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权力法治化运行的逻辑建构

我国权力法治化运行的机制框架和基本内容包括权力的配置与划分、权力运行程序和权力行为责任三个方面的法治化。权力的配置与划分是权力法治化运行的依据和基础,权力运行程序是权力法治化运行的途径和关键,权力行为责任是权力法治化运行的监督和保障。这三个方面的法治化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统一。实现我国权力法治化运行的特殊国情背景,决定了它是一项复杂而长期的系统工程。     

论社会管理中的程序正义及其实现路径

探究现代社会管理的价值取向,即在解决社会秩序需求的前提下,强调权利保障及其实现。对社会管理程序正义进行价值分析,阐释程序正义是评判社会管理正当性及合法性的重要标准,同时有助于作出"善"的社会管理结果和规制社会管理中的权力运行。指出社会管理程序正义的实现路径是要在社会管理中遵循程序参与、程序商谈、程序公开、程序透明、程序平等及程序中立等原则。提出社会管理要符合"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实现管理的现代化,就必须做到社会管理程序正义。     

政治权力与正义之结构性思考

政治权力系属一项复杂且令人迷惘的概念,原因在于动机与政治行为之间的关系,是相当复杂的,因之,如何思考权力与正义理论之间的结构性问题,诚属重要。正义理论系属规范性的理论,它要对政治社会制度和个人行为的正当性与合理性,提供理论依据和衡量的标准。当代西方哲学家对正义理论的思考,往往系以分配正义为核心。探究政治权力与正义之结构问题,除了考虑分配正义之外,还应从程序正义与法律正义等面向解析。     

论核威慑的正义防御原则

核威慑的正义防御原则对最大程度地限制核威慑这种“以恶制恶”的手段,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核威慑的自然属性是战争防御手段,它是正义防御原则规制的前提。核正义威慑论为正义防御原则提供了理论基础。核威慑在维护国家主权与保护普遍人权之间可能存在冲突关系,这需要对核威慑的权力与权利进行限制。核威慑的权力必须在权利的框架内运行。正义防御原则的约束性规范以核威慑行为为中心,可以分为权利正当性与行为正义性两个层面。自我防卫原则、紧急必要原则和程序合法原则关涉核威慑权利的正当性,区别对待原则与手段相称原则涉及核威慑行为的正义性。     

基于生态环境正义的长江经济带环保问责机制创新

环境正义理论已发展成为生态环境正义理论,涵括生态环境的承认正义、程序正义和分配正义等三个辩证统一的维度。生态环境正义是地方政府生态环保问责机制的主体基础、运行保障与目标导向,而问责机制的完善是实现生态环境正义的关键。通过检视长江经济带地方政府生态环保问责机制存在的五大短板,提出要创新地方政府生态环保问责机制,应从问责依据法制化、内容明晰化、主体协同化、对象合理化、程序法治化等方面精准着力,以期落实地方政府的生态环保责任、推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行政法治化的成效考察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法治化宏观背景的日渐清晰,乡村行政权力的运行正逐渐转入依法行政的法治轨道,乡村行政法治化取得明显进展,主要表现在:依法行政正在成为乡村行政主体的普遍观念和自觉行动;非强制性的服务行政逐步成为乡村行政的主要方式和重要内容;正当性法律程序的观念和原则开始在乡村行政过程中得到贯彻和体现;行政法制监督在保证和促进乡村依法行政中的作用逐步加强.     

权力法治化:概念、基本指向与体系建构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法治中国"的总目标,实现权力的法治化是关键。法治化的内涵包含了两个基本向度,即公权力受到制衡与私权利受到保护。基于此,权力法治化则逻辑地涵涉了以下4个基本指向,即以公民权利制约公共权力、以法律践行监督公共权力、以公共权力维护公民权利、以公共权力保障法律践行。以此为基础,实践权力法治化则需要建构"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惩防依法,监督有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权力制约监督体系。     

立法程序的正当性

立法不公的现象越来越受到关注。在造成立法不公正的诸多原因中,立法程序的不正当往往位居于关键位置。然而,立法程序的正当性学理分析一直受到忽视,原因既在于传统上我们对程序法的研究不够重视,更在于传统上关于法的本质的片面观点窒息了我们对立法程序进行正当性分析的学术空间。事实上,基于其“造法之法”的独特程序法地位,立法程序的正当性是良法得以生成的逻辑前提。立足于正当性与实质价值论间的相互关联性,立法程序的正当性可以通过其价值基础、正义诉求和伦理本质三个方面体现出来。     

权力与权利的新探析

权力与权利的理论是法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许多法学家都进行了富有成果的探讨,但仍存在很大的争议,权力起源的理论仍有待于进一步明确。权力自身并不存在正义或异化的原始属性,权力的存在是有一定的正当性基础的,它与权利的背离是永恒的。对权利与权力都应进行规范和约束。     

程序正义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价值分析

以程序正义为分析视角,就程序正义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价值进行探讨,指出程序正义具有合理分配利益、保障公民权利、防范国家权力滥用、和平解决冲突和有助国际司法协助的价值。     

