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贵形似"到"形神兼备"——读孙逖山水诗

从南朝到唐朝,从道家到儒家,"文贵形似"和"形神兼备"属于两个朝代不同的美学理论和审美追求.唐朝诗人孙逖的山水诗中不但体现了从"文贵形似"到"形神兼备"的诗风之变,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从"无我之境"到"有我之境"的哲学和审美追求的发展.     

论“文贵形似”的诗学意义

刘宋、齐梁诗歌创作中的"文贵形似"倾向,体现了对诗歌客观逼真地描绘事物外在色彩、形状、姿态的重视,也即对诗歌绘画美的自觉追求,意味着诗歌本质观和抒情方式的重大改变.由于那些精妙的"形似之言"往往就是"传神"之笔,所以"文贵形似"就不仅仅是对"形似"的看重,还意味着对"传神"的追求.这一诗学现在诗歌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唐中后期的官僚家族与科举——对孙逖家族的一种考察

对唐代孙逖家族的深入细致考察,使我们注意到唐代官僚子弟的入仕方式在元和前后发生了较大变化,从制举与门荫结合转向以科举进士为主。入仕方式的改变带来了激烈的圈内竞争,加剧了官僚阶层的变动,导致唐代中后期新兴官僚家族在思想观念上呈现出向山东旧族价值观靠拢的倾向。两者从最初的矛盾、冲突、对立逐渐走向融合,代表了士人向官僚转变的最终完成。     

从山水诗的勃兴看“文贵形似”论的历史意义

现在人们提到山水诗,首先想到的多是情景交融的意境理论,津津乐道的也多是司空图的“象外之象,景外之景”,以及严羽的妙事语说、王士祺的神韵说.其实,如果考察山水诗的发展历史,我们就会看到,山水诗的勃兴,在文学批评理论上的首先影响和作用,应是促进了“吟咏情性”说的发展和“文贵形似”论的提出.过去在论文及六朝关于自然景物与文学创作的关系问题时,研究者大都着眼于“吟咏情性”说和“感物吟志”说,并阐释总结了心物交融的文学创作理论,而对“文贵形似”论,则忽略不提,或一笔带过.究其原因,则是唐宋以后,“文贵神似”论早已深入人心,意境理论也逐渐形成,故对“文贵形似”论,很难有所新的价值阐释和理论评估.然而.随着对山水诗艺术发展史日益深人的研究,我们便会更加清楚地看到“文贵形似”论的历史存在,及     

从"遣有"到"即有"——论玄言诗转入山水诗的内在理路

玄言诗的产生与作为具体物象的山水有内在联系,但玄言诗所体现的责无贱有思想又隐含着理论上的危机和实际操作的困难.针对"遣有"和"涉无"的矛盾,孙绰提出了"泯色空以合迹,忽即有而得玄"的解决之道,一方面实现了由被动"遣有"到了主动"即有"的审美态度的转变,另一方面,直觉观物方式也解决了"即有"如何"得玄"的审美体验问题,由此形成了玄言诗转入山水诗的契机.山水诗的出现是玄学发展的必然结果,由玄言诗转入山水诗实际上体现了体玄者由外部脱落山水形相到从主观内心超越山水形相思路的转变.     

谢氏山水诗的流畅婉细——“三谢”中的过渡诗人谢惠连

文学史上有“三谢”:谢灵运、谢惠连、谢月兆。谢惠连是谢灵运与谢月兆之间的过渡。他的创作,既继承了谢灵运山水诗的艺术模式,又开启了谢月兆山水诗中情与景相融相契的创作倾向。由此,谢惠连成为谢氏宗风与山水诗传承中的重要人物。     

诗画本一“理”——论宋代山水诗对山水画的影响

宋代诗歌拓开言志抒情与写景状物相结合的创作路径,说理成为显著特征之一。绘画的审美功能主要是写景状物,宋代山水画于深邃隽永、理趣盎然的山水诗歌处受启发,在传神写照的基础上寄意抒怀,以作诗的方法来作画,追求物之生理与人之情理的应会契合,充分挖掘出绘画抒情言志的审美功能,使宋代绘画的创作呈现出显著的文学化倾向。     

电视新闻从“说话”到“举止” ——电视新闻节目语体特征探析

电视新闻节目具有很重要的交际传播功能，是一个典型的交际传播语体。作为一种动态的交际传播语体，电视新闻节目的语体特征体现在视听兼备的语体结构，现在进行时的时态方式，“播”“说”结合的大众口语和共性之中求个性的体态语体等几个方面。     

“隔”与“不隔”的山水美——元结山水诗的审美特征及其价值

元结在永州所创作的山水诗,为祛除官场的烦恼而钟情山水田园,这是"隔";执着于辞官归耕的意念,一直思念着昔日平静的山水田园生活,将山水田园看作生命的归宿所在,这是"不隔"。两种情感的结合,形成了元结山水诗的审美特征。     

相映成趣的民间文学“双子星座”——从民间文化的角度比较分析迟子建与孙惠芬的小说创作

迟子建与孙惠芬是东北文坛上守望乡土的女性作家,文章试图从民间文化的角度对她们的小说创作进行比较分析。从对生命历程的考察中,把握她们同中有异的民间立场与情怀。迟子建擅长歌颂民间的善良与慈悲,孙惠芬则从与主流意识的错位中表达对民间价值观念的理解与尊重;迟子建主要从生存的困境中发掘出原始生命的坚韧与顽强,孙惠芬从性爱的描写中张扬民间野性力量的刚健与泼辣。     

