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继承了荀子的性恶论?——师承问题的一个案例研究

学界一个流行的观点是从荀子与韩非子的师生关系出发,来论证二者性恶论的传承。然而,在思想史研究上,二者的师生关系的证据,并不很充分。更重要的是,师生关系本身并不足以支持师承关系。后者还需要以二者思想近似为前提。上述流行观点,有在师承关系与思想近似二者间循环论证之嫌。就哲学上的人性论之比较而言,虽然学界对荀子持性恶论还是其他人性观有争议,但是持不同立场的学者都同意,荀子认为无分则乱,并要通过化性起伪来止乱。与此相对,韩非子承认人有质朴的一面,他也承认靠这种质朴自然而然地达到人类和平相处的可能性。这都与荀子不同,而与《老子》呼应。但韩非子又认为,这种质朴的人性无法抵御物质匮乏的挑战。面对这种争和乱,韩非子否定包括荀子在内的儒家所推崇的道德培养的有效性和必要性,而强调因顺人情。这又与黄老的立场更接近。因此,在人性论上,韩非子的思想更近黄老,而与荀子有关键区别。     

关于“为+之+X”结构的探讨

“为+之+X”格式在古代汉语中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结构,我们对先秦两汉的一些重要著作如《春秋左传》、《春秋榖梁传》、《春秋公羊传》、《战国策》、《论语》、《孟子》、《荀子》、《韩非子》、《史记》等作了比较详细的考察,发现“为+之+X”结构中,“为”通常只作动词和介词,“之”通常是代词,而     

略谈我国秦汉时期的教育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天下,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秦自孝公时就采用了商鞅的法制路线,重耕战,轻教育,甚至根本否定文化教育的作用。韩非就说过,“故明主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韩非子·五蠹》)     

衔华而佩实——文质理论于《文心雕龙》的成熟

文质理论在先秦时期从孔子开始萌芽,由孟子、荀子继承,到两汉由司马迁、扬雄、班固等人推动,在南北朝时期成熟于刘勰的《文心雕龙》。刘勰以"时运交移,质文代变"表明了其文质历史发展观,以"文附质"与"质待文"体现了其对文质关系的深刻把握,以"衔华而佩实"、"藻耀而高翔"阐释了其心目中的完美作品。     

儒家伦理性情论与理情说的三种源初型态

中国传统文化中“情”彰显丰厚意蕴，并常与人之“性”关联，同时不失“理”之调适。先秦时期儒家创始人孔子、孟子、荀子等思想家，注重于以性说情，或以情释性，主张性、情一体；同时又主张以理调情、节情、制情，或以礼挈情、导情，而“礼也者，理也”。孔子“仁”学兼性与情，以孝弟（悌）的自然亲情为始，推己及人而泛爱众；主张以知利仁、因情以礼，以礼挈情。孟子以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说仁义礼智四端性善，“心统性情”，四端之性亦为四端之情，并以之为人之“大体”；主张反求诸己求放心，理义调情，立“大体”之德以控制“小体”之情欲。荀子认为情不可免，从人的自然情感说性；主张以理节情，使情中理、中流，并主张化性起伪，称情而立文，以通“理”之礼养情、饰情、导情、兼情。先秦思想家孔子、孟子、荀子有关性、情、理的思想构成儒家伦理中性情论与理情说的源初型态，其后儒学家大多专注于性、情、理阐释及其关系探究，由此影响着中国传统哲学的学术脉路，通情达理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和国民性格的独特印记。     

诸子政治思想初探

先秦时期诸子的政治思想已相当杰出,而其中又以孔子为代表的“德治”,以荀子为代表的“礼治”和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治”最具有代表性。“德治”、“礼治”、“法治”各有侧重,各有优劣。对当时的政治乃至对后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三者相互独立、相互排斥,却又相互重叠、殊途同归。     

《文心雕龙》之文质观论析

文质观,是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一个传统命题。刘勰巨著《文心雕龙》,建立了一个以文质结合新范畴为核心的文学理论体系,是一种建立在"自然之道"基础上的文质观。刘勰以"自然之道"来阐释文学创作的根本原则,从哲学本体论高度论证"文"之产生与存在的必然性、"文"与"质"的本质统一关系,更是传统文质观的理论内容的更新。     