刑事诉讼中私人取证的价值分析

刑事司法实践中,实务界依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0条与第52条的规定,采取证主体合法性理论。依据取证主体合法性理论,只有国家公权力机关有权进行刑事取证,有权取证的主体并不包括被告人、被害人等私人主体,并据此认定私人取得的证据因主体不合法而不具备证据的合法性,因此没有证据能力,此类证据在刑事诉讼中是不可采的。域外法治国家的刑事司法中通常对私人取证进行明确的法律规定,对实践中存在的私人取证予以合法化,这就使得我们不得不对私人取证进行价值分析,对其背后的价值冲突、合理性与必要性进行分析。     

试论正当业务行为正当化的根据与价值

正当业务行为形式上符合犯罪构成的特征,其正当性的根据在于它是一种具有机能作用的社会相当行为,且保护和促进的法益要大于所侵害的法益。正当业务行为具有人权、正义和自由的价值,我国刑法有必要予以法规化。     

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弊端及其出路

我国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贯彻刑事优先原则,混淆了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在证明标准和证据规则方面的差别,以刑事诉讼程序取代了民事诉讼程序,异化了附带民事诉讼的本质,不利于维护诉讼双方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违背了程序正义的要求。由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存在与身俱来的、不可克服的内在制度性缺陷,无法通过完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立法来彻底消除其弊端,最终应将该制度取消。在此之前,应以司法解释的方法,克服其技术性缺陷。     

许霆案:凸现民主解释法律的重要性

许霆案凸现出民主解释法律的重要性。一项充满正义、合法的法律解释,当然包括刑法解释。只有所有参与者平等自由地论证、商谈,才能最终得出科学、合理、合法的解释结论。     

论刑事领域中的错案追究制对司法行为的影响及其对策

刑事领域中的错案追究制不符合司法的客观规律和职业特点,容易影响法官和检察官的心理,继而对司法行为产生影响。应废止错案追究制,吸收责任归因理论的研究成果,以可控性为原则,以行为和程序为标准规范检察行为和审判行为,促进司法公正的实现。     

刑事诉讼分权制衡机制之价值论析

分权制衡机制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研究,一是事实层面,一是价值层面。价值层面的研究是以人和人的需求为依据展开分析,对分权制衡机制的正当性进行论证。刑事诉讼中的分权制衡机制之价值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其作为刑事诉讼主体自由保障机制的价值;二是其作为诉讼公正实现机制的价值;三是其作为诉讼效益促生机制的价值;四是其作为对立关系缓释机制的价值。由此,我们不应当仅把刑事诉讼分权制衡机制视为权力制约的方式,而要全面认识其在刑事诉讼理论与实践中的重要意义,并在制度构建中充分贯彻和体现分权制衡原则,使该机制能更好地发挥功用。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问题与对策

在刑事司法轻刑化运动的推动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近年来在司法实践中备受青睐。但由于刑、民立法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均不重视,相关立法相当粗疏,导致该制度实际运作中存在一些问题,影响了其功能发挥。鉴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与普通民事诉讼存在种种差异,我国立法应对其设计特别的调解程序规则。     

论我国40年来刑事司法的价值追求

历经40年发展,我国的刑事司法取得重大进步,最重要的是刑事诉讼立法的进步,关键是不同时期立法价值追求的与时俱进和伴随时离时合的实践。1979年起我国刑事司法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追求裹挟于打击犯罪之中的真实再现,注重实体公正。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程序公正开始制度化,但实践效果不理想。2012年《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是1996年程序公正制度化的再推进,是在人权保障层面上的新展开,但办案人员在某些个案中基于法外利益考虑而置程序公正于不顾的做法仍在延续。2018年《刑事诉讼法》第三次修改,有对程序公正和人权保障的促进,也有对反腐败法治化的呼应。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刑事司法的价值追求在既往基础上继续拓展,最终要以人民为中心彰显司法的公信力,在立法推进、司法能动、当事人参与和民众关注下,要把人权保障、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整合到中国人对刑事司法的信任与司法权威的自觉彰显之中。     

一个权力 两种模式：诉权视角下的检察官自由裁量权

检察官的起诉裁量权存在以诉权为核心的英美法系模式和以司法权为核心的大陆法系模式两种不同的模式。我国现行的起诉制度采行了具有刚性特征的大陆法系模式。为了顺应刑事司法发展的国际趋势,有必要对我国的检察官起诉裁量权制度进行诉权化改革,柔化现行起诉制度,扩大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     

轻刑化背景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制度之完善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发展与近年来刑事司法轻刑化运动密切相关。当事人达成了调解协议,往往意味着被告人能积极悔罪、减轻社会危害后果且得到被害人谅解,从而导致对刑事部分的从宽处理。鉴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与普通民事诉讼调解存在诸多不同,我国立法应对其设计特别的调解程序规则,特别是应该在适用范围、当事人的知情权、调解人的权限以及调解协议的执行等方面予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