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诉案件被害人当事人制度的完善

我国《刑事诉讼法》将被害人确立为公诉案件当事人,被害人与人民检察院作为“共同原告”履行控诉职能,这在理论和实践中都暴露出许多问题。德国附带诉讼制度允许被害人作为附带诉讼的原告人而非公诉案件本身的当事人参加公诉,具有合理性。借鉴德国的做法,我国应增设刑事第三人制度,让被害人作为刑事第三人参加诉讼,并赋予其相应的诉讼权利,从而有效解决被害人在公诉案件中的参诉问题。     

刑事公诉案件被害人诉讼地位再认识

我国1996年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将公诉案件中被害人的诉讼地位提高到当事人地位,这更好地维护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彰显了刑事诉讼法对人权保障的重视。但学术界对公诉案件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有不同看法,有完全肯定的,有完全否定的,也有既肯定又否定的。笔者比较赞同第三种观点,赋予公诉案件被害人当事人地位,在法理上是合理且必要的,但我国刑诉法应该进一步完善被害人的诉讼权利,使其当事人地位名实相符。     

刑事犯罪被害人的权利保障

一段时期以来,维护刑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一直标领主流,被告人本位主宰着话语垄断地位.与此相反,刑事犯罪被害人(以下简称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却长期被大大地忽略了.被害人权利保障是刑事司法公正的应有之意,我国的刑事诉讼法虽然明确将被害人定位于当事人,也赋予其一系列权利,但纵现我国现有法律和司法实践,仍存在众多缺失.加强对被害人的权利保障,应赋予被害人公诉案件上诉权,被害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的权利,请求国家补偿权,被害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选择权,被害自然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     

也谈我国公诉案件中被害人的权利问题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赋予公诉案件被害人以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并规定了一系列诉讼权利,但总体看,被害人所享有的诉讼权利不仅与同为诉讼当事方的被告人相比显得薄弱,而且与其当事人的法律地位也不匹配。被害人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当事人,不享有完整的当事人的诉讼权利。     

关于完善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制度的法律思考

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保障问题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对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保护是刑事诉讼中保障人权的重要方面,而在我国刑事公诉案件中被害人的权益至今仍被强大的国家公诉权所掩盖,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本文就刑事被害人诉讼地位及权利保护问题进行初步探讨,提出完善我国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机制的若干构想。     

庭审中被害人诉求的程序性保障

1996年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和权利作了重大修改和补充,将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由一般的诉讼参与人提升为当事人,相应地享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使被害人的司法主体性地位得到了法律的正式承认。由此,作为刑事诉讼当事人的被害人享有了与被告人基本对应的诉讼权利,使其在审判阶段可以方便地参与诉讼,使司法机关直接听取被害人对惩罚犯罪的愿望和要求,最大限度地保障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但在司法实践中,法律赋予被害人的那些诉讼权利并未真正保障被害人充分地参与诉讼,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实现自己的诉讼请求。本文旨在探讨如何完善被害人在庭审中的一些权利以更好地保障其诉求的实现。     

论建立公诉案件被害人的共同原告地位

公诉案件的被害人在现行刑诉法中取得了当事人的主体地位,但被害人客体化倾向明显的现象难以说明被害人当事人的主体法律地位的确立,解决这一现实的矛盾必须赋予被害人包括上诉权在内的诉讼权利,确立被害人的共同原告地位,这是由被害人天然的当事人身份等因素所决定,也是解决矛盾,落实被害人当事人主体地位的保障。     

论公诉案件被害人上诉权的功能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虽确定了公诉案件被害人诉讼当事人的主体地位,但没有赋予其上诉权.本文认为被害人上诉权具有纠错、防错功能,安抚、说服功能,平衡利益关系功能,保障司法终局性和权威性功能以及维护司法统一适用等功能,被害人上诉权的功能决定了赋予被害人上诉权之必要性.     

论被害人陈述的法律地位

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所同时具备的当事人角色与实质证人角色之间的冲突,是所有当事人证据都存在的普遍性问题,并不足以否定被害人陈述作为证据的适格性。由于被害人在公诉案件审判程序中并不具备独立的控诉职能,因此相关之角色紧张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缓和。在我国刑事证据制度构筑封闭式的证据分类体系的情况下,人证及当事人证据在分类逻辑上的要求,决定了被害人陈述不仅是适格的诉讼证据,而且构成独立的法定证据种类。     

澳大利亚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制度对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启示

20世纪中叶以来,被害人在各国刑事诉讼中的地位日益受到重视,各国越来越注重强化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和保护被害人的诉讼权利.澳大利亚作为英美法系国家,传统上重视被告人诉讼权利的保护,但后来在保护被害人诉讼权利方面做出了重大变革,成为澳大利亚近时期刑事司法改革的特色.我国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制度存在不足,可以借鉴澳大利亚制度和学习澳大利亚注重被害人权利保护的立法精神及制度安排,在我国刑事司法改革中进一步完善被害人权利保护制度.     

