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吉登斯结构化理论建构的创新综合模式——对传统社会学理论二元对立的超越

在解决传统社会学"二元对立"方面,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的建构模式是一种有别于"单一片面模式"和"简单综合模式"的"创新综合模式"。它的创新体现在两点:一是以"结构二重性"为起点和主线、以实践为基础,揭示了微观的个人行动框架与宏观的社会结构框架的互构机制,建立了一个新型的概念框架;二是通过揭示各社会因素中的反思性特征确立了一种实践视野之上的反思方法。这两点决定了他能够消解传统的二元对立,回归到中介和统一。     

从二元性到二重性:吉登斯对社会学方法规则的超越

吉登斯的社会学研究 ,是以三条线索为逻辑展开对社会学方法规则的重构。一是试图解决一向困扰社会学研究的社会系统 (结构 )与个体行动之间的关系问题 ;二是寻求解决生活世界与社会科学专业性世界之间的关系问题 ;三是着手解决理论之间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正是通过这三条线索的逻辑展开 ,吉登斯实现了社会学方法规则的超越。     

超越二元对立创建辩证和谐

“主客二分”不等于二元对立,也不能因为辩证思维承认矛盾的对立而将之说成是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辩证思维承认矛盾的对立,也认识到矛盾双方的相互依存、相互融合、和谐统一。随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一方面创造了彻底解决和超越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现实基础,一方面又开创了辩证和谐发展的大时代。     

如何超越"二元对立"——中国艺术美学基本问题的相关讨论

如何超越二元对立思维框架,是21世纪中国艺术美学创新的基本问题。在这一基本问题的探讨上,我国出现了后二元对立和前二元对立两种超越模式,后一种超越模式主要源于海德格尔终极构成的境域论思路。按照这种划分,我国学者过去讨论中国传统艺术美学的天人合一基本思路仍然属于在二元对立基础上加以整合的后二元对立框架,尚未达到在二元对立发生之先敞开的前二元对立的境域论高度。其实,中国传统哲学美学探讨的恰恰可能是前二元对立的世界,所以,海德格尔的前二元对立思想与中国传统艺术美学的基本思想具有会通之处,这种会通探索拉开了中国传统艺术美学思想当代转换的深层帷幕。     

生成结构主义：布迪厄社会学思想的核心与基础

在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个体与整体、主观与客观等笛卡尔式的二元对立构成了社会学理论争鸣的基础。然而,这种“两分法”的研究方式在社会学理论进入当代以来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批评,引起了社会学理论大师们的深刻反省,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他颠覆了孔德已降的许多先贤成见,综合“结构主义”和“建构主义”两种路径,提出生成结构主义,建构了自身的理论系统,从而为研究和认识社会现实提供了一整套理论思考的工具。     

社会学方法新规则——试论布迪厄对涂尔干社会学方法论的继承与超越

本文从布迪厄对涂尔干客观主义社会学的批判性继承出发,对其社会学方法规则进行了理论性探索。涂尔干指出,社会学要想成为一门真正的社会科学就必须与各种浅见和成见划清界线并将独立于行动者意识与意志的社会事实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而另一方面,布迪厄则主张应该将受涂尔干排斥的“行为者的浅见和成见”同样视为社会事实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此基础上,他确立了自己的社会学方法规则:社会事实除了如涂尔干所主张的那样是一个独立于行动者意识与意志、具有强制力的外部事物之外,还应该包括行动者所持有的关于社会世界的基本表象。布迪厄的超越方法论整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对立的社会学方法论如今已成为社会学领域内最具影响力的方法论范式之一。     

乔伊斯作品中的二元对立哲学思想

乔伊斯一生饱读大量西方哲学经典作品,不仅从中摄取了可资借鉴的哲学理论,也更善于将经典哲学学说、现代思想和个人智慧巧妙地结合起来.其作品处处透射着二元对立的哲学思想,这是其作品获得不朽的重要因素.     

浅谈吉登斯对现代性内涵的理解

对于吉登斯关于现代性内涵的理解,国内学界更多是以其20世纪90年代初出版的《现代性的后果》、《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为基础,从四个制度维度方面来理解现代性的。以其后来出版的《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一书为基础,本文认为,吉登斯对现代性的理解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现代性建立的理念,二是现代性的四个制度维度。     

没有革命的历史——评吉登斯对马克思历史理论的诠释

吉登斯对马克思历史理论的诠释主要围绕"人类创造历史"命题展开,该命题在马克思和吉登斯的思想体系中均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马克思从生产劳动的角度解释历史,把人民群众看做是创造历史的主体,把人们的生产劳动和革命实践看做是创造历史的过程,把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看做是创造历史的归宿。吉登斯也对"人类创造历史"命题进行了系统的解释。他把启蒙运动看做是人类有意识地创造自己历史的起点,把普通行动者看做是创造历史的主体,把当今风险四伏的高度现代性社会看做是创造历史的结果。比照两种历史版本,吉登斯版本的历史理论反映了他对当今晚期现代性社会的思考,但却消解了马克思历史理论中的革命韵味。     

超越社会决定论--布迪厄"文化资本"概念再考

"文化资本"是布迪厄社会学理论体系中极为重要,也最具争议的一个分析概念.笔者认为,文化资本不只是一个能把握文化的"被形塑结构作用"的静态的、具有社会决定论色彩的实体性概念.它同时也是一个能充分理解行动者"形塑结构的作用"、并反映各种变化的动态的运动体.本文正是基于以上这一认识,尝试对作为一个把握行动者个人能动作用的"文化资本"概念作一个较为详尽的社会学考察.     

