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初唐七言古诗

初唐七古,始承梁陈风气,终开盛唐高格,呈现出不断嬗变发展的趋势。这种发展不是七古艺术高度成熟时的生新,而是向成熟迈进过程中的演化。由于社会生活、文人生活的变迁,诗歌创作风气的不同,使这一演进发展的线索非常明显。下面,拟分“初唐四杰”七古,刘希夷、张若虚七古,沈佺期、宋之问、李峤、张说七古这三节,加以简单评述。一、“初唐四杰”及唐初的七古唐朝建立后,由于统治者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生产,巩固政权的措施,很快出现了一个被人们艳称的“贞观之治”,国家政治局面非常安定。但这时期的诗坛,却瀰漫着梁陈余风。七古创作也不例外。其作者     

初唐诗人的诗

张若虚《春江花月夜》 《春江花月夜》原是乐府旧体。据宋代郭茂倩编的《乐府诗集》卷四十七引《唐书·乐志》,此为陈后主所作艳曲。属清商曲辞的吴声歌曲。陈后主所作今已不传,流传下来最早的是隋炀帝的两首,五言四句。唐代张子容有二首为五言六句。他们都没有扩展成长篇歌行。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一洗六朝余风,展拓为七言三十六旬的长篇七古歌行。晚唐     

论张说与盛唐诗歌审美理想

从张说的诗歌创作实践看，其围绕时代性主题为基点与核心的多样化表现特点，几乎可以视为那一时代各种艺术范式与类型的综融。张说对诗境构造方面的努力，尤其值得注意。一方面联系着同时代的刘希夷、张若虚的艺术探索，同时又更多地显示出与下一阶段诗境特征的渗融，从而成为唐诗史两大阶段过渡状态的典型表征。     

探索小说三论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国小说界出现了两股引人注目的探索思潮。一股思潮以李晓、刘索拉、莫言、马原、残雪等人为代表,一股思潮以阿城,贾平凹、郑万隆、韩少功等人为代表。前者我们一般称之为“现代派小说”,他们更多的是横向的借鉴;后者我们称之为“寻根派小说”,他们更多的是纵向的继承。 这两股思潮在当时的影响是相当大的。他们的作品曾在文学界内部引起过一阵又一阵的骚动。有些评论家还有“阿城年”,“莫言年”的提法,虽有些戏谑的味道,但这些作家的     

刘壎诗学思想初探

元代诗学主潮为“举世宗唐”,江西诗论家却是其中颇为特殊的一支,他们上承江西统系,探索唐、宋诗之渊承,成为“宗唐得古”思潮下较温和的“折衷唐宋”派,刘壎是其中重要的代表人物。刘壎的诗学思想有两大关键:一是“折衷唐宋”,二是以“四层次”论诗,其诗学思想受陆九渊心学影响颇深。     

论盛唐七言古诗

本文是作者《唐代七古研究》中的一节。盛唐时代,七言古诗空前繁荣。除了“李杜”和“王李高岑”等代表作家之外,崔颢、王翰、孟浩然、张谓、常建、李昂等诗人,也都各有建树,风格卓异。本文即综论这些群星作家。他们的七古,多侧面、多角度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艺术,乃至文人的精神面貌和性格,跳动着鲜明的时代脉搏,具有朗爽豪健的特色。其中,崔颢、王翰、李昂的叙事诗,上承初唐赋体歌行的骨骼,下开中唐元、白之风,是唐代诗歌叙事艺术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思想转进与词风嬗变——湖湘“二刘”交游唱和考论

刘永济与刘异皆为20世纪旧体文学史上备受瞩目的湖湘文人。1928—1943年间,“二刘”交游密切、唱和频繁,刘异也因此成为湖湘师友群体的代表人物。“二刘”三次主要的诗词唱和及其留存的50余篇唱和作品,表现出内容上以书写国事与民族感愤为主,形式上多采用题序与自注等的重要特质。这些作品,不仅折射出抗战时期一代文人的心灵,而且有效促进了刘永济对“梦窗”与“苏辛”词风特质的融会,为深入探究刘永济文学思想及其词风嬗变提供了重要参证。     

边寿民交游考(续)

二十八、汪应铨,字杜林,号梅林,常熟人。尝过淮安,为寿民题《苇间书屋图》七古一首,又题《泼墨图》七绝一首。无年月。二十九、邱迪(1672—1740)字迩求,号拙存、翼堂,淮安人。为寿民父辈之交。曾题《泼墨图》五律二首,极推崇寿民之“风流”、“高韵”。其《翼堂诗集》中有《简颐公》七古、《夜坐怀边大颐公程四风     

“二安”词比较研究

李清照与辛弃疾是我国宋词史上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清人神韵派大师王士禛称李清照与辛弃疾为“济南二安”,云：“婉约以易安为宗,豪放以幼安称首,皆吾济南人,难乎为继矣。”(《花草蒙拾》)李辛“二安”独创其体,“易安体”、“稼轩体”分别代表了他们婉约词与豪放词的最高成就。二人的词风各具特色,但又有相同之处。本文将通过二人的作品对他们的不同风格做一个简要比较分析。     

论王孟诗派五律的艺术分野——兼及该派成为五律正宗之原因

王孟五律大体相似,然体格实有微别。二人五律都有“清”的特点,但王清而丽,孟清而淡;王“古律并行”,孟“以古行律”;“王可兼孟”,而“孟不能兼王”。王孟诗派亦分二脉,祖咏、綦毋潜、卢象等近王维,既宪章汉魏,亦兼法六朝,清空中杂以流丽;储光羲、常建、刘眘虚等近孟浩然,直承汉魏,清淡古雅。王孟诗派历来被推尊为五律正宗美学风范的代表,根本原因在于该派五律最为“得体”,最契合于五律的美学特质。     

