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嘉庆道光时期的河东盐政

山西解州、安邑之间的解池(又称河东盐池),在清代是全国重要的盐产地之一。解池所产池盐又称河东盐、潞盐。清初至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河东盐课“摊归地丁”改革前,河东盐行销山西、陕西、河南三省的一百七十二个州县①。到嘉庆、道光时期,行销地区则稍有变动。由于河东盐“课以锭计,引以名计”②,课银五十两为一锭,盐二百四十斤为一     

古代运城的创建与发展

山西运城是元末兴建,明清时代发展起来的一座盐业专城。探讨它的兴建、发展和变化的历史,对于认识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城市的特点,颇有助益。一运城古名潞村,位于山西南部,濒临河东盐池。河东盐池又名解池,是一个古老的天然结盐之池。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载:“池水东西七十里,南北十七里。紫色澄渟,浑而不流。水石盐盐,     

宋代盐业及其在军事边防上的作用

盐是人类生活的必需品，也是历代王朝一项重要的财政收入。征收盐税始于春秋，到汉武帝时盐归朝廷专卖，此后历代王朝亦行专卖。宋代盐税收入甚至在军事边防上起重大作用。一、宋代盐业生产宋代盐的品种公私通行者有四种：池盐、海盐、井盐、岩盐。除岩盐外，其他三种盐都是人工制成的。就盐的形状和制法言之，可分为颗盐和末盐。“引池为盐，日解州解县、安邑两池，垦地为畦，引池水沃之，谓之种盐，水耗则盐成”①。“其为盐如耕种，疏为畦陇，围堑其外，以水灌其间，必俟南风起，此盐遂熟，风一夜起，水一夜结成盐”②。解盐是呈结晶体的…     

西北地区农业重大灾害区域差异的实证分析——以甘肃省为例

甘肃省是西北地区重大灾害频发、损失严重的典型地区.本文以甘肃省为例,以河东地区和河西地区受灾率作为衡量受灾情况的指标,采用GE指数法对1998-2008年甘肃省农业重大灾害进行了区域差异分析.结果发现,将差异分为地区之间差异和各地区内部差异后,两个地区之间的差异大于各地区内部的差异.同时,河西地区平均受灾率小于河东地区,但是河东地区内部各市间受灾差异大于河西地区,此外还分析了不同灾种间受灾率的差异.     

甘肃省域河西河东城乡男女居民性格特征调查比较分析

采用Y—G性格量表对甘肃省不同区域1342名城乡居民性格特征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1．甘肃省区域居民人格特征的总体情况是居民在攻击性和思维外向性方面得分最高,而在主观性方面得分最低;2．男女两性在攻击性、一般活动性、乐天性、思维外向性、支配性和社会外向性差异显著,男性的得分明显高于女性,在主观性方面差异显著,女性得分高于男性;3．甘肃河东河西两地居民性格特征在循环性、主观性、非合作性方面差异显著,河东居民得分明显高于河西居民;4．居民受教育程度在主观性方面差异显著。     

清初的陕甘与宁夏盐政

清代前期,陕甘运司所属花马池池盐及井盐产地,是全国十一个食盐产区之一。据《清盐法志》记载:“陕甘旧行引盐,池产二,曰花马大池,曰花马小池。井产二,曰西和,曰漳县。其不行引盐之处,池滩甚多,统谓之土盐。而边墙以外,接壤蒙古,地多斥卤,更无盐法之可言矣。”其中,在陕西定边县者为花马大池,在甘肃灵州者为花马小池。花马大地的池盐生产方法则是在每年二月间,“于池内开治坝畦,引水入池灌畦,风起波生,日晒成盐,用力极易。唯天旱少水或雨水过溢,所产差少。”乾隆五十九年时,清政府为加强对花马     

先秦两汉"河东"地域称谓演变考

河东地域称谓承载了重大的历史文化内涵,该称谓经历了长时段的演变。商代是河东称谓的萌生期,指河济之间,与后来的河东曰兖州意义相同。后世常用的晋西南意义的河东称谓产生于秦人,而居于晋西南的晋、魏之人却称此地为河内或西河。历史以秦人为主体统一六国,晋西南之河东称谓因此上升到国家行政层面,与此同时,社会生活层面仍在使用最初的河东含义。王莽曾经废除行政层面的河东称谓,但两汉时期大体上继承了河东称谓的这两个层面。     

论河东文化的历史地位

河东,秦以前仅是地理上的泛称,主要指今山西南部黄河以东地区;秦时置为三十六郡之一,方有了行政区划的含义,约相当于今之运城、临汾两个地区;秦至唐、宋以来,河东或称郡、称道、称路,地望有了变化,其治所大多仍在晋南,故一般通称晋南为河东地区。河东文化源远流长。在华夏文明史前时期,河东是中国原始人类聚居的集中地带,积淀了极其深厚的原始文化层;在华夏文明起源及其发展历程中,河东是华夏族先民的活动中心,华夏文明的直接源头;在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春秋战国时代,河东是新兴封建     

梁惠王河东河内移民说辨正

以往对梁惠王所谓"河东"的理解存在以今况古的方法错误。战国时代有两个河东,晋西南之"河东"源自秦人,魏人称此地为"西河"。梁惠王与孟子同属东方人,他们所谓的"河东"处于同一个话语体系中,应当指兖州之"河东"。     

