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是如何从心性论推出伦理学的--中国传统思维模式的一种探索

本文通过对儒家的心性论和伦理学之间关系的分析,对不同于西方的中国传统思维模式作了新的探索.文章以<四书>为范本,探讨儒家从心性论推出伦理学的推衍形式问题.文章提出"|→"式的一般思维模型:"|"表示思维的范畴基础,"→"表示思维的推衍进程.据此分析儒家的思维方式的中国特质,认为其根据是心性结构,其范畴基础是纯粹关系,其推衍方式是关系映射,其结果是一个伦理的意义世界.     

困境与反省——当代新儒家的问题与出路

五四运动后,面对中国传统文化堤决水溃的局面,当代新儒家在返本开新的旗帜下,全力于探索儒家心性论的现代转化,为传统儒家哲学在新时期中达成与西方哲学的对话作出了有益的贡献.然而,他们在将心性论形上学化的同时却难于逃离内外交困的处境,一方面对心性本体的自我证会难免流于个私的体验和独白;另一方面扫相证体的形上学方法又将人的实存世界给予遗忘.因此,尽管新儒家的思想精致和独特,但却不能免除其精神上的粗糙.     

论先秦儒学心性思想的历史形成及其主题

本文认为先秦儒家的心性思想将"心"析为三义,而"性"的范畴具有主观与客观之间的中介性质.先秦儒家心性论主要涉及两个层面的问题.围绕着人的本质问题,孟子和荀子提出了迥异的性善论和性恶论,其症结有三一是"性"之定义的歧义;二是应以何者作为参照标准判定人性;三是圣人与凡人之"性"有无区别.围绕着如何实现或转化人之心性的问题,孟子以"尽心知性"论,荀子以心知"道"论作为答案.孟子言道德心以及内省自反,而荀子分疏了认知之心的感知与分析综合两种功能.     

本体·心性·工夫——"北宋五子"到朱熹的理学范式建构

宋明理学是中国儒学发展史上继先秦子学、汉唐经学后的又一重要理论范式。相较于汉唐儒学,这一新范式的显著思想标识就是偏重形上之维和内圣之维的开拓,从本体论、心性论和工夫论等各层面深化儒家义理精神。就理学本体论、心性论和工夫论的建构以及理气心性的圆融而言,"北宋五子"和朱熹之学对儒家这一理论范式的建构具有奠基性的意义。邵雍的"先天之学"和周敦颐的"太极"说,是为儒家道德精神确立形上依据的一种重要尝试,代表着理学思想的滥觞,不仅如此,周敦颐的"诚"论还一改汉唐儒学宇宙论的铺排,开始了儒家心性本体化的思考,由此重新开启了儒家的"内圣"之维。张载的气本论哲学是儒家本体论建构的真正开端,而其划分"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主张则是理学范式下典范性的心性论成果。二程"自家体贴出天理",奠定了理本论哲学的基础,而其"性即理"的论说则昭示着他们对理学本体论和心性论的打通。二程后,朱熹通过注解"四书",建构了综合"北宋五子"、圆融理气心性的理学体系,而这也标志着儒家理学这一新理论范式的确立。     

“十六字心传”理论的形成及内蕴

<尚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字经宋儒发挥,成为了儒家心性理论的重要内容.这一理论的形成经历了较长的时间,至朱子而集其大成.这一理论是传统经典阐释的典型范例,揭示了经典经由儒者的重新阐释获得新鲜血液而进入现实思想世界的途径.     

朱熹视域中的佛教心性论

朱熹对佛教的"心论"和"性论"分别表达了自己的理解和评价.朱熹认为,佛教"心论"是"以心观心",实际上是"裂心为二";认为佛教"性论"是"作用是性",实际上是"以气质为性";并因为这样的"心性论",佛教不分是非、不事存养.但是,朱熹对佛教"心性论"的理解与佛教"心性论"本有内涵是有距离的,朱熹并没有领悟佛教心性论的真正意义.     