董仲舒与汉武帝政见异同论

董仲舒与汉武帝刘彻是西汉政治生活中两个交相辉映的历史人物。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过程中,他们都起了令人注目的历史作用。本文试图通过历史的考察,揭示董、刘二人政治观的内在联系和斗争,以就教于史学方家。     

略论晚清学人对传统史学的全面否定与其造因

梁启超等人对旧史的抨击 ,与明治以后的日本启蒙史学有着直接的因缘。日本启蒙史学以福泽谕吉等人发轫的文明史观为主流 ,他们是为日本社会开化而奋斗的启蒙思想家。他们以打破传统陋习为其毕生的使命 ,在文化观上持有一元论 ,以西方代表文明发展的正轨 ,日本文化中如有与西方相异之处 ,也就是落后于西方的病根。他们“关于日本历史的知识 ,并非渊博” ,其史论大半是由于实践的热情。他们接受斯宾塞社会进化论 ,相信人类社会的进程依循着一种普遍的法则 ,且藉此攻击传统史学 ,主张“日本无史说”。而 1 9世纪与 2 0世纪之际的中国危在旦夕 ,中国知识分子为了摆脱困境 ,积极学习西方 ,重估文化遗产。在这一时期 ,由于历史起因的相似 ,日本文明史观对晚清学人颇具吸引力。正因为如此 ,梁、刘等人“旧史乃帝王家谱”说和“中国无史”说 ,才会与日本明治初期文明史观有相通之处     

中国现代派小说的雏形——《现代》杂志小说初探

在“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坛上,始终存在着一股若隐若现的现代主义文艺思潮,这是许多人不愿承认的一个事实。可大千世界就这么复杂,它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我们不能因为鲁迅等人倡导的现实主义是现代文坛的主流,就去排斥其它艺术流派;也不能因为穆时英、刘呐鸥后来当了汉奸,就把他们的全部作品判定为汉奸文艺;当然,也不能因为这些人在艺术技巧方面做出了一些新的贡献,就忽略了他们作品中流露出来的颓废色情以至反动的倾向。以施蛰存为代表的现代派小说就是这么一个复杂的需要具体分析的艺术流派。     

另一种价值与深度——朱文、韩东小说创作比较

江苏南京的朱文与韩东是新生代作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以文本研究方法对二人创作的作品进行分析,指出他们的小说在性爱的描写、“游走者”的刻画、写作立场、叙事策略以及“口语化”语言等方面既有相似点,又存在许多相异之处。在此基础上,认为他们以其各自的精神立场和个性写作使新生代小说呈现出另一种价值与深度。     

金代状元刘撝娶转运使雷思之女献疑

刘撝和雷思都是浑源人,是金代著名的刘、雷两大家族的代表人物,尤其是刘撝娶雷思之＂女＂为妻后,使得两家关系更为密切。但笔者在研究了刘、雷两家的族谱后发现,刘撝和雷思的年龄差距较大,结合他们自己及后代中进士的时间及生卒年推算,认为刘撝不可能娶雷思之女为妻,而很可能娶的是雷思之姑或姊。     

湖师学人

陨险馄缎颉分锌梢苑⑾?李攀龙认为唐代是有五言古诗的,但是他又认为真正的五言古诗却已经看不到了;七言古诗惟杜甫之作“不失初盛气格而纵横有之”,最为擅长,而对李白的七古却深加贬低,称之为“强弩之末,间杂长语,英雄欺人耳”;五七言绝句惟推崇李白“实唐三百年一人”;五言律诗和排律,虽然对各家都加以了赞赏,可是从选的篇目上来看,最多的还是杜甫;对七言律诗则认为是王维和李颀的最好,认为他们二人“颇臻其妙”,杜甫七律虽然选上的最多,达到了十五首,却贬其为“愦焉自放矣”。历代文人墨客对唐代诗人及作品     

元明两代赋论述略

元明两代,以祝尧、刘埙、王世贞、胡应麟、陈山毓、张溥等人为代表的赋论十分活跃。元明两代赋论,以“祖骚宗汉”的复古理论倾向为主流,而与当时的学术及文学思潮相联系,表现出承前启后的历史风貌,在古代赋论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论王维的七言古诗

盛唐著名诗人王维,兼工各种诗体。他的七古,大多创作于青年时期。后来,他偏重于写近体诗(尤其是五言律绝),七古篇章渐少。近人冒广生云:“流传七古多少作,如璞未离光已溢。”正指出了这个事实。     

李贺部分七古中的“断片”现象及其内在脉理

李贺部分古诗特别是七古中存在的“断片”现象往往导致注家的无解或歧解,这种现象并非如古今诗论家所谓因锦囊中碎句的凑合所致,而是出于诗人自觉的创作意图。仔细寻绎这部分七古中内藏的意脉,可以发现其中内在的理路大致有三类：一是因典故意象的重组或融化成情景而隐蔽的脉理;二是在意象大幅度跳跃中暗藏的思路转折;三是在密集细节时断时续的堆砌中暗示的情思。这三种理路是李贺对七古跳跃跨度的探底,其意义在于部分打破了古诗和律诗在基本表现方式上的界限,从某些角度拓展了七古的表现空间,并以富有暗示性和跳跃性的意象组合技巧丰富了晚唐诗词的艺术。     

试比较柏拉图与亚里斯多德的“摹仿说”

“摹仿说”是古希腊哲学家、艺术家们研究文艺反映现实生活的学说。其主要代表人物柏拉图与亚里斯多德的“摹仿说”有本质的不同。本文从文艺与现实关系的诸方面对二人“摹仿说”的基本观点进行了比较,并通过对二人政治态度、研究方法和哲学思想的比较,探视了他们“慕仿说”不同的基础与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