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立“虐待儿童罪”探析

处于特殊身心发育阶段的儿童,应当成为法律重点保护的对象;设立虐待儿童罪,可有效加强对儿童人身权利的全面保护。虐待儿童罪保护的客体是儿童的身心健康,犯罪主体可以设定为除亲生父母外的一般人,客观方面表现为虐待儿童情节恶劣,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     

儿童虐待的小说书写

近20年来,中国小说对儿童虐待的描述逐渐多了起来,这固然可以看成是对80年代以来媒体对儿童虐待现象不断揭露的某种呼应,但小说的表述更深层的原因是儿童观的转换,其表述方式也表现出耐人寻味的差异。     

惩治虐待儿童行为的刑法思考

教师虐待儿童行为尚无法纳入虐待罪、故意伤害罪、寻衅滋事罪、侮辱罪或其他罪名中,鉴于其行为不仅具有社会危害性,而且其社会危害性并不亚于虐待罪,仅给予行政处罚已经不足以与其危害性相当,故建议将虐待儿童行为纳入刑法规制范围。     

儿童虐待和忽视综合性研究进展

摘 要：儿童虐待和忽视逐渐成为全球众多研究者关心的问题之一,多年来的探索都表明,虐待和忽视对个体的社会功能和身心健康会产生深远影响。笔者从儿童虐待和忽视的定义、分类、国内外现状、测量与识别、虐待与忽视的危害以及风险因子方面对当前该领域的研究进展做探讨,未来还需要对虐待和忽视的预防和干预做更深入的研究。     

虐待儿童的刑法适用机制重构

由于我国已经构建虐待儿童的刑法规制体系,从立法上增设虐待儿童罪、扩大虐待罪的适用主体或对象的主张不能证成,司法如何适用虐待儿童刑法规制体系成为关键点。为此,必须重构适用对象从孤立到体系、适用原则从扩张到谦抑、适用过程从演绎到类推、适用方法从单一到整体的“四位一体”适用机制。     

虐待儿童刑法规制的文化选择模式转换

虐待儿童刑法规制是各国对五个普遍性范畴的地方性回答,因而具有文化相对性与普遍性意蕴。中国只有依据《儿童权利公约》,实现文化选择规范化、儿童利益最大化和规制体系和谐化,才能超越不自信和不自觉的文化选择误区。     

虐待儿童行为刑法规制的立法中心主义反思

近年来,全国各地不断发生的虐待儿童案件引发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是否增设"虐待儿童罪"成为备受争议的焦点问题。争议的实质在于,刑法如何规制虐待儿童行为,从而实现具体虐待儿童行为与抽象刑法规则的对接。动辄"嘲笑"刑法、修改刑法的刑事立法中心主义模式,须向尊重刑法、合理释法的刑事司法中心主义模式转换。     

虐待儿童犯罪告诉才处理制度的重构路径转换

"立法者"与"阐释者"力图修改或阐释现有立法,实现虐待儿童犯罪告诉才处理向检察机关公诉的转变;运用"阐释者"的方法,破解"立法者"的困境,使"立法者"走向"阐释者"具有必然性。"协同者"则通过国内法律与国际公约、告诉制度与报告制度、犯罪处理与犯罪预防等三个维度的协同,同时超越了纯粹作为"惩罚者"的"立法者"与"阐释者"。     

日本的对华开发援助与中日关系

政府开发援助或称官方发展援助 (OfficialDevelopmentAssistance :ODA)是带有政治外交目的和长远战略意图的一国对外政策行为。本文对日本对华官方发展援助 (ODA)的历史沿革、发展变化、决策过程、政策调整、战略意图、实施现状、未来走向和理论框架等一系列问题进行学理性分析和历史性考察。并认为 ,这一研究具有认识国际关系体系和国际政治格局 ,分析日本政治外交和战略走向的现实意义 ,也具有追踪考察中日关系现状和未来发展的前瞻性意义。     

