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可固法 法可厚德

法律和道德二者有着密切的关系,法律源于道德又规范道德,道德合于法律又高于法律;法律是道德发生作用的保障,道德是立法、执法、守法的基础。目前的中国应以“道德的法律化”为主,“法律的道德化”为辅。     

法与政治位阶之辩——袁世凯与宋教仁法政观之比较

民国初年是中国现代化的肇端,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思想在这里对抗和交融.袁世凯和宋教仁的思想代表了民初政治中两种扞格不入的法政观.二人思想冲突的根本在于二人对东西方政治传统认同迥异,尽管都以建设共和为目标,袁世凯坚持中国传统延续,宋教仁则受西方思想影响极深.二者在共和观念来源这个基本问题上就产生了分歧,以至于在法律与道德、法律与政治的关系认知上分道扬镳.袁世凯以道德为目标,法律为工具,政治在法律之上;而宋教仁认为政从法出,法的位阶高于政治.     

传统西方政治哲学对权利与制度的研究 ——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分析

西方关于权利与制度的研究高潮当属启蒙政治哲学,并形成了认识论哲学流派与道德哲学流派,但二者均无法恰当地处理权利与制度的关系,唯有马克思在构建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恰当地解决了权利与制度的关系,即唯有在"自由人联合体"的制度中,正义、自由、民主等权利才能彻底实现.当前学界关于权利与制度域题的研究,惯于将二者区别进行研究,要么将权利单纯地归为法律范畴,围绕"义务本位论"进行学术考察,要么单纯地对制度进行政治学与社会学研究,线性地分析制度属性.事实上,"权利——制度"是一对政治哲学范畴,将二者联系起来才能准确理解权利与制度关系.     

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协调发展刍议

追溯古代文化思想的发展,无论法家还是儒家,在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上,都有互相配合,综合治理的主张.在社会主义历史条件下,法制建设需要道德作为它的精神支柱,道德建设需要法制作为它的权力支柱,二者协调发展,紧密配合,相互补充,相互促进,正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政治需要.     

天平的两端——法律与道德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一直是法哲学的热点话题,历史上不同学派意见不一,实证法学派主张二者是分离的,而自然法学派却认为二者是联系的。但是二者于联系中又充斥着冲突,尤其是法律与愿望的道德之间的冲突,因此如何协调二者的关系,尽可能地解决冲突至关重要。     

论道德的辅助地位

“法治”与“德治”都是治国的方略 ,而且从功能上看二者是相辅相成、互相结合的。但从法律与道德在治国中的地位上来看 ,二者并非是平等的 ,有一个主次之分。目前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条件下 ,法律应处于主导地位 ,道德只能处于辅助地位。     

德治与法治结合并举的学理依据和现实根据

无论是“依法治国”还是“以德治国”都是单方面的、不完整的治国方略。法律和道德都是调节社会人群相互关系以及行为的规范 ,但二者又各有其独特的地位和功能。对制约人们的行为来说 ,道德是内在的“自律” ,法律是外在的“他律” ;道德治“本” ,法律治“标” ;道德“教人为善” ,法律“禁人为恶”。法治和德治各有其局限性 ,法治必须以德治为思想基础 ,德治必须以法治为现实保证 ,二者相互结合、相互补充 ,共同构成完整的治国方略。     

道德与法律关系的理性审视

道德与法律是调整人们行为和维持社会秩序的两种重要的社会规范,二者的关系是法哲学的基本问题。传统康德理论模式,提出了内在的道德与外在的法律。分析实证主义法学主张道德与法律是可分的,彼此没有必然联系。自然法学理论强调法律之道德性。这些观点,尽管都有偏颇,但毕竟为我们处理道德与法律关系问题提供了理论场景。     

道德中心主义与政治进步

道德中心主义在政治方面最突出的表现是用道德代替政治,使政治道德化;在看待道德与法律对于治理国家的意义上,夸大伦理道德的作用,贬斥法律特别是刑罚的意义。道德中心主义还主张“人治”。现代社会政治最基本的特征是高度民主和严格的法治。长期以来,道德中心主义始终是阻碍中国社会向这两个方面前进的主要绊脚石。     

中国古代政治与道德关系的历史考察

中国古代社会中政治与道德关系的理论发展经历了夏商朝的混沌期、西周的雏形期,春秋战国的争鸣期,汉朝的定型期,之后历经唐、宋、元、明、清诸王朝,二千多年间二者的关系从政治的道德化逐渐演变为道德的政治化。在政治实践中,周王朝取代商王朝以及"以德配天"理论的提出,标志着政治发展的逻辑与理论基础与理论中二者间的关系开始分离。汉武帝独尊儒术的政治实践确立了政治道德化的表象,而在实质上却是道德的政治化。     

道德建设应与法制及体制建设相结合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施道德建设 ,必须与法制建设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结合起来。道德建设只有同法制的完善相结合 ,才能得到促进 ;道德建设只有同体制的改革相结合 ,才能得到推动。     

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矛盾与冲突探析

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面临着诸多社会矛盾和冲突：政治领域中的集权与分权、法治与人治；经济领域中的新旧体制摩擦、利益差别的扩大、公平与效率的矛盾；文化价值领域中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碰撞。化解这些矛盾和冲突必须继续深化改革，大力发展生产力；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机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形成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实现三个文明健康协调发展。     

