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行政体制与财政体制的冲突与协调

本文认为 ,当前我国五级的政府架构及高度集权的行政体制与分税制财政体制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冲突 ,并就此提出相关的政策选择 ,即减少政府层级、赋予地方合理财权等等。     

我国义务教育财政体制的思考

本文分析了我国义务教育财政体制的基本特征、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完善我国义务教育财政体制的建议.     

我国义务教育财政体制的思考

本文分析了我国义务教育财政体制的基本特征、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完善我国义务教育财政体制的建议。     

中国财政分权体制变迁的逻辑分析

在我国经济发展不同时期,财政管理体制进行了不同的变革。以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财政关系博弈的研究视角,发现财政分权程度主要由中央与地方政府两者的行为目标而决定:如果中央政府行为目标是地方经济的发展,那么财政分权程度会提高;如果中央政府行为目标是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增长和控制力提高,那么财政分权程度会下降。反之,财政分权程度也会受地方发展的客观现实影响。同时,基于不同的行为目标和博弈结果分析出我国不同时期的财政管理体制变迁逻辑,指出我国当前财政分权所面临的问题及应对策略。     

我国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创新研究

1994年实行的分税制 ,对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特别是 2 0 0 2年实行的所得税制改革更是对分税制财政体制的一次重大的制度创新。然而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发展 ,当前财政体制的弊端也日益显露出来 ,新一轮的制度创新已成为必然。     

从新中国60年财政体制变迁看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完善

理解财政体制改革在迄今为止的经济增长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对于中国未来的改革颇为重要。"十二五"时期将是中国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时期,而财税改革在这一过程中将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自党的十七大以来,各级政府财力与事权匹配的财税体制改革就成为政府间收入分配改革的核心思路。进一步的改革需要在对已有制度的效率做出判断的基础之上进行。对"十二五"期间的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来说,如何完善省以下的财政管理体制,成为考验中国财政体制改革的关节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是维护各级政府实施公共服务、配合主体功能区建设的重要内容;进一步深化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是重要的路径。     

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几个基本问题

党的十八大"三个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凝聚和集中表达,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社会层面的价值导向和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的统一,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与时代精神和中国传统价值观的融合,构成了社会主义实践运动的指针、文化强国建设的方向、制度安排的灵魂。其主线是正确认识和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关系,核心是扣住全社会的利益关切,处理好公和私的矛盾。它是在总结我们党长期重视弘扬正确主流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推动社会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需要我们长期坚持,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固化于制"。     

分税制财政体制法律调整原则的探讨

要实现对分税制财政体制有效的法律调整,必须始终贯彻整体以支定收原则、地方各级政府事权和财权相对统一原则和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恰当原则。整体以支定收原则体现了财政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中的界线,保证了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公共性;地方各级政府事权和财权相对统一原则维护了地方各级政府的相对独立性和稳定性;中央转移支付恰当原则是中央政府与地方各级政府财政关系的连接点,维护了中央政府的调控权,确保了整个国家的政府收支活动的统一性、整体性与和谐性。     

东亚近世儒者对"公""私"领域分际的思考--从孟子与桃应的对话出发

《孟子·尽心上》记载的孟子与桃应的对话揭示了如何处置“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责任之间的冲突问题,从而为中国思想史乃至东亚思想史引入了“公”与“私”的概念。作者厘清了“公”与“私”概念的转折变化,归纳了东亚儒者对此问题的诸多讨论,指出“公”领域与“私”领域中的德行常常必须在“公”领域中才能全幅实现,并且“公”领域与“私”领域之间恒有其难以化解的紧张性。东亚儒者提出以具有超越性的“天理”或具有“普遍性”的天下为企图化解“公”“私”冲突之概念工具。但是,在近代以前的专制独裁体制下,“天理”等概念的解释权都被权力掌控者垄断,从而架空了这一概念所具有的超越性或普遍性,并将之转化为镇压人民的工具,这就是17世纪后东亚各国“气”学一系的思想家伊藤仁斋、戴震等人,批判程朱学派所建构以“理”为核心的思想系统的部分原因。     

我国事权与财力相匹配的财政体制选择

事权的内在本质是公共服务职责.事权的划分是各级政府职责范目的划分和确定,它是处理政府间财政关系的依据,并在财政体制中居于主导地位.中央与地方政府闻事权划分应根据事权的内涵,按"受益、效率、技术"原则来划分各级政府事权.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国,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程度不一,财政能力差异较大,中央集中一定的财力对于保证中央的权威和平衡地区间差异是必需的,因此,财力与事权相匹配模式仍应坚持间接匹配模式.应改自治模式的省管县为命令模式的省管县,中央政府直接参与到省以下财政体制的制定中去,由中央政府通过法律的形式界定各级政府的事权和财权范围.应该有条件地赋予省级政府和计划单列市政府部分举债权,在省以下财政体制模式选择上,本文倾向于选择命令式模式,但建议给予省级政府相应的选择权.应该加强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完善,尤其是省以下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完善,规范转移支付方式,尝试建立横向转移支付制度,保证地区间财力均等化和各级政府事权与财力的真正匹配.     

