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王安石的忠节观

本文以北宋重构忠节观为背景探讨王安石的忠节观,指出,王安石的忠节观大致具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反对愚忠,坚持原始儒家以道义事君的原则;第二,直接继承孟子,坚持君臣为对等关系;第三,对最能体现忠节的"不事二姓"、以死尽忠不作强调,也不以此作为评价大臣的标准.他的忠节观与北宋重构忠节观的趋势背道而驰,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政治实践的失败.从与王安石同时代的人开始,许多对王氏的非议和指责实质上都是针对其忠节问题的.     

错位的因果:绍兴冤狱与绍兴和议的历史际遇

绍兴和议是南宋政治史上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宋高宗、秦桧政权借反和议为由制造的绍兴冤狱,也常常成为即时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自绍兴八年(1138年)末至绍兴十一年(1141年)底,反和议者争论不休的论点里,有关金人不诚信、宋室屈节等问题,多是道德层面的评说,并非本质反和议之辞。绍兴和议缔结之后,赵鼎、李光等人及与其相交往者相继被投冤狱,与反和议关系不大,多半由于他们的政治地位及社会关系影响到绍兴和议之后的政局稳定。所谓绍兴冤狱,当是宋高宗、秦桧政权为重构政治基础而采取的非规则政治行为。     

岳飞北伐时期西部宋军配合不力原因探析

岳飞北伐是南宋中前期历史发展进程中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北伐最终功败垂成,固然是宋高宗、秦桧等执行投降路线所致,但从军事的角度分析,宋军东部和西部战场未能有力配合岳飞军团作战,亦是值得探讨的重要原因.该文从宋、金双方军事力量的不对等、仙人关等大战后西部宋军实际的军力,西部宋军防御强于进攻的特点及后勤供给的匮乏等方面,分析了西部宋军未能有力配合岳飞北伐的原因所在.     

儒家忠孝伦理在古代官场政治实践中的矛盾与冲突

忠与孝是儒家伦理纲常的核心,二者相辅相成互为表里,形成封建社会"忠孝一体"的伦理同构意识.同时,在古代官场政治实践中,忠与孝经常抵牾对立,难以兼顾两全,屡屡引发古代官场社会所谓"忠孝不两立"的矛盾与冲突.面对忠与孝非此即彼的两难选择,忠在孝先,保忠弃孝,不仅是古代官场中人躬身践行的主流趋势,而且也是封建国家对朝廷仕宦群体一以贯之的强制性政治要求.     

蒙古国早期的水军与水战

蒙古 (元 )水军是中国历史上发展最快、规模最大、发挥作用最强的水军之一 ,在中国水军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形成发展可分为初创、鼎盛和衰落三个时期。初创期大致起自成吉思汗晚期 ,至蒙哥汗时为止 ,这期间南方的金、南宋为主要敌人 ,尤其是在对南宋的作战中 ,逐渐成为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鼎盛期大致在忽必烈时期 ,此间 ,这支水军承担了江、河、湖、近海的防卫任务 ,参与了大规模的海外作战及大规模的海上粮食运输。忽必烈统治结束后 ,元水军逐步进入衰落期     

立国本旨的追溯与纪纲法度的再造——南宋浙东学派《春秋》学与政治思想之间的互动

在儒家经典中,《春秋》作为体现文明原理、王道宪章的“制作”,蕴含着儒家的法度意识和为后世立法的精神。南宋浙东学派政治思想家的《春秋》学论述,对他们道法一体、法度本位的经制事功学的建构起了催化作用。以薛季宣、陈傅良、叶适、陈亮等为代表的浙东诸儒,其《春秋》学思想与经制事功学之间呈现出一种政学相维的互动效果。他们将《春秋》中的立法精神落实在对宋代立国本旨的追溯和对纪纲法度的再造之上,倡导在南宋政治秩序重建中守护古典宪章统绪而塑造理想治体结构。由《春秋》学和经制事功学之间的内在关联可见,浙东学者推进了宋代政治思想中有关国本意识、宪章统绪的理论自觉,并且对当代政治传统中的治体模式、纪纲法度进行了反思和再造,从而系统地建构了华夏文明立国所依赖的根本治道精神、宪制规模架构和秩序统合机制。南宋浙东政治思想家的此种努力,既表彰了近世儒家政教传统中隐没的宪章国本传承统绪和道法相维的治理模式,也丰富了中华文明传统中有关圣王宪章、立国根本、治体规模、经制成法的古典政治理论叙事。     