中国农民的“变形记”——孙惠芬《吉宽的马车》主题阐释

与众多农民进城的小说相比,《吉宽的马车》写出了进城农民的精神危机和乡土社会无可挽回的崩溃与瓦解的命运。懒汉吉宽作为"最后一个"进城的农民,也踏上了从"虫子"到"蚂蚁"再到"屎克郎"的精神畸变旅程,深刻表现了农民工挣扎在城市底层又不能实现精神还乡的痛苦,也表征了乡土文明在中国大地上无可挽回的历史性终结。     

古代诗论发展的一次飞跃——从“形似之言”到“诗而入神”

中国古代诗歌理论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有“形似”之说,从梁代的刘勰开始,经唐而宋,“形似”说就逐步向“神似”说转化。也就是说,“形象思维”逐渐被“神思”、“妙悟”所替代。用当今流行的诗论术语说,是从“形象”向“意象”转化。这一转化在中国美学史上,有着深远的意义。 在文学理论专著中最早提到“形”的是西晋陆机的《文赋》:“情憧憧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即是讲构思过程中诗人情感与物象的关系;“诗缘情绮靡,赋体物而浏亮”,把     

从“愚公移山”到“吴刚伐桂”——文本解读

本文交织着三条叙述线索：一，横的比较。通过“愚公移公”和《圣经》、“吴刚伐桂”和“西西弗斯”及其现代诠释的比较，力图阐明中国生命文化作为人类生命文化的共同价值蕴含和作为民族生命文化的特有价值蕴含。二，纵的比较。在中国传统生命文化演变历程中，“愚公移山”和“吴刚伐桂”作为两则自我批判的神话和仙话先后两次宣告了人的觉醒：人从对于神和仙的迷信中解放出来，而中国现代生命文化又在一个更新或更高的层面上重复着同样的历程。三，以小见大、知微见著。从“愚公移山”到“吴刚伐桂”及其现代诠释，体现了中国生命文化精神源流的底蕴     

清末民初“少年”的修辞语义和文化影响——兼谈林译《鲁滨孙飘流记》中的少年形象

对“少年”的发现与重视,是近代中国的重要文化现象.生理学意义上,“少年”是一个年龄范畴;政治文化意义上,“少年”是一个政治、思想、社会、文化等不同话语建构的体系,被赋予“希望”“冒险”“尚力”“革新”“独立”“自由”等修辞语义,成为清末民初特有的文化符号,与西方近代、中国古代“少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林译《鲁滨孙飘流记》言说全新的少年形象,参与清末民初文化语境中“少年”的修辞语义生成与理解.清末民初有识之士通过理论论述、文学书写、社会活动等方式,建构少年形象和少年话语,弘扬尚力美学,驱动国民精神重塑,也影响了整个民族的生存哲学.     

从“生月”到“奔月”——试析常羲从神到仙的演变

目前可见的中国月亮神话主要有两类:常羲生月和嫦娥奔月。这两类月亮神话在月神名称、神话内容、思想观念,都有很大差别。但学界认为常羲和嫦娥是同一位月亮女神在不同时期的名字。据笔者见到的资料,学者还未专门从神话学角度解释常羲生月如何转变为嫦娥奔月,也未阐释演变背后神话思想的演变轨迹。从神话学视阈出发,本文认为作为创世神话的常羲生月主要解释了月亮的由来,并逐渐演变成包含月亮不死的月亮神话,最终转变为以不死之药和长生不死为主要内容的嫦娥奔月。月亮神话的演变体现出神话思想从神到仙的演变轨迹。     

形而上学的当代转向——从“本体论”到“伦理学”

形而上学在本质上是关注人的,是人之为人的超越性生存本性的理论表达,因而追寻形而上学一直是人的“宿命”。形而上学有两个密切相关的内在向度:“本体论向度”———知识何以可能;“伦理学向度”———生活何以可能。形而上学的历史,实质上就是这两个向度的斗争史。当代形而上学向“后形而上学”的转变,并不是消解了形而上学,而是指形而上学从“本体论向度”转向了“伦理学向度”,因而,这种转向不是纯粹理论性的,而是生存实践性的。     

重新理解法律移植——从“历史”到“当下”

历史主义的法律移植研究存在着基本缺陷。本文提出 ,为了更好地展开法律移植实践 ,深入理解法律移植的实质也即廓清“法律移植与广义‘立法’活动是同质的” ,非常必要。以此为基础 ,本文认为 ,从“法律与政治”的应然关系入手 ,在“当下”社会共识的建立中寻找、追求 ,是解决法律移植问题的一个新的重要路径。     

一脉相承 与时俱进——从“三个有利于”到“三个代表”

“三个有利于”同“三个代表”一脉相承 ,在理论与实践的最终归宿上也是相同的 ;两者的共同前提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两者的核心和根本是发展生产力 ,两者的落脚点是人民群众的利益。“三个代表”是“三个有利于”的深化和展开 ,是对“三个有利于”的丰富与发展     

从“乡土”到“海洋”——台湾文学中的“海洋”书写

"海洋文学"在21世纪以降成为参与台湾文坛资本竟逐的一个强有力的美学位置。本论文以布尔迪厄"文学场域"的观点分析了这一新的美学位置崛起的动因,并且将这一美学位置放置于台湾文学史的脉络中,检视其成就与限制。     

“变态的中国”——读张贤亮顾城鲁迅联想到“文革”

（一）＂变态的中国＂这题目,是从鲁迅著作中抄来的（详后）。人们知道鲁迅在《彷徨》的《伤逝》里提到＂无爱的人间＂,他演讲过＂无声的中国＂,但似乎没有人注意他还批判过＂变态的中国＂。而新时期以来的著名作家张贤亮,在他的长篇小说里写到了中国人的情感和心理变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