中国心性论第三种形态:道家心性论

本文认为道家心性论是与儒家、佛教心性论迥然相异的中国心性论的第三种形态。道是道家心性论的理论基础,由道而性、而心,是道家心性论的具体展开。命论与生死论,是道家心性论的外在延伸。致虚守静是道家修养论的主旨。自然、自在而自由,和谐、和睦而和适,是道家心性论的基本内容。     

出土竹书心性论与弗洛伊德心理结构学说之比较

郭店、上博竹书心性论和弗洛伊德心理结构学说,两者一中一外,一古一今,但它们却有可比之处.竹书和弗洛伊德都从心理学进入艺术领域,竹书认为艺术是心性感动的产物,而弗氏则主张艺术是性本能的升华.竹书心性论中包含了丰富的文艺心理学内容,战国中期以后,儒家心性论研究兴趣转向人性的善恶道德评判,竹书对心性层次的划分以及对心性与艺术关系的分析在整个中国封建时代成为绝响.     

“新儒家”与“后新儒家”之争刍议

"新儒家"我们已经很熟悉了,其主要思想是内圣与新外王之结合,即用孔孟道德心性之学涵摄现代科学和民主。而今则出现了对"新儒家"之批评,认为其思想仍停留在血缘社会,其心性(道德本心)之学是抽象形而上学,没有对现实存在价值之肯定。所以,"新儒家"已经不合时宜,现今应进入"后新儒家"阶段了。"后新儒家"要颠倒"新儒家"的逻辑,提倡一种新型的外王内圣之学:关注现实生活世界整体的"新外王"和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新内圣"之结合。     

孔子德论再探讨——兼与孙熙国先生商榷

孙熙国先生认为,孔子以"道"论"德",并在"道"的视角下观照"德"的意义,把"道"置入人心,从而为他的人性理论建立起了形上依据。实际上,孔子思想中包含着后世心性理论的因子,并不代表孔子本人已经建立起心性理论;以后学的思想来表述孔子的德论,亦有过度擢拔孔子理论高度的嫌疑。"德"在孔子那里不仅是道德品性,还具有神秘力量的意味。他因"天"言"德",在"天"的帷幕下论述"德",并试图将"德"置入人心,为儒家后学继续发展心性理论作了必要的理论铺垫。     

儒家的修身传统及其精神价值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中国传统文化讲的乃是做人的道理，修身是做人的内在要求。修身是指心性之存养、扩充，旨在使人生成为君子、大丈夫，最终实现性与天道的融合。其中，至善之心性是修身的根本所在，反求诸己是修身的内在要求，慎独、主敬是修身的涵养工夫。儒家的这一修身传统，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伦理精神与人文精神。面对当代人的安身立命问题，儒家的修身传统能够给人以一种人文性关怀，使人的身心有所安顿、栖息。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儒家思想融入当下日常生活世界的现实途径。     

宋代理学本体论的创立——从"继善成性"和"性善"说起

陈来认为,宋明理学之所以成为理学,全在于它形成了一套相对稳定的话语体系.深入细致地研究这一话语体系的形成过程,有利于总结和提炼中国学术思想话语体系的构型特性.杨国荣认为,对心性和体性的关注,构成了理学的重要特点.心性之学分别从人自身的存在和人与对象关系的维度展开了对意义的追寻.向世陵认为,宋代理学所创造的"成性"说奠定了理学的本体范畴,是儒学复兴的最重要理论标志;宋代理学本体论的创立使儒学在理论上真正获得了新生.孔令宏认为,宋明理学对道家、道教的吸收,丰富了儒学的体用合一论和功夫境界论,提升了儒学的哲理思辨水平,充实了儒家的思想体系,促进了儒学的新发展.     

罗钦顺的心性论与其理气观的内在联系

罗钦顺从气本论出发,把"理一分殊"作为世界的统一性的基本原理,并形成其固定的思维模式.表现在心性论中,虽与朱子学不能完全相剥离,但也并非完全以朱子之说为模版,他的理气观一定程度上在心性论中得到了贯彻和落实.如对人性二元的化解,性情、理欲的统一,都是他的一元论思维模式的具体体现.     

