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经学考述

蜀汉经学主要受到两汉巴蜀经学和荆州学派的影响,异于郑学而义合王学,兼顾今古文经,多图谶之学,通经用世。蜀汉经学家向朗、尹默、李仁及其子李撰皆受学荆州学派领袖宋衷、司马徽,颇得荆州学派真传。受巴蜀经学的扬雄拟经和杨谯谶纬学影响,王长文有拟经之作,谯周集谶纬学大成。蜀汉经学是三国时期经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虽规模稍逊曹魏,然而成就斐然,独具特色,对蜀学与曹魏、东吴、西晋三朝经学影响深远。     

从《华阳国志》看巴蜀世风的演变

从《华阳国志》看巴蜀世风的演变史建群晋人常璩所著《华阳国志》记载了公元４世纪中叶以前巴蜀等地的历史风云变幻与地理状况。本文试图从《华阳国志》等文献资料中，寻绎古代巴蜀世风演变的轨迹，探索影响世风演变的种种原因。“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李白：《蜀道难...     

评邓经武著《二十世纪巴蜀文学》

本认为,邓经武专《二十世纪巴蜀学》,在巴蜀化观的建构,数千年巴蜀学发展的勾勒、20世纪巴蜀学史的开拓,巴蜀学“川味”“蜀风”的体味……等方面,均开了撰写巴蜀学史的先河,值得学术界重视。     

宜兴清代词学简说

宜兴清代词学简说朱征骅宜兴词学以来陈克和蒋捷为开山祖。其词风对清代的阳羡词派影响颇大。清代为宜兴词学的极盛时期，当时宜兴被称为“词人之乡”。康熙时，词坛巨匠陈维崧崛起，和者甚众，有百余人，形成了独树一帜的阳羡词派。陈维崧（１６２５—１６８２）字其年．...     

南宋词与理学新论

南宋词“复雅”理论在理学“崇正”思潮影响下形成了以东坡词为“正统”的词学正统论和词学宗派论,而词的创作则在发展东坡词法基础上逐步形成以“抟搦义理,劫剥经传”为表征的宗义理词风。在词人群体形成及演变方面,理学人士对苏学的推崇不仅直接促成了南宋苏轼词派的形成,而且在苏、辛词派交替过程中起极重要的中介作用。随着程学地位的不断提高,宗程学或具有程学倾向的词人不仅从思想、理论与创作方面拓展了以崇苏为基点的“复雅”词风,且还以极大热情参与辛派的建构并逐渐形成理学家词人群。考察南宋词风演变及词学理论的文化背景,理学无疑是一个不容忽略的重要因素。如果忽视它的存在,将难以对南宋词理论实质、词派演变及创作倾向作全面深入的把握。     

庆元党争与永嘉学派的蜕变

南宋庆元党禁给乾道、淳熙以来活跃的学术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文章具体考察了庆元党禁对永嘉学派传承的重要影响，特别论述了传承永嘉学术的叶适及其门人在严酷的党禁环境中从学术到文学的转向，最终使永嘉学派蜕变为永嘉文派。     

李劼人的小说创作与袍哥语汇

袍哥文化在巴蜀近现代社会盛行,这使得袍哥语汇逐渐演变成为巴蜀方言土语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仍在显示其生命力;李劼人小说创作注重巴蜀地域特色,巴蜀方言俗语是他小说创作地域特色的重要反映,而其中滋生于近现代巴蜀的袍哥语汇也是其明显表现;在李劼人的小说创作中,袍哥语汇的大量使用对李劼人近现代巴蜀袍哥人事的表现、袍哥文化的表现有重要作用,体现了巴蜀特有的民俗与语俗。     

清末民初常州词派的情感流向

清末民初常州词派的情感流向李慈健一清末民初常州词派，以谭献、王鹏运、朱祖谋、况周颐、陈廷焯、郑文烨等人为代表，主盟近代词坛。他们继承前期常州词派词学传统而有所发展，使常州词学理论日臻系统完整；在创作上依归前期遗风，伤时感世，托微兴寄，传达了封建末世文...     

宋代永嘉学派的经学传承及思想演变

永嘉学派是宋代重要的学派之一,是浙东学派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代永嘉学派的形成与演变,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程,在学术思想上随着宋代学术思潮的变迁最终由师从二程性理之学转向注重经制、事功之学。这种转变经由了北宋中期、两宋之际、南宋中前期几个主要阶段,在每个阶段,其主要代表人物如王开祖、周行己、郑伯熊、薛季宣、陈傅良、叶适等人,其思想主张与内涵尤其是在经学诠释及思想重心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其中,北宋的王开祖、周行己等"永嘉九先生"为奠基者,他们一般都注重心性之学,而南宋前期郑伯熊、薛季宣等是永嘉学派由心性之学转向事功之学的关键人物,南宋中期陈傅良、叶适则开始成为永嘉学派事功之学的集大成者。     

论曾国藩的治学精神

论曾国藩的治学精神刘一龙（娄底师专中文系）曾国藩是一个有影响的历史人物。他学赅古今，才兼文武，堪称一代儒臣。他著作甚多，在学界、文坛，颇负盛名，影响很大．正如钱基博先生所指出的：曾国藩“异军突起而自为一派，可名为湘乡派．一时流风所被，桐城而后，罕有抗...     