略论《文心雕龙》的文质观

文质观,是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一个传统命题。刘勰巨著《文心雕龙》,建立了一个以文质结合新范畴为核心的文学理论体系,是一种建立在"自然之道"基础上的文质观。刘勰以"自然之道"来阐释文学创作的根本原则,从哲学本体论高度论证"文"之产生与存在的必然性、"文"与"质"的本质统一关系,更是传统文质观的理论内容的更新。     

“法、术、势”：从荀子到韩非

在韩非之前，“法”、“术”、“势”并非孤立，这在先秦典籍中多有反映。通过对比荀子与韩非关于“法”、“术”、“势”的思想，发现：荀子以“法”为“治之用”，韩非以“法”为“治之体”；荀子突出“术”之价值理性，韩非彰显“术”之工具理性；荀子重“人设之势”，韩非则重“自然之势”。荀子将“法”、“术”、“势”进行了道德化的改造，而韩非则整合“法”、“术”、“势”，完成了法家学说的系统化。     

张燕教授当选中国传统工艺研究会副会长

本刊讯8月9日,我院张燕教授赴贵阳参加“中国传统工艺研究会年会”,被选为第四届中国传统工艺研究会副会长。前会长华觉明先生开幕式发言题为《传统工艺研究的范本与标杆---评张燕先生著作<髹饰录与东亚漆艺>》,认为此书“视野宽阔,功底深厚”,“对学科发展有前瞻和指导意义”,号召传统工艺研究人员“向张燕教授学习,以一竿子插到底的精神,多年、多方位、全身心地投入研究”。此书40余万字,1000余幅图,上、下两册计五卷,尚在出版流程之中。华先生应北京人民美术出版总社之邀,为“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项目《<髹饰录>与东亚漆艺---传统髹饰工艺体系研究》担任审读,得以在出版之先通读全书。     

中国古代社会一元化传播体系的奠基——韩非子传播思想研究

韩非子作为先秦法家之集大成者,其传播思想对中国古代社会传播体制有着深远的影响。韩非子的传播思想建立在“人性自为论”和“君权中心论”的基本假设之上。为了达到“富国强兵”的政治目的,韩非子建构了一个以“法”、“术”、“势”为核心,“法术之士一国君、国君一臣子、官吏一民众”这三个层次自上而下的社会传播体系,体现出高度一元化的特征。     

试论韩非子功利主义的美学思想

韩非子是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处在“争于气力”的时代,他强调耕、战、法,要求美与艺术为富国强兵的基本国策服务,形成与儒、道两家大异其趣的功利主义美学思想;他以“功用”作为衡量美的价值标准,反对智巧,菲薄技艺,重质轻文,表现出否定美与艺术的倾向;他的观点显然是片面的、褊狭的,但在反对美与艺术脱离生活、矫正形式主义文风等方面曾发挥过作用,是中国美学史上值得研究的现象。     

“用”与“饰”的分离与统一——先秦与古希腊装饰思想的比较

本文从三个方面比较先秦与古希腊装饰的本质特征 :( 1)修饰的功能目的 ;( 2 )非饰的价值观念 ;( 3)饰、用和谐思想的根本意义。先秦对用与饰即文质观的认识与道本思想密切相联 ,古希腊对饰与用的认识具有认知伦理和自然哲学的意义     

论荀子对先秦儒家孝道思想的丰富与发展

为了对荀子在先秦儒家孝道思想的发展作用进行定位,通过文献分析和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方法,从思想史的角度深入探析荀子的孝道思想及其在先秦儒家孝道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与影响,认为荀子论孝以“隆礼”为核心,以“性伪之分”、人性本恶为理论基础,主张“孝子之道,礼义之文理”,“从义不从父”,君恩大于父恩。荀子孝道思想是对先秦儒家孝道思想的丰富与发展,是对封建大一统逐渐形成的时代的反映,其孝道思想适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为即将确立的中央集权封建等级秩序提供了理论依据。     