从心性论看朱熹对佛学思想的吸收与融会

佛教传入中国后,历经两晋、南北朝和隋唐,到宋代依然得到较大发展。佛教的发展一方面说明了佛教对中国固有文化的妥协,另一方面也展示了佛学理论思辩性强的特点,这突出表现在它的佛性论方面。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尽管也和宋代其他士人一样,对佛教展开了批判,但由于他认识到了佛学心性思想的可取之处,在批佛的过程中,灵活地采取了明排佛学、暗窃佛学的方式,对佛教的佛性论进行了吸收改造,从而发展完善了自己的心性思想。朱熹的心性思想使儒家心性论达到了完备的程度,对后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气”与船山心性论

本文认为 ,船山对“气”范畴的新规定并使之上升到本体地位 ,对他重新诠释儒家心性之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成为其关于心性问题讨论的基石 ,“气”的理念贯穿船山对心性论的理解 ,也是我们理解船山心性论的关键。     

心性接通现代性如何可能 ——第二代现代新儒家的哲学探求

以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为代表的第二代现代新儒家,是现代新儒学的高峰。第二代新儒家承第一代之绪,将儒学的特质界定为"心性";同时,他们进一步追问心性如何接通现代性的问题,这是第二代新儒家的核心问题意识。对此问题,第二代现代新儒家的回应是:现代性的核心精神是主体性的确立,儒家的心性之维体现出道德的主体性;而心性作为道德的主体性,内在地要求自身长出知性的主体性(科学)与公共的主体性(民主),以使得道德的主体性能够合理而顺畅地确立。因此,第二代现代新儒家在儒学如何实现其现代性转化的论题上,展现出以道德主体性为基础、三种主体性相互动的思想取向。这是第二代新儒家的哲学贡献,但同时也遗留下有待解决的问题。     

试论惠能心性论对二程的影响

佛学和儒学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是相互影响的。惠能的心性论以自性为核心概念,打通了身、真心、自性和佛性,充分肯定了个人的价值和地位。二程在批评禅宗社会影响的同时,又在吸收和改造惠能思想的基础上建立了以天理为中心,把情、心、性、理相贯通的心性论体系,丰富和发展了儒家哲学。     

孔子论"直"与儒家心性思想的发端——也从"父子互隐"谈起

孔子的"直"有主、客观两层蕴涵,其在客观视角上有公正、无私或正当之意;主观视角则关涉个人的私德,意为正直、坦直.从内在心理动机和情感层面看,"直"既有正直坦率且公平的品格,也包含个体在实践活动中的情感反应内容,其胜处在于它的非功利性或非工具目的性之转折思量."直"作为真纯素朴的人格构成"仁"的基础性要素,而所谓的"礼"之"质"也在于此.在儒家的心性修养层面,"直"作为真情实感而成为"诚",同时,"直"以其直下心源,呈现出其先验性的品格,构成了生命修养以达天道的前提.孔子之"直"以其特殊视角开启了儒家心性论的先河,同时,"直"中包含着良知公义冲动和个人情感冲动之间的张力,这需要进一步厘析,或在生命修养中提升及在社会规制下协调、完善.     

孔子思想与“公民儒学”

对孔子思想进行—"公民儒学"下的"道德思考",很有必要。这样的儒学不再是以心性论、主体自觉为核心,而是要以广大的生活世界为反省的对象,以广大而丰富复杂的历史社会总体为反省的对象,并把自己放在天、地、人交与参赞而构成的总体之中。从这总体之根源来说,即是从中国人的"道"上来说,这时候的"道"就不是我们生活世界之外的道,不是一个挂空的形而上之道,而是天、地、人交与参赞所构成的总体,并落到笔者所谓的存有实践这一层。如此一来,要以"社会正义论"为核心的道德哲学思考、以"责任伦理"为核心的道德哲学思考,来取代以"心性修养论"为核心的哲学思考,或者简单地说,要由"传统儒学"进到"公民儒学"。     

儒家榜样教化论及其当代省察——以先秦儒家为中心

儒家榜样教化的展开包括教化的主体、榜样的素质、教化的基础、教化的方式、教化的效果等五个环节或五大元素。儒家榜样教化的理论基础是儒家心性论;儒家榜样教化对君王的言行具有约束意义,对百姓的品质则具有提升意义。儒家榜样教化存在两个需要完善的地方:一是教化形式的绝对化,二是教化主体的精英化,这两个方面都可能影响儒家榜样教化的效果,从而需要进一步研究而完善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