南宋唐仲友的经制思想

儒家学者唐仲友的经制思想不仅表现为一个重在经史和制度考证的学术形态,也对南宋高宗、孝宗朝的政治问题进行了积极思考,具有特定的时代意义。就学思传统而言,它主要表现出对王安石新学与程氏洛学的反思和吸收,其精神特质与宋代新儒学的发展密不可分。在观念体系上则涵括了道德形上学基础、治道和治法三个层次,后两者构成其主体。长远来看,他可以视作近世儒家经世思想中治法派的先驱之一。     

传统道德的困境——“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道德的反思

构成传统中国社会的基本秩序是礼治秩序,仁、义、礼、智、忠、孝、节、义等道德范畴,为维护这个秩序起着不同寻常的作用,它们是礼治秩序的灵魂和核心。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文化是泛道德主义色彩极其浓厚的文化,人们举手投足、洒扫应对,以及政治的运作、刑事的施行,无不可以纳入道德的范畴。事实上,儒家这些简单粗浅而又无法确定其涵     

曲端之死与南宋初年的政治本位

南宋初年,抗金名将曲端因与张浚战略方针不合,加之王庶诬陷其谋反,被投狱致死。后代史论多对其功过是非进行正反两面的人物评说,以至于曲端之死似成为千古悬而未决的冤案。曲端之死与张浚"猜忌"或王庶诬陷关系不大,实出于曲端专横跋扈、不服从上司及彭原店之败,其根本原因在于曲端的这些政治品格或政治经历,与南宋初年宋高宗政权建构稳定的中央政权这一政治本位背道而驰。     

关于宋江起义开始年代问题的再探讨

本刊上期刊出的我们合写的《历史上的宋江不是投降派》一文,第二节的标题是“宋江的起义至晚应在宋徽宗的大观末年(1110年)或政和初年(1111年)”,这一节的全部论述,也都是为了证实这一论断的。我们做出这一论断的主要依据,是南宋张守《毗陵集》卷十三《左中奉大夫充秘阁修撰蒋公(圆)墓志铭》一文。此文说:蒋圆死于宋高宗建炎四年     

儒家礼教与妇女地位的边缘化

古代妇女社会地位的边缘化是伴随着封建制度的发展而逐步形成的,男权统治的建立和加强是其主要原因,而作为统治思想的儒家礼教所提倡的妇德是以维护男权、维护父系的宗法利益为出发点的的,妇女政治地位的失落大致是与儒家礼教的正统化同步的。儒家妇女价值观通过其传承关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对古代妇女地位的变化关系重大。     

岳飞是“精忠”还是“愚忠”辨析

岳飞之忠 ,是尽忠报国的“精忠” ,还是对皇帝无限忠诚的“愚忠” ?是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本文通过对大量史实的辨析 ,证明岳飞是“精忠” ,对宋高宗既有“忠”也有“斗” ,不存在“绝对忠君”的问题     

“熙宁之争”与儒家教化主旨变迁刍议

11世纪的那场政治论争——“熙宁之争”引起传统德才价值观念在宋代发生改变,宋代社会也由此进入王安石时代。南宋后,理学逐渐取代了王学成为官方哲学,理学家对“熙宁之争”进行了系统批判。而从理学对“熙宁之争”的批判话语系谱中,确能曲折地反映出传统新儒家教化主旨的深刻变迁。     

政治文化研究教化哲学与愚民政治

政治文化研究教化哲学与愚民政治孙晓春重教化、正礼义是传统儒家一以贯之的思想传统，儒家的教化哲学不仅具有伦理道德方面的意义，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封建时代的政治。在近年来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讨论中，学术界对儒家的教化哲学大多持肯定意见，或以为儒家教化哲...     