完善地方政府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对策选择

分税制是根据公共财政理论确定的一种分级预算的财政管理体制。作为一种新的制度创新 ,不断的历经制度层面、技术层面的调整 ,进一步规范了政府间的财政分配关系 ,调动了地方政府增收节支的积极性。然而现实中却面临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主要是基层 (县乡 )政府财力匮乏以及地区间财力的非对称性问题。应进一步明晰政府的职责 ,适当赋予地方政府独立的税收立法权、建立科学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     

进一步完善财政体制的几点思考

文章从加快财权和事权的划分政策、用财政手段推进市场化运作方式、进一步完善省直管县办法、进一步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积极推进费改税工作等六个方面对完善财政体制进行认真思考,就如何建立科学的财税体制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     

分级财政的运行机理与体制创新

建立分级财政体制 ,并在这一体制框架内正确处理各级政府间的收支划分和转移支付问题 ,是理顺财政分析关系的必然选择。在分析近年来的分级财政体制改革情况的基础上 ,力求制度的规范化 ,是进一步完善分级财政体制的关键 ,而解决这一矛盾的主要措施 ,便是在各级政府之间科学地划分事权范围 ,合理地划分税收收入和税收权限 ,并且实施纵向和横向财政转移支付     

现行财政体制对乡镇政府行为的影响分析

从公共选择理论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出发 ,我国现行的财政体制对最基层的乡镇政府经济行为的塑造起着关键作用。 2 0世纪 80年代以来 ,我国逐步建立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 ,这种激励机制促使各地乡镇积极投身于微观经济建设 ,同时 ,这种抽象的财政包干体制下派生出的具体细则 ,又使乡镇政府与其税收分享单位之间的互动具有博弈的特点     

普通法诞生后英国刑事检控分权体制的初步形成

在西方检察制度比较研究中.英国始终是研究者面对的最特殊的对象.19世纪晚期之前,这个国家一直没有像欧陆邻邦那样的国家公诉检察官.英格兰法刑事司法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刑事检控权一直由私人掌握.这是源自日尔曼法的一项传统旧制.12世纪英格兰中央君主国家形成过程中诞生的普通法对这项旧制没有度除,而是进行了创造性的继承.由此产生的起诉陪审团即大陪审团栓控权机制作为对私诉体制的有效补充,成为英格兰普通法刑事检控权力体制的新权力主体.与私人检控者并行不悖.在被改良后的刑事私诉体制中,官方只有非常有限的刑事检控权.普通法早期史形成的这种刑事检控分权格局一直延续到现代,导致英国现代社会建立职业检控官僚机制一再受挫.因此.美格兰无缘建构检察官僚制度绝非思辩性的法理学问题,而是一个历史问题.时普通法早期刑事检控权力史的历史解读就成为我们解答这个问题的知识前提之一.     

论不完全财政体制对清代社会的破坏机制

以在制度上存在支出缺口为特色的清代不完全财政体制 ,导致民众负担的加重和国家税收的失控。清政府虽然建立养廉银制度以弥补不完全财政的缺陷 ,但在专制制度的制约和时势变迁对人们行为影响的催化作用下 ,不完全财政体制对清代社会机体的破坏日益加重 ,终于铸成乾嘉之际清朝统治由盛转衰。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一个财政体制变迁的分析框架

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化已影响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其内在体制原因是公共财政体制运行不规范.分析政府间公共服务责任分工--财力分配安排--转移支付效果这样一个三位一体的基本框架,来验证造成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化的财政体制异化效应,从而设计出财政体制的变迁路径,形成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财政支持机制,以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省直管县”财政体制中需进一步研究的几个问题

实践证明,减少政府财政层级,将是完善分税制改革、提高财政运行绩效的必然选择。文章通过对国内关于财政省直管县研究成果进行逻辑上的总结和梳理,为进一步推进和完善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提出几个尚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财政权规制视域下的英国宪政——1690年英国财政解决的宪政意义

从1690年英国财政解决所建立的财政权规制的作用和结果看,其宪政性质和意义相当明确。通过关税财政权规制和短绌财政权规制,君主政体的财政基础几乎消失殆尽,王权及其政府形成了对议会的根本性财政依赖。议会利用财政权规制产生的财政依赖,在渐趋经常化、制度化召开的议会会议上,通过自己的财政权力影响行政政策,逐渐控制了中央行政权力机构,实现了权力向议会的重大转移,把王权及其政府拉入了其划定的宪政轨道,使英国政治制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