关于比较哲学史的几个问题

比较是一种很古老很常见的认识方法,其主要特点可以概括为“别同异”。同,是寻求诸种事物间的共性或普遍性;异,是把握各种事物的个性或特殊性。比较方法很早就为中国古代哲人所注意。孔子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论语·述而》)又曰:“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同上)“叩其两端而竭焉,”(《论语·子罕),都包含着比较的意义。而比较方法之用于哲学史,诸如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韩非子《显学》、淮南子《要略》、太史公《论六家要旨》、班固《诸子略》,都可以作为典型的例证。这些篇章“辨章学术,考据源流”,评论诸     

在“有待”与“无待”之间——荀子、庄子“道”范畴的比较研究

荀子、庄子皆为战国末期的思想家。在＂道＂范畴的建构中,荀子倡＂有待＂以成＂教化＂之＂道＂,庄子倡＂无待＂以成＂逍遥＂之＂道＂。本文以释道、体道、存道、明道为观照层面,以＂天为＂与＂人为＂、＂类＂与＂游＂、＂群分＂与＂自适＂、＂言教＂与＂不言＂为比较论域,对荀子、庄子的文艺思想进行比较研究与文化阐释。     

荀子的语言艺术

荀子是卓越的语言大师。他的文章不仅有深湛的内容、高度的艺术技巧,在语言运用上也有较高的造诣。《荀子》一书现存三十二篇,是荀子讲学论政的实录,本文试图对《荀子》的语言艺术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分析与研究。一、且简且明的“谈说之术”对于语言修辞问题,荀子没有专门的论述。在讲到怎样使人接受意见时,荀子指出:“谈说之术:“矜庄以莅之,端诚以处之,坚强以持之,譬称以喻之,分别以明之,欣欢、芬芗以送之,宝之,珍之,贵之,神之,如是则说常无不受。”(《非相》)在此集中讲了这样一条意见:你要说话,就必须想方设法把话讲明,使人相信,达到“说常无不受”的目的。如何来实现这一目的呢?荀子以自己教学和著作实践回答了这个问题。这里有一个修辞问题。荀子很注重文辞的运用,他认为文章要讲究文采,但不宜过于     

论中国古代美学中的社会美与人格美

先秦儒家已具有明确的积极的社会美与人格美意识,其代表性语词是“里仁为美”与“成人之美”。社会美以“仁”为核心,家庭和乐、上下人际关系和谐,百姓丰衣足食,“天下大同”是美之极致。人格美,不同于道家以“柔”为人格之本,主张刚柔相济并以刚(“刚”、“勇”、“直”、“敏”)为主导,因此而有孟子提倡的正气浩然的“大丈夫”人格与荀子理想中的“全”而“粹”的“至文”人格。     

论荀子的“隆礼重法”思想

荀子作为我国先秦诸子中杰出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其“隆礼重法”思想开儒法合流之先河,影响极为深远。作者通过对“隆礼重法”的理论基础、礼法关系及礼德作用诸问题的研究,着重辩析了荀子提出的“礼”“法”与孔、孟、商鞅所述的“礼”“法”概念的异同,并探讨了荀子思想与前代各派思想的区别与联系,对荀子政治法律思想的内涵进行初步的探寻。     

《荀子》“礼”的承传和拓展

作为《荀子》核心思想的礼治主义,实非孔子路线,乃直接承传于西周文化而另辟蹊径。孔孟由“礼”及“仁”及“性本善”,为封建主义创立伦理基础。荀子则融“法”于“礼”,系统强化礼治的整合规范。《荀子》直接影响了秦汉儒家政治。《韩非子》的权术主义乃承继于《老子》。先秦有五种社会政治思想:老申韩客观理性的功利主义,孔孟历史理想的道德主义,墨子平民理想的实用主义,荀子先验理性的礼治主义,庄子理想人性的批判主义。《荀子》理想的贡献在于这种开创性,但它的本质缺陷在于礼治作为外律手段而其本身缺乏外律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