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慈之“忘”与道家之“忘”的哲学意绪与审美观照

“忘”是道家的哲学范畴，它有深邃的审美内涵。英国诗人约翰·济慈也主张“忘”，这是诗人的“忘”，先有审美意义，进而表现出了哲学意绪。道家和济慈都提出“忘”，但“忘”的目的指向与具体内涵不同：“忘”在道家和济慈那里都是修身之法，不同的是，道家之“忘”侧重于对精神世界之苦难的救赎，而济慈之“忘”则侧重于营造诗化人生；道家之“忘”和济慈之“忘”都在于达到审美静观，道家之“忘”的审美目的是在不自觉中达到的，而济慈之“忘”则直接指向审美。     

从《哈佛演讲》到“七·一”讲话──学习江泽民同志“以德治国”重要思想

江泽民同志的“以德治国”方略充分体现在其“哈佛演讲”和“七·一”讲话中。“天人合一”是德之源，“自强不息”是德之本，“爱好和平”是德之兴，“独立自主”是德之制，“团结统一”是德之成，“虚心学习”是德之柄。德法兼治，中国必将如鲲鹏振翅大展宏图。     

安其性命之情——《庄子》思想的核心追求与整体把握

庄子在总结、甄别春秋战国“百家之学”的基础上，继承老子学说，批判孔子及墨家学说，以“任其性命之情”“安其性命之情”“不失其性命之情”为核心和标志，对“道德”和“善”作出了独特的解释与界定。以此为“内圣之道”,庄子提出了卫生全德、养形养神的修养要求和“真人”“圣人”的人格理想；以此为“外王之道”,他提出了君道无为、臣道有为的基本原则和“至德之世”的社会理想。在方法论上，他从“自适其适”出发，主张亦此亦彼，无可不可，齐一是非，不主故常。在承认是非相对性的基础上，肯定、强调无为适性是天下最大的道德善，庄子学说是百家之学中最完美的学说。     

庄子“法天贵真”与其人性论

庄子哲学中“道”既存于本体世界又存于经验世界，这造成了“道”在两个世界的“割裂”，从而相应地分成“道之真”和“道之气”两个方面，进而，这种“割裂”被带入其人性论中，造成人性的“割裂”，则其人性相应地分成“人性之真”和“人性之气”，这两方面相互制约和斗争，构成了人性的内在矛盾。庄子在《渔父》中提出“法天贵真”思想，分别从本体层和经验层来解决此人性矛盾，从而既使“人性之真”和“人性之气”形成了良性互动的人性论图式，又使得生活在经验世界的个体人超越为体道真人。最终，在人性和人生两方面实现了由人向“道”的回归，也使庄子哲学得以完整。     

王夫之“道器合一论” 中的形而上学

王夫之认为， “物” （器） 包涵“可见之实” 和“可循之恒” 两方面，故“道” 由“物”而显，而“物”的生成变易皆依循于“道”。“物” 实是阴阳之混合者。在大化流行（道） 之中，阴阳体量的多寡和老稚、阴阳动静的时机和规律构成了“物” 的生成和变化的多样性，也体现了“阴阳”自身的制式和作用。亦可说，道发挥着对阴阳的“主持” 和“分剂” 之功用，或阴阳的相互作用借由“物”而显明了“道”，故“道” 与“阴阳” （物） 相互以对方为“体”。“道” 与“器”之分源于不同的识度，实是对具体的某一统一体的不同方面的认识。     

不要轻易说“不”

这篇文章通过分析轻易说“不”者之懦、之蛮、之怨；而不轻易说“不”者之智、之勇、之高洁、之顽强等；对比论证出为什么不要轻易说“不”的深刻道理。以内容项评价，这篇文章准确地把握“不轻易”和“不说‘不＇”这两重意思，切合题意，全文中心突出，材料丰富，论证深透，内容充实，情感真挚。     

“意境说”小议

文学的高低优劣，视乎意境之深浅与有无。“境”绝不是“不可思议之境”，但美妙之意境却又是在“但见性情”，不事雕琢的美妙诗中。意境论者是要求不要“雕缋满眼”，有“弦外音”和“状飞动之趣”，而不是“重意轻言”、“重味轻象”和“重静轻动”。有人如是说，不过是皮相之谈。一种学说只要它道出了真理，应不计较它属佛，属道还是属于儒。     