中英现代化社会转型期官德建设比较研究

官员道德建设是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比中、英两国官员道德建设的实际情况,中国官员道德建设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如官员道德法规欠系统性和权威性、官员道德监督惩治机制欠健全、官员道德教育欠长效性和时效性、官员道德评价机制欠落实等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依法治国",通过进一步健全官员道德法律法规,完善官员道德监督机制,提高官员道德教育水平,推行官员的道德评价,切实保障"依法治国"视域下的"依法治官"取得实效。     

略论先秦“人治”与“法治”思想的论争实质

先秦时期,儒家主张“人治”,法家主张“法治”。他们的分岐是:治理国家主要依靠什么?是道德还是法律?人治论者认为国家主要应由具有高尚道德的圣君贤人通过道德感化来进行治理。法治论者则认为主要应由掌握国家权力的人通过强制性的法律(实际上指刑法)来治理。他们在政治制度设计上虽有分歧,但在维护封建专制制度这一根本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他们的思想分歧并非现代“人治”与“法治”思想在治国方式上的根本对立。尤其是古代法家的“法治”并非现代中国人正在建设过程中的法治,现代“法治’,是根本否定“人治”即专制的,是以“人民主权”“法律至上”“依法行政”“权利平等”为基本原则的治国方略。而古代法家的“法治”是维护专制的手段和工具。     

“德”“法”互补:一个儒家—康德式的反思(上)

对于儒学而言,德与法同等重要,它体现在由孔子的德性说到孟子的仁政说再到荀子的隐含着法精神的"礼"制说的发展过程之中。我们应当以一种审慎的态度修正我们对于儒家哲学的某些成见与偏见,即,通过认同孟子和荀子对孔子经典思想所指向的一致性,来认识儒家德性与法律间的统一。通过批判-综合的研究方法,分析概念在各种语境及文脉中的蕴涵,哲学地反思西方道德、政治或法律学说以汲取某些概念和理论资源,探讨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对道德与政治理论关系问题思考的转变,将能够使我们以开阔的视野和新的思路理解从孔子到孟子再到荀子对于儒家德、法理论的发展,从而赋予现当代语境中德治与法治结合以新的涵义。     

“德”“法”互补:一个儒家—康德式的反思(下)

对于儒学而言,德与法同等重要,它体现在由孔子的德性说到孟子的仁政说再到荀子的隐含着法精神的"礼"制说的发展过程之中。我们应当以一种审慎的态度修正我们对于儒家哲学的某些成见与偏见,即,通过认同孟子和荀子对孔子经典思想所指向的一致性,来认识儒家德性与法律间的统一。通过批判——综合的研究方法,分析概念在各种语境及文脉中的蕴涵,哲学地反思西方道德、政治或法律学说以汲取某些概念和理论资源,探讨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对道德与政治理论关系问题思考的转变,将能够使我们以开阔的视野和新的思路理解从孔子到孟子再到荀子对于儒家德、法理论的发展,从而赋予现当代语境中德治与法治结合以新的涵义。     

荀子对儒家君子思想政治性维度的凸显

君子是儒家推崇的理想人格,先秦时期孔子、孟子、荀子等儒学大师对儒家君子思想的形成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君子最早是指“有身份地位之人”;春秋末期,孔子为其注入了道德性的内涵;战国中期,孟子拓展深化了孔子君子思想的道德性维度;战国末期,荀子在发展孔孟君子思想的道德性内涵的同时,更着力凸显了儒家君子人格的政治性维度。如果说孔孟主要彰显了儒家君子人格的道德性之维的话,那么,荀子则主要凸显了儒家君子人格的政治性之维,他在推崇德政君子的同时,强调礼法君子对于社会治理的作用。荀子对儒家君子思想道德性维度的重视以及对政治性维度的凸显,对古代知识分子理想人格的追求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对今人的修身养德、建功立业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弘扬传统孝道文化,关注农村养老问题

传统孝道的道德内涵,如养亲、敬亲等规定,是传统孝道文化中的道德精华;传统孝道的推广手段,如宣传教化、榜样引导、以法助孝、以政保孝是行之有效的道德教化手段。在解决当前农村养老问题时,应该继承和借鉴传统孝道文化中的优秀道德资源。     

从自然法到自然权利——论近代自然法转折的意义

自然法是政治哲学和法哲学中十分重要的一个概念,从古希腊哲人发端以来,它的内涵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在近代政治哲学中得到强化,却也因此被改换了概念的基本因素,从而在卢梭之后被"天赋人权"所取代,逐渐淡出政治哲学的讨论范畴。现代以来,法律实证主义的出现更使法律本身完全回归现实维度,彻底告别形而上因素,也拒绝了种种诸如"善"与"正义"的先验性讨论。二战以后,随着人们对政治现实的反思,"自然法是否可能""自然法是否必要"这些问题又开始为人所重视;近代自然法到自然权利的转化过程也日益被认为是自然法概念消亡的关键所在。现代保守主义学者高举守卫自然法的旗帜,试图与从"天赋人权"开始的自由主义者们最后导向的道德虚无主义抗战。本文试图从历史梳理的过程中发现自然法转折的细微之处,并从中寻找后代自由主义的先声。     

论法治的文化基础

任何制度都是特定精神和文化的载体。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未能走上法治之路,不仅仅是政治认同问题,关键在于法治文化基础的缺失。面对中国在法治现代化进程中所出现的种种问题,通过政府推动的方式加强道德建设,转而致力于社会文化底蕴的塑造,以及更深层的社会心理、观念的变革,是一条中国特色的法治现代化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