程序意义当事人视角下的公诉人和被害人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赋予了被害人当事人地位和公诉人的非当事人地位,而这从程序意义当事人的角度来看,均不具有合理性。它们都是实体法地位在诉讼中的延伸,而根本没有考虑他们在刑事诉讼中承担的诉讼职能。正是由于公诉人的非当事人化地位,才使得被害人升格为当事人。从程序意义上来看,应当废除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赋予公诉人当事人地位,但公诉人的当事人化不是绝对的。     

日本不起诉制度对完善我国不起诉制度的启示

日本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起诉便宜主义原则,赋予了检察官很大的起诉裁量权。为了防止检察官的起诉裁量权被滥用,日本的法律同时设置了严格的监督制约机制。实践表明,日本的不起诉制度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因而对完善我国的不起诉制度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论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地位及其权利保障

针对我国刑事诉讼法对犯罪被害人地位及权利的法律保护存在的缺陷 ,基于刑事审判程序公正、正义的最低标准 ,应该保障被害人对犯罪的追诉权、保障被害人的诉讼参与权、保障被害人获得实际赔偿的权利 ,对被害人和被告人的权利加以合理适当的平衡 ,实现对被害人保护的整体性和被害人在诉讼过程中的全面参与 ,完善对犯罪被害人权利的法律保护     

论构建我国民事公诉制度的基本思路

民事公诉制度是许多国家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没有予以规定。由于我国目前存在着诸多严重侵害民事公益的问题,并且得不到有效的司法救济,所以,在我国建立民事公诉制度十分必要。我国的民事公诉制度应由检察机关以公诉人身份提起,其起诉范围主要为几类特定的涉及国家与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案件。     

论我国秘密侦查措施立法的完善

秘密侦查措施在司法实践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尤其是在刑事犯罪活动日趋智能化、复杂化的今天。西方国家刑事立法中均对秘密侦查措施的应用程序作了明确的规定,以确保秘密侦查措施在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权之间达到必要的平衡。我国目前的刑事诉讼立法中没有涉及到秘密侦查措施的应用程序问题,这也给秘密侦查措施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带来了混乱。因此,将秘密侦查措施纳入刑事诉讼法的统一调整范畴,明确其运用程序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发展的必然要求。     

从辩护制度看现行《刑事诉讼法》的修改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为辩护制度确立了十分重要的法律地位。但从实践来看,现行的辩护制度还显得很不完善,并暴露出许多突出问题。因此,有必要从立法上予以完善,对现行《刑事诉讼法》进行修改。只有这样,才能最终解决辩方与控方产生抗衡的问题,才能充分发挥辩护律师的作用,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和诉讼权利。     

论被害人代理制度存在的缺陷及其完善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增加了被害人代理制度,这是一个进步,但它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完善这一制度成为必要,而只有完善才能实现设立这一制度的初衷。     

论台湾法对大陆刑事审判制度及相关理论创新的启示——以2003年台湾地区刑诉法的修订为背景

台湾地区的刑事诉讼法几经修订,已经成为一部当事人主义模式极其明显的新法律.笔者以2003年对审判制度的修正为法典基础,阐述了新法关于指定辩护、庭前审查、证据制度几个方面相关规定的具体内容和法律思想,以望能对内地刑事诉讼法的再次修订以及我国刑事法理论与制度创新有所启发和借鉴.     

论诉讼合作模式下的案件真实——合意真实理念之提倡

2018年刑事诉讼法规定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标志着诉讼合作模式在我国正式确立。有别于传统对抗式诉讼，合作式诉讼模式下，控辩双方由对抗转变为合作，检察机关主导认罪认罚程序，诉讼重心由审判阶段转移至审查起诉阶段。控辩双方合意削弱了法庭调查，法庭审判成为“确认式庭审”，案件真实更多体现为控辩“合意性”，即合意真实。合意真实的诉讼观念蕴含了被告人主体理念，体现了对司法效率、司法权威和协商正义的时代价值追求，具有正当性基础。因对抗与合作二元诉讼程序变革，诉讼真实观应从传统一元的实质真实观向实质真实与合意真实并存的二元真实观转变。     

特别自诉简论

特别自诉制度自创立起,就遭到学界各种批评。本文对主要批评意见进行了辩析,指出该制度的最大缺陷在于权利形式化和权利失衡,提出了以实现自诉权实质化和当事人权利对等为原则的修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