体-用-造-化：文化遗产“格致论”

以“体、用、造、化”的“四字诀”所阐述的文化遗产“格致论”，包括“体”之“名、形、质、色、饰”，“用”之“人、地、事、用、价”，“造”之“材、具、序、诀、仪、艺”和“化”之“天、地、人、变、生”。“四字诀”是对“生生遗续”之概念体系所囊括的“生命礼仪、生态亲和、生计方式、生产技术、生业组织、生养制度”的“六生”体系的再阐释。“四字诀”和“六生体系”，是我们对中国传统智慧的发掘，也是我们对符合中国文化思维方式的文化遗产传承体系的一种探索，期许此文化遗产“格致论”，对文化遗产之“传家”方法论有所裨益。     

“笔墨当随时代”“怒不同人”——浅析郑板桥之“怪”

郑板桥主张“笔墨当随时代”“怒不同人”，正因为此而被当时社会的主流视之为不守墨矩，离经叛道，被冠以“怪”名。素不知其“怪”是紧随时代潮流，贴近时代脉搏的。文章在探讨板桥“怪”之因，“怪”之表现和“怪”之余响的同时，兼阐释板桥“怪”之时代意义。     

关于《招魂》"王者之制"问题

“王者之制”是《招魂》招楚王魂说的根本依据和出发点。长期以来，时于“王者之制”本身却缺乏必要的考察和论证，即有及之者，也多失于简单与轻率。就《招魂》本身而言，并不足以断其为“王者之制”，所谓“王者之制”，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想当然的主观之词，以“王者之制”为依据否定王逸成说显然是说不通的。     

论章法结构之方法论系统

“章法结构”是以“阴阳二元”之互动为基础，经其“移位”、“转位”与“包孕”之作用而形成整体之“多←→二←→一（0）”之螺旋结构的。这种历程，可归本于《周易》，提升至“普遍性存在”之高度，亦即用方法论原则或系统加以确认。而其中“二元”之“移位”与“转位”所推拓的是各层之“章法结构”，而“二元”之“包孕”所连锁的是上下层以至于整体之“章法结构”，它们功能虽不同，却都是构成“多←→二←→一（0）”螺旋结构之主要内容，缺一不可。     

科学回答“四个之问”的理论价值与根本遵循

“四个之问”是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四个之问”各有侧重又互相联系和渗透转化，其辩证统一关系在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实践中得到体现，中国共产党人在对“四个之问”的洞察、剖析和回答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回答“四个之问”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使命，要以“六个必须坚持”为根本遵循，增强回答“四个之问”的主动性，从时代大潮流、世界大格局中谋求中国与世界的共同发展。     

“法、术、势”：从荀子到韩非

在韩非之前，“法”、“术”、“势”并非孤立，这在先秦典籍中多有反映。通过对比荀子与韩非关于“法”、“术”、“势”的思想，发现：荀子以“法”为“治之用”，韩非以“法”为“治之体”；荀子突出“术”之价值理性，韩非彰显“术”之工具理性；荀子重“人设之势”，韩非则重“自然之势”。荀子将“法”、“术”、“势”进行了道德化的改造，而韩非则整合“法”、“术”、“势”，完成了法家学说的系统化。     

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履责：定位、定向、定法

立德树人是研究生导师的首要职责。研究生导师要从明“强国复兴”之大德、守“处世为民”之公德、严“修身养性”之私德的目标定位，把握和内化立德树人的履责内容；从最低的“无觉”的阶段、次低的“他觉”阶段、次高的“自觉”阶段、最高的“慧觉”阶段的发展定向，认识和提升立德树人的履责境界；从把稳“学思践悟”思想之舵、坚定“己立立人”取譬之道、用好“寓教于研”磨砺之策、练就“因人而异”施教之法、凝聚“协同多方”奋进之力等实践定法，创新和用好立德树人的履责方略。     

庄子哲学中的“生死之变”与“死生无变”