“国家帮助”与我国的农业互助合作运动

通过"国家帮助"使农民逐步走上互助合作化道路是马列主义农业合作理论的一个基本原则。"国家帮助"包括政治、经济、技术援助等多种具体形式,我国的农业互助合作运动是马列主义"国家帮助"理论在我国的具体运用,在这一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是由于社会主义改造步伐的迅速加快,国家无法给所有的合作社都提供足够的帮助,甚至在某些时候某些地方提供"国家帮助"时违背了自愿原则而成为变相惩罚,这也是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所留下的深刻教训。     

国际发展援助的协调: 回顾与述评

援助协调性是保证援助效果的重要前提.二战后,国际发展援助效果并不理想,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发展援助在战略、政策以及措施等方面缺乏协调造成的.目前,国际社会对发展援助协调性问题日益重视,但国内对该问题的探讨和研究尚未系统展开.文章从协调性概念入手,对国内外关于援助协调的研究进行回顾,并对目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和讨论.     

试析抗战时期影响苏联对共武器援助变化的因素研究

中国抗日战争期间,苏联向其他中华民国政府在提供大量经济军事援助的情况同时,也通过共产国际,向其他中国共产党政府提供了一定程度数量的军事武器装备援助,对于中共及其他党领导武装力量的不断发展中也发生了不可忽视的积极推动作用。本文研究旨在对中国抗战时期影响苏联对中共和国武器装备援助的主要变化因素进行深入梳理,从而分析并找出未来影响这一时期苏联对共产党和国民党武器装备援助的主要因素变化所在,并就此作出一些问题反思及观点思考。     

"互助论"无政府主义与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观

“互助论”无政府主义在李大钊马克思主义观形成确立过程中产生了重要影响。从1918年下半年到1920年底,李大钊马克思主义观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在这一过程中,李大钊在思想上逐渐消解、转化并最终摆脱了“互助论”无政府主义,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这一科学世界观。但“互助论”无政府主义仍对李大钊马克思主义观有深层影响。     

美国对外援助政策及其价值取向

对外援助是战后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内容 ,对外援助是国内政治的拓展 ,是一个国家推行其外交政策的工具。当然 ,随着国与国之间在经济、文化方面依赖的不断加强 ,特别是随着非政府组织的介入 ,对外援助在很大程度上也越来越追求更多的人文关怀。美国是世界上开展官方发展援助最早的国家 ,在规模和程度上也非其他国家所能比拟 ,美国推行的对外援助政策集中体现了美国人的价值取向     

中国共产党对童工问题的早期认识和主张

中国共产党早期对童工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一般关心到积极主张,再通过立法加以解决的过程。通过分析中国共产党早期在童工问题上的一些正确认识和主张,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英国幼儿园虐童治理机制研究

英国幼儿园虐童治理的法律政策以“更强大、更灵活”为完善目标,以儿童利益最大化、非延迟、多机构协作、共同参与 和保密为基本原则,逐步形成了较为成熟的虐童处理流程,包括识别和报告、评估、共同保护儿童会议以及惩戒四个阶段,细分 为发现迹象、行为质疑、寻求帮助、及时报告、评估、战略会议、儿童保护会议、儿童保护计划、审查会议以及惩戒等10个步骤, 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儿童伤害,维护了儿童权益,可为我国幼儿园虐童防控机制的建构以及学前教育立法提供有益借鉴。     

我国儿童发展权的保障——以《儿童权利公约》在中国的实施为视角

《儿童权利公约》将儿童权利保护置于首要地位,为儿童权利的保护提供了普遍的法律标准,我国积极实施公约,使我国儿童的发展权得到了较好的保障:儿童受教育权得到很好保障、儿童文化产品和文化活动日益丰富、儿童使用网络更便利获取信息机会增多、儿童参与权保障不断改善。但我国儿童发展权保障还存在不足,我们要进一步提高保障儿童发展权的意识、完善相关法制和政策,强化儿童权利保护的管理体制和规划,完成余下的"普九"任务,加强素质教育,提高儿童教育质量,采取切实措施促进儿童参与权的实现。     

刑事法律援助体系:问题与前瞻

刑事法律援助是国家的义务和责任。我国当前的刑事法律援助体系并完善,规范分散,立法层次较低,并且在微观上存在着诸多问题,不利于刑事司法人权保护。应当借鉴主要法治国家的经验,制定我国的《法律援助法,》构建完善的刑事法律援助体系,加强对刑事司法人权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