论鲁迅《野草》中二元对立思维的生成及其超越意义

散文诗集《野草》中蕴含最明显的一个思维特征就是贯穿于24篇散文诗中的二元对立思维。充满悖论的逻辑矛盾,对否定的否定、对矛盾的抗争,以及归于虚无同时抵抗虚无的情感,体现出极其沉重的终极痛苦。其对立的精神苦痛生成于佛学、尼采哲学以及启蒙思想的多重影响。而鲁迅在长期精神斗争中实现了二元对立思维的超越,这对于其人格的铸造和文本的塑成具有重大意义。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对二元对立的消解——以1—17首为例

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是西方思想的重要体现,这种模式不仅表现在宗教、政治、哲学上,还表现在文学创作中。莎士比亚在其规劝友人传宗接代的诗歌中消解了这一传统模式,给这一简单主题赋予了极大的张力,让读者在欣赏莎翁绚丽语言的同时,也可理解其深邃的思想。     

哲学、美学中主客二元对立与辩证思维

主客二分并非二元对立,辩证思维也并不是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在差异、矛盾的不同形式、“杂多”与“对立”的本质差别、矛盾的对立性与统一性的关系,以及解决矛盾对立的观念、态度、方式、方法等四个方面,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和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都有着本质的差别。     

民族概念体系中的若干二元对立存在

民族概念作为民族理论与民族实践的起点,在相关研究领域中具有基础性作用.由于民族概念自身的复杂性及理论整合的欠缺,民族概念体系内部在民族的本质属性、构成要素、形成方式、起源时间等基本理论问题上充满矛盾和张力,并逐步形成了文化与政治、主观与客观、原生与建构、永存与现代等若干二元对立的存在.二元对立对应着民族概念的重点与难点,对其进行解析具有理论和方法上的双重意义,也可为概念体系的重构提供建设性思路.     

中国社会学研究中的二元对立及其局限

中国社会学研究中普遍采用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传统与现代”等二元对立的研究范式。这一流行的范式是中国社会学发展的两个重要时期与中国社会变迁的两个特殊阶段的共生关系、经典社会学理论以及社会学研究中“唯智主义”影响的结果。但是这种范式在方法论上导致了社会认知的抽象化、简单化和社会实践意义的缺失。同时 ,当前中国的一些突出问题和现象也对这种研究范式提出了挑战和质疑。要克服二元对立范式的局限性 ,则需要处理好推理性的命题与实践的内在逻辑、“范式优先”和“实践至上”的关系。     

超越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试论布迪厄的关系主义方法论

在社会学方法论领域,一直存在着整体主义方法论和个体主义方法论之间的二元对立。布迪厄试图超越两者的对立,提出了一种综合的关系主义方法论。这种关系取向的研究方法将“场域”视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和基本分析单位,克服了由(社会或个体)实在取向的研究方法而导致的社会学中的一系列二元对立。     

大卫·米切尔《云图》中的二元对立颠覆

大卫·米切尔在小说《云图》中不仅指出了二元对立,更颠覆了二元对立,从根本上消解了西方传统思维模式——逻各斯中心主义思想。打破二元界限的过程折射出米切尔的解构主义思想以及他对文明与真实的思考：只有看穿二元对立的本质,剥下权力的外衣,才能得到最原始的真实。     

二元对立视角下的《桃花劫》

女性主义文学代表作家海男坚持从女性身体写作出发,通过探究女性隐秘的内心世界来揭示女性的生命历程,用诗一般的谜样语言展示女性身体的本体欲求.在《桃花劫》这部被称为"女性身体的忏悔录"中海男对当下现实生活世界男性与女性、女性自身之间天使与妖妇、灵魂与肉体的二元对立关系进行揭示.达到用身体书写女性难以言说的内心体验,用身体记录故事,通过身体传达那来自灵魂的呐喊与哭泣的效果.     

韦伯与吉登斯社会行动观之比较

韦伯和吉登斯都是对社会行动研究做出过重大贡献的社会学家。韦伯的社会行动是受个人意识支配并指向他人的行为;吉登斯的社会行动则是一种与结构紧密相连的反思性行动流。本文指出了两者社会行动观的一致性在于重视个人意识在社会行动中的作用,同时选取了行动、意识、行动与结构的关系这三个角度着重比较两者差异性,得出结论认为：韦伯社会行动观的核心词是静态化、意图性和解释性,而吉登斯的核心词则是动态化、反思性、实践意识和结构。     

布迪厄社会学理论对女权主义理论的启示

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为女权主义理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与有益启示：他超越二元对立的理论主旨,为女权主义理论提供了思维方式的启示;他的社会学理论的＂反思性＂特征,为女权主义理论质疑并挑战传统社会科学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他倡导的理论与经验研究相结合及方法论的多元化,对女权主义方法论的探索提供了重要启示;他的符号权力理论为女权主义提供了很好的解释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