导性社会治理工具和制度范式,其重要地位并没有彻底颠覆。在相对稳定的制度框架与范围内,通过服务型政府建设过程中的行政伦理创新、公共服务人员创新、公共服务方式创新和公共服务技术创新,建设服务型政府中的德治型官僚制、代议式官僚制、参与式官僚制和信息化官僚制,有助于服务型政府建设更好地满足社会、公众的需求,赢得社会、公众信任,确保服务型政府建设走得更远。     

官僚制组织存在的合理性及生命力分析

官僚制作为一种经典的组织形式,已被广泛使用多年,它一方面发挥着优势而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很多弊端。本文简要回顾官僚制的产生、发展与其特征,并从权威、稳定、效率等方面分析官僚制组织存在的合理性及生命力。     

价值理性与韦伯式官僚制构建——基于英普比较的历史视野

在韦伯的官僚制思想中,官僚化意味着行政方式逐渐摒弃特殊主义色彩,更具普遍主义特性。韦伯也认为,普遍主义所带来的差异的拉平,可以促进官僚化进程。然而,韦伯在对理性官僚制进行论述时,选取的案例是君主专制的普鲁士,而不是政治平等程度更高的秉承议会主权的英国,这里似乎出现了理论与案例的“错配”。通过韦伯官僚制理论中这一“案例错配”问题为切口,揭示了韦伯官僚化理论中隐而未彰的官僚化实际产生条件,以及价值理性对维系官僚制的重要意义,从而帮助我们更全面地认识韦伯的官僚制思想。最后,对价值理性和官僚化进行总结与讨论,为进一步认识韦伯的政治思想提供启发。     

官僚制的困境与新公共管理

面对西方各国正在进行的行政机构的改革 ,与现代化大生产相适应的组织模式———官僚制组织已经出现了缺陷。但是 ,我国的行政组织改革不应全盘否定韦伯提出的官僚制模式 ,同时 ,继承也不是简单复制 ,而应该根据中国的国情 ,对官僚制进行合理扬弃 ,既保留它的合理成分 ,又变革其不合理成分 ,并发展其新内容 ,从而找到建立新的行政组织模式的突破口。     

论城市路网结构对平交路口交通的影响

平交路口的交通问题与一个城市的道路网结构密切相关。由于我国城市道路设计功能概念不清 ,路网功能结构、建设标准不合理 ,路网系统性差 ,路段与交叉口通行能力不匹配致使路网节点不畅 ,从而对城市交通特别是平交路口交通的畅通造成严重的影响 ,因此缓解平交路口的交通压力必须注重对路网结构的优化     

当代中国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对政治发展的影响

利益结构是社会系统和政治系统的深层结构,它构成社会和政治运行的内在动力.它的变化对政治结构和政治运行机制的影响极大.可以说,利益运动是政治发展的根本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中,最突出、最核心的变化就是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它将给中国的政治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阐明当代中国社会利益结构变化,并从政治权威结构、政治参与以及政治结构分化这三个方面来分析这些变化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可以深入分析中国社会政治权力结构的应对问题.     

评陪审团制度对社会和刑事司法制度的影响

陪审团制度是英美法系的司法经典代表作 ,由陪审团进行事实审理使公民参与司法过程 ,给刑事程序带来了一系列的变化 :定罪与刑罚程序分立、庭审集中主义的盛行、证据规则的发展及庭前程序的发达。而陪审团更为重要的作用是促进司法民主化和司法世俗化 ,从而树立法律真正的威信。     

以德行政:对官僚制的超越

江泽民同志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教训,提出"以德治国",具体落实到公共行政中,就是以德行政.以德行政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行政模式,我们把它称作为服务行政,它将实现对官僚制的超越."以德行政"的问题进一步明确了我国行政改革的目标,使我们找到了超越官僚制的出路.接下来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就是努力构建以德行政的社会主义公共行政模式.在构建以德行政的公共行政模式的过程中,公共权力的道德化是最为基本的内容.而做到这一点,又需要通过行政体制的道德化建设,通过行政人员的道德价值观念的重塑,才能取得积极的成效.     

关于网络社会的思考

网络技术作为20世纪引领社会产生时代变革的标志性产物,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许多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也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产生了变化。这种改变既为人们提供多种便利,同时又暗藏着一些隐患。本文分析了网络社会的特殊属性,对网络社会产生的问题进行了整理,找出了问题的根源,并针对其要害提出具体有效的解决措施。     

“官僚制”的文化省察

韦伯的官僚制理论以及他的合理性、合法性范畴 ,是 2 0世纪最有影响的学说之一。但是 ,在韦伯的这一学说中 ,却存在着一些根本性的缺陷 ,而且在实践中造成了官僚主义和腐败等诸多社会问题。面对官僚制和合理性问题上的各种缺陷 ,韦伯和哈贝马斯都作了思考 ,并提出了人文救治的方案。但是 ,韦伯的方案只不过是在官僚制外部寻求补救。哈贝马斯提出了交往合理性 ,但交往合理性如何内在地包含着整合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目的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的动力 ,却是不清楚的。所以 ,他们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其实 ,科学的发展已经展现出了走向与文化重合的客观趋势。即使在过往的科学发展和社会理性建构中 ,如果进行哲学的终极追问的话 ,也可以看到文化和价值特别是信仰的意义     

论网络媒体对中国社会舆论格局的影响

网络媒体正以其巨大的技术力量改变着人类的传播进程。对于中国社会来说,网络媒体的重要意义在于商业领域、生活领域的无限延伸及政治领域的理念提升。网络媒体改变了中国社会的舆论格局,使民意得到最大限度的表达。同时,对网络媒体的舆论引导至关重要。     

京津冀城市群网络的结构层次、特征及区域影响

本研究从基于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的网络结构及"点—线—面"的网络结构维度两个层次分析京津冀城市群网络的结构层次、特征及区域影响。研究认为,传统生产性服务业中的物流行业和高级生产性服务业中的金融行业是京津冀城市群网络的主导因素,城市群中北京中心性远高于其他城市,高级生产性服务业的企业相对集中于北京、天津、石家庄三个中心城市,三个核心城市之间的联系构成了网络连接的主要内容。在此基础上,提出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下统筹规划生产性服务业,明确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重点,以生产性服务业为纽带加强区际分工合作,规避局部地区边缘化等政策建议。     

虚拟社会对现实社会的影响及对策

虚拟社会是人们在现代互联网环境中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各类关系体系,它的社会模式来源于现实社会,但又不同于现实社会。虚拟社会对现实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信息传播等多方面都带来了深刻甚至变革性的影响,不容忽视。虚拟社会自身也存在诸如诚信缺失、恶意攻击等多种现实问题,这些问题波及着现实社会,对其亟需加强管理。提高虚拟社会的科学化管理水平,应该在明确虚拟环境中的行业责任、加强正面舆论引导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等多方面予以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