“与人忠”:儒家之忠的横向维度——以《论语·子路》篇“樊迟问仁”为例

儒家的忠是立体的,不仅有纵向之维,即臣对于君、个人对于民族国家,也有横向之维,即不同个体之间、人与人之间,还有侧面的,包括君王在内的所有的人对于天道,因而包容性极大,所涉范围远不局限于政治生活。孔门儒学中,忠的首要含义就是对待别人、与人相处应该尽心尽力,无私而真诚地奉献出自己的全部。樊迟问仁,孔子回答"与人忠",便已经将其上升到人之为人的普遍品格高度。君子爱人,是爱别人,最起码要对别人忠。忠为君子之一德,不必非权臣、要宦之专属。忠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人际通行的道德价值,还表现在忠与信、恕的合德及它与知、仁、勇、善、恶的关系上。孔门儒学一向以文、行、忠、信为立教宗旨,忠居其一,显然是常人生活在世的德性准则与伦理要求,正因为面向了普通人群,儒家的教化宗旨才有可能实现它的普世价值与永恒意义。     

论先秦儒家的忧患意识及其现代转化

忧患意识是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尤其体现在儒家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意识中。先秦儒家忧患意识滥觞于西周,成熟于孔孟。忧患意识作为一种人文精神,强调人在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主观能动性,其思维基础是古代的辩证法。针对不同的问题,先秦儒家具有应对忧患的不同方法和思想体系,但都有伦理性、道德性和主观性的特点。在当代社会,应该积极吸收先秦儒家忧患意识的积极因素,同时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对其进行创造性的转化。     

儒家治国方略导论

儒家治国方略是指儒家在治国主张方面的方案和策略，是封建社会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决策，它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也不是孤立的政治措施，而是儒家通过融会各家思想所形成的基本的治国指导方针，是在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封建社会中起重大作用的庞大的思想体系。从它的宏观架构来看，是以哲学思想、伦理思想和政治思想所构成的三位一体的有机整体，形成了既有哲学理论基础又有伦理准则的独具特色的中国传统伦理政治观。     

儒家传统的自我更新与日本经济的飞跃发展

毫无疑问,明治维新、战后国际关系、美军占领下的民主改革对日本经济奇迹般的飞跃有着深远的积极意义。但本文想从一个新的视角:儒家传统与日本经济作一番探索。 儒家传统在近代日本的自我更新 日本民族是一个善于吸收和改造外来文化的民族,对于中国儒家传统思想的引进无疑也有一个改造吸收的过程。中国儒家传统思想的内涵十分丰富,包括哲学、政治、社会、伦理等许多方面。经过日本改造过的儒家传统思想,在哲学方面,与中国显然有许多差异。在政治思想方面,日本把儒家政治思想同神道揉合在一起了,但在主张大一统、中央集权、宗族式统治方面并无大的差异。伦理道德方面,明治维新之前是全盘吸收,其后便注入了新的道德观念,而不象我国封建社会的     

儒家天道与政治的限度

近代以来,以天道为基础的儒家传统政治思想体系经受了毁灭性的批评,天道与政治的合谋往往被视为导致王权主义乃至集权专制主义的根本原因。现代政治儒学试图复兴天道观念,以之为政治合法性基础或者良知的根据。这两种路径都将儒家天道观念本质化,无视其与传统知识系统和价值观念之间的共在关系,忽略了以天道为基础的儒家政治思想的有限性。对儒家天道与政治观念的本质化理解存在着思想性和历史性的双重迷失,且对儒家天道观念的现代转化毫无裨益。天道与政治不应当视为静态概念结构而应当视为实践话语,天道观念与政治权力互相生存、互相建构,才能深入到政治实践。在承认当前社会实在和社会观念的合理性基础之上,通过社会想象建构,儒家天道仍然可以成为现代政治思想体系的重要构成因素。     

试论宋太祖时期的忠节观建设

宋朝立国之初，除了在政治经济制度方面加强中央集权之外，还很重视忠节观方面的建设。作为一位深谋远虑的政治家，宋太祖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就十分注意褒奖忠臣、惩治叛逆，这从他对后周旧臣、敌国大臣及本朝文武官员的态度中清楚地反映出来。在要求大臣忠节的前提下，宋太祖尽量在物质、待遇方面满足他们，因此，太祖一朝的君臣关系总体说来较为和谐。尽管宋太祖所宣扬的忠节观不可避免地打上了五代的烙印，但这一时期的忠节观建设则拉开了封建社会后期重建忠节观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