《庄子》一书对生死问题有着系统而深刻的论述。本文着重从“生死之理”“生死之变”“死生无变”“养生顺死”四个方面，对《庄子》生死观中的“变”与“不变”进行剖析。“生死之理”是庄子讨论生死问题的理论依据，即道气论。庄子认为生死本为万物生化之一环，其实质为气化流行过程中的聚与散。以此为基础，庄子进而讨论生死之“变”与“不变”的问题。“变”是对生死这一客观现象所作的描述，生死循环无端，自然而然。“不变”则是庄子根据其“齐物”思想所形成之新的生命认识与态度，死生同一，“无变于己”。这种新的认识和态度在现实中具体表现为“养生”和“顺死”的生命态度与实践方式。这些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传统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古汉语介词“之”的形成

古汉语介词“之”的形成杨雅丽“之”在古汉语中是常用字。“之”可以表示动词、代词、结构助词，也可以表示介词。“之”记写动词，含“前往”、“到”之义。“之”记写代词，可以指代人、事物、处所，多用作宾语或定语。“之”记写结构助词，可用于偏正结构的名词性短语...     

传承与异质：宋代诗论与词论雅俗观辨析

宋代诗论和词论中的雅俗观之异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就发展趋势而言，偏重于“会通雅俗”与“重构雅俗”之别。二是就内在结构而言，是“文”“质”之异。三是就情感倾向而言，侧重于“褒扬”与“贬抑”之不同。四是就审美理想而言，主要是“枯澹”与“清空”之异。这四个方面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在传承中呈现出不同的特质。辨析宋代诗论与词论雅俗观，不仅有利于我们更加清晰地厘清宋代诗论与词论雅俗观中的复杂内涵和其内在要素之间的复杂关系，还有助于重构雅词词统。对“永依声”和“声依永”的探讨有利于我们恢复传统的歌诗传统，为中国文学理论的建构提供有益的历史经验。     

“中体西用”——汉语思想界的百年困结(上)

文明的冲突总是不同的“先见”或“前见”之间的冲突。中、西遭遇百年来的汉语思想史即是中国思想界执持中国文化之“体”、之“先见”回应西学和西方文明体制的历史。思想界经由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等实践层面的“试错”一步步由“夷夏大防”之“体”退守到放弃“民贼”专制体制以保国、保种的“国权”、“族权”之“体”，实际上已一步步经由历史经验的先验还原回到中国文明体制之先验形式最深处——亦即回到中国文化之“公”、“私”观，回到中国文化一向所本的正义论根据。然而，退到此处的中国思想界终于未能以深切洞明的反思之思求证本文明先验形式及以此为据的“先见”的先验性之真伪，从而终于不能免于对西学和西方文明体制的一再误读与误植。汉语思想界循此陷入的困结和汉语生活世界引入之“现代性”的伪现代形态与接踵而至的民生苦难，始终与此一未经反思之思（先验还原之思）清理的“中体西用”立场紧密相关。解开汉语思想界百年困结的首要任务即是以反思之思求证思想界自身所本之先见和本文明体制先验形式先验性之真伪。     

试释黄侃论辞书训诂与文义训诂的区别——兼谈《尔雅郝疏笺识》的训诂学价值

古代训诂材料主要保存在训诂专书（辞书）和注释书中。黄侃先生谈到训诂内容时，提出了“本有之训诂”、“后起之训诂”、“独立之训诂”、“隶属之训诂”、“说字之训诂”、“解文之训诂”、“小学训诂”、“经学训诂”诸概念，即对上述两类材料或作动态分析，或作相对静止分析而进行的系统分类说明。古代辞书属“说字之训诂”，而经、史、子、集部书之注释则属“解文训诂”。对二者的差别、特点，黄先生作了精辟阐述。黄先生研究辞书训诂的最重要成果是他的《尔雅郝疏笺识》     

论曾国藩的“治平之道”

文章将曾国藩的家教观，放到历代儒家推崇备至的“修”、“齐”、“治”、“平”这一传统经义信条中加以考察，分析其“修身之道”，“齐家之道”和“治平之道”。认为曾国藩一生虽致力于“匡时救世”、“治国平天下”的大业，但家书中出现的“不当官”、“不从军”、“做读书明理之君子”等教诫，是不得已而为之，有他的难言之隐，且含有韬光养晦、洁身自保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