宋代蜀学转型的再探讨

宋代蜀学转型有三个大节点：两宋之际二程洛学传蜀,南宋前期南轩之学返蜀,南宋后期朱熹闽学传蜀;三大节点并非孤立的,且其发展变化,都同书院有密切关系。另外,文章还对以下几个问题进行了探讨：1.关于谯定与“涪陵学派”;2.“二江九先生”之名的由来;3.渊的学术活动;4.阳枋的学术活动;5.巴蜀学者之间的传承、交流与合作。     

巴蜀文化与巴蜀非遗、农耕文化的关系研究述略

本文以2013年巴蜀文化研究动态为切入点,探讨巴蜀文化与巴蜀社会、非遗以及农耕文化等诸方面的关系。2013年巴蜀文化研究产生了一大批有创见、高质量的学术成果,内容涉及巴蜀社会、非遗、历史地理等方面,并呈现出注重对巴蜀文化内涵的解读、突出区域内历史文化名人研究、重视文化的社会效益研究等特点,但对于巴蜀文化自身的演变规律以及为古蜀文明提供物质基础的农耕文化等诸问题所表现出的历史认识和哲学反思仍尚显薄弱。     

三峡军事交通地利影响初探

大三峡是巴蜀的水道，巴蜀是长江之头，三峡是颈，是长江军事地利的七寸。大三峡及其巴蜀是秦陇的肘腋之地，相比吴楚是喉吭与唇齿的关系。三者在军事上相互依存，对数千年中国军事史产生了重大影响。     

试析法兰克福学派对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的批判

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对曼海姆与法兰克福学派思想的形成都有重要影响，但是，法兰克福学派反对曼海姆把意识形态理论扩展为一般知识社会学，认为曼海姆知识社会学混淆了意识形态概念与具体的历史的真理概念之间的关系，也钝化了意识形态理论的批判锋芒，倒退到一种纯粹的唯心主义“精神哲学”。对曼海姆相对主义的批判是法兰克福学派对曼海姆批判的核心。     

论巴蜀文化与来知德的美学精神

巴蜀地处盆地,四面环山,但巴蜀先民并不局限于此,而是努力开拓,冲破自然的束缚,向外发展.这种态度深深积淀在巴蜀人心底,逐渐形成了勇于开拓创新的巴蜀文化精神.明末巴蜀学者来知德不臣服和恪守权威、传统,提出"舍象不可以言《易》""格去其物欲"以及"文能载道,何害于文"的美学观点,以正人心和世风.这正是勇于开拓创新的巴蜀文化精神在来知德美学思想中的折射,也是巴蜀美学精神的特点所在.     

试论战国后期秦对巴蜀的统一及社会经济改革

古代的巴蜀由于农耕条件的优越性，其农业经济发展很快，春秋、战国时期其农业、手工业、林业、渔业进一步提高。战国后期，泰国为统一天下首先对富饶的巴蜀发动了战争，想使其成为自己的后方基地而着力经营。公元前316年秦统一巴蜀，统一后秦政府大举移民巴蜀、修建城市，兴修水利，巩固在巴蜀的封建统治。秦对巴蜀的吞并战争及社会经济改革主观上看破坏了巴蜀人民的生活现状，客观上看它的一系列政策，使闭塞的巴蜀迅速融合到中原文化之中，直至西汉中期，已不再具有原有的民族特征。正是秦在巴蜀成功的经济政策，使巴蜀经济在原来的基础上又上了一个新台阶，不仅在后来有效地支援了秦对六国的统一战争，而且使巴蜀在自身的经济发展中创造了条件。     

民国时期巴蜀诗学向传统诗学的回归——以刘咸炘诗学研究为中心

民国时期，在新旧诗学交替过程中，巴蜀诗学依然保持着传统诗学的传承。这种传承是通过巴蜀学人对传统诗学的坚守来完成的。刘咸炘的诗学思想是民国时期巴蜀诗学史上传统诗学传承的一个缩影。刘咸炘诗歌理论回归于传统的诗学观，倡导温柔敦厚的诗教论，提倡学习汉魏诗歌，延续汉魏风骨的诗风。作为传统诗学的捍卫者，刘咸炘并没有表现出对新诗创作的反对，他对新诗的创作，不是避而不谈，而是保持一种隔岸观火的态度去认识和理解。刘咸炘创作的古体诗融入通俗语，反映时代特征，体现了当时巴蜀诗坛旧诗人在新旧诗体的交替过程中坚守传统诗学、努力为旧诗的发展寻求一条新的道路的追求。     

“形式”转换:从形式主义到结构主义

从俄国形式主义到布拉格结构主义的学术演变集中体现在对"形式"的不同理解上。具体而言,俄国形式主义将之阐释为以"手法"为核心的陌生化美学体系,布拉格学派则将之阐释为"结构"。仔细辨析他们的理论探索,可以发现两者间的联系是复杂的。在俄国形式主义内部,存在着从早期的"手法"到晚期的由"系统"整合"功能"的转变;在布拉格学派内部,存在着将"系统"改写为"结构"的转变,进而把形式主义改写为结构主义的转变。在上述转变的基础上,布拉格学派继承并超越了俄国形式主义,建立了成熟的结构主义理论体系。     

庆元党争与永嘉学派的蜕变

南宋庆元党禁给乾道、淳熙以来活跃的学术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文章具体考察了庆元党禁对永嘉学派传承的重要影响,特别论述了传承永嘉学术的叶适及其门人在严酷的党禁环境中从学术到文学的转向,最终使永嘉学派蜕变为永嘉文派。     

清前中期的巴蜀散文(下)

清王朝统治时期，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较为激烈。巴蜀散文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中得到了较大的发展。散文作家们大多能体恤民苦，致力于学。虽然有鼓吹封建道统者，但亦有主张抒写性灵，冲击正统文学观念者。特别是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从西方侵略者的枪炮声中惊醒起来。救国图存，变法维新成了时代的潮流。巴蜀虽处内地，但也出现了一批鼓吹变法维新，号召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家、散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