唐代河东柳氏与古文运动

唐代河东柳氏古文家辈出,其古文理论与创作十分丰富。河东柳氏有重视史学的家学传统,以及重礼法、尚质实的家风,学风家风与古文运动的实质颇相契合。唐代河东柳氏与唐代的礼法高门山东士族有密切关系,与古文家过从甚密。河东柳氏参与并影响了古文运动,柳宗元正是在家族文化土壤中成长并成为古文运动的领导者。     

民国时期云南盐商、私盐与辑私关系探析

民国时期,云南存在着新、旧两类争利的盐商。这一时期云南省内私盐更是盛行,究其成因当与盐商的牟取暴利有着重要的内在联系。辑私虽一直被政府所重视,然在官商勾结、商人与官兵勾结、商人与灶民的勾结下,名辑实保现象严重。     

徽商经营淮盐最早时间不晚于西商

《清史稿》等史料表明,明前叶经营淮盐的商人主体,是由西北商与淮商(又称扬州盐商)所构成。即该时期淮商不包括西北商。且在当时的淮盐经营中,也无陕商、晋商、徽商等一类称呼。从这种意义上看,不但徽商与西北商是处在不可比状态,而且连陕商、晋商是否为西北商主体也须论证。再据地方史料记载,徽州早在明初,甚至宋元时期,便有人迁往两淮,并有人在那里业盐。是盐法志科第记录表明,构成明前叶西北商主体者,为陕籍商人(另可能还有晋籍),而同时期的淮商主体,则只能是徽籍商人。且该时期在淮徽籍盐商绝不是一个小数,其科举业绩也早于西北商。故从这种意义上说,明前叶又是徽商与西北商同时在经营淮盐。明中叶以后,西北商加入淮商,与徽商一起构成新的淮商主体。     

明清山西盐商与茶商之比较

山西商帮是明清时期重要的商人集团,其经营的商品以盐、茶规模最大,两者均为官府严格控制的专卖商品,均能获得垄断利润,因而有许多相似之处。同时,盐商与茶商在兴起的时代背景、经营活动的地域范围、衰落的原因等方面又有明显的相异处。本文就山西盐商和茶商之间的异同作一比较分析。     

清代解盐制造系统及其技术探略

清代晋商在政府的许可下,纷纷进入解州盐池,投资经营制盐业。他们每年组织大批雇用工人在全封闭的高墙内进行生产活动:及时开辟池旁土地,设置畦池,放入大池卤水并调配淡水,利用天日晒制。所产食盐,按照场官指定位置,储存于固定的盐亭,以待经户部备案的专职运销商人前来购买。     

部分徽州歙县盐商故里及家族

明清时期徽州盐商,以歙县为最,考察盐商故里及其家族,对于明清时期社会经济的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本文在梳理歙县盐商故里分布的基础上,对长龄桥郑道同家族、西溪南吴氏、潭渡及竦塘里黄氏、潜口汪氏、江村江氏、许氏与鲍氏等家族情况进行了梳理考证。     

清代两淮盐商与扬州饮食

清代的两淮盐课“动关国计”,两淮盐商富甲天下。盐商的大量资金相当一部分用于自己奢侈性的消费,其饮食消费对扬州饮食风尚产生了极大影响。清代盐商对扬州饮食文化有着应予肯定的贡献。     

画坛“扬州八怪”与盐商

“扬州八怪”是中国绘画史上一批风格相近的画家总称,清代中期活动于扬州地区,主要靠卖画为生。盐商在扬州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奢靡的物质生活条件下,精神消费品的需求量大增。“文之极,画也”,盐商对绘画作品的需求拉近了与“扬州八怪”诸多画家之间的距离,画家依附盐商成为普遍现象,这种现象使“扬州八怪”成为中国绘画史上独特的一个群体。     

清代两淮灶丁之生存环境与社会功能

清代两淮灶丁是两淮官盐和盐课的主要创造者。在食盐专卖体制的重压下,这些被清政府强行固定在盐场上的食盐生产者,每年都为国家创造了大量的社会财富。然而这样一群为社会做出过突出贡献,有着强大功能的社会弱势群体,却面临着十分恶劣的生产条件与生存环境。在官吏、盐商及其地方官僚无休止的剥削与压迫下,灶丁往往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悲惨生活;而恶劣的生产条件和天灾人祸更使他们朝不保夕,随时都有失去生命的危险。两淮灶丁的上述悲惨境遇,为我们探寻清代两淮私盐问题活跃之原因提供了部分依据：     

乾隆年间两淮盐商的资本积累与流向

清代乾隆年间,两淮盐商依仗清王朝赋予的政治经济特权,在盐务官员的庇护和皇帝的大力支持下,得以垄断两淮食盐贩卖的厚利,并因此发展成为挟资千万、富比王侯的巨大封建商业资本集团。拥有巨资的两淮盐商,其资本流向是多方面的,他们除将部分财富耗费于购置田产和奢侈消费外,还将大量资本回馈社会,积极投身于救灾济荒、筑路修桥及抚孤恤贫等社会公益事业。     

也谈徽州盐商与盐务官僚——对王振忠先生一篇论述的商榷

在《盐法策》史料和“交结联宗”史料中,并无关于徽州盐商与盐务官吏勾结以及贿赂等事实依据。王振忠先生是用“捕风捉影,无中生有”的手法,将勾结、贿赂等耸人听闻的炒作言辞加在盐商身上,并又夸大其词,称盐商夹带盐斤是“贪赃枉法”。这些都是欠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