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社联动：村级有效治理的路径选择——川西平原D村的实践与启示

我国实行村民自治以来,村级治理采取村-社分工基础上的协作,实现行政-自治二元治理体系下的联动。行政村承担行政职能并发挥村庄内部的统筹功能,社队具有土地分配、公共品供给及公共规则生产等能力,进而能够承担自治职能。村-社两级既相互分工,又需要彼此协作完成本级组织无法单独完成的工作。随着行政力量的不断介入,行政村的自主空间被压缩且无力回应治理诉求,社队因土地分配权力的丧失、公共品供给能力不足以及治理主体缺失等问题导致治理能力不断弱化,村级治理失效。村级治理的困境不在于基层治理单元的调整,而在于构建良性的村社关系。川西平原一直贯彻着村社传统,并形塑了较为有效的治理效果,对于其他地方的村级治理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村级有效治理需要重塑村社关系,在再生产社治理能力的基础上,同时给予村社一定的自主治理空间,并充分依靠村社内生治理资源。     

论村民自治有效实现的基本单元和组织载体

以村民理事会为研究对象,以探索符合各地实际情况的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为目的,运用文献研究法和实证调查法以及比较研究法对村民自治有效实现的基本单元和组织载体展开系统研究。以传统的"大行政村"为基本自治单元和村民委员会为组织载体,总体已不适应当前村民自治新需要。以自然村、农村社区、村民小组为基本自治单元,以多层次多类型的村民理事会为组织载体,具有很大的包容性、灵活性和适应性,满足了全国各地不同地区乡村治理复杂性的需求。     

农村社区自治体制的建构——乡村治理模式创新与现实选择

当前村民自治面临着行政权与自治权冲突,村两委矛盾较突出,村民自治制度整体绩效欠佳等问题,为此,需要改变乡政村治的治理格局,推动乡村社会治理模式创新。具体做法是在理顺乡镇与村一级关系的基础上,实行行政权与自治权分开,将村级组织行政化;村民自治的重心则下移到由村民小组重组而成的社区,实行农村社区自治。     

“单元政治冶:国家与社会有效治理的空间形态与规模研究

当前,大量学者认为较小的“基本单元冶有利于村民自治的实现。 而基本单元的形成是国家权力和社会认同共同作用的结果,其有效性取决于治理主体是否独立、治理规则是否具有公共性、治理秩序是否能够有效供给三个维度。 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我国并未经历西方血缘单元解体的过程,基本单元的确立既受到传统血缘关系的影响,也受国家建构的影响,因此存在“较小规模冶与“较大规模冶之争。 以“行政村冶为基本单元开展村民自治尽管存在规模过大,内生性不足等问题,但是其所依赖的治理主体、治理规则更加符合现代治理的需要。 当前在以自然村或村民小组这一较小基本单元挖掘传统治理要素过程中仍然应注意其可能面临的治理主体独立性缺乏,治理规则公共性不足等限度。     

近年来各地乡村社区治理的实践经验分析

乡村社区治理是村民自治的新发展,是政府管理职能与社会自治功能互补的新型农村社区治理结构的探索;是公民政治参与程度不断提高,乡村社区治理的主体日益多元化的过程;工作重点是满足农村居民的切身利益需求;工作难点是各种主体间“权力”和“权利”的界定问题。无论如何,乡村社区治理没有统一模式,各地应当在实践中逐步探索、选择适合本地特点的“特色”路径。     

村干部公职化建设的困境及其超越

村干部公职化管理属于国家政权建设,虽然有利于乡镇政府对村级组织的控制和有效地完成行政任务,同时却产生了行政消解村社自治和公共性的社会后果,具体表现为对村干部产生了"挤出效应"以及国家和社会互动产生了组织断裂。其中的原因就在于层级式的科层体制有办大事的优势,但在深入乡土社会时就面临治理能力和治理活力的双重性限度。因此,笔者建议将村委会一级设置为村公所,恢复以自然村为基础的村民自治单位,形成"强国家—强社会—强治理"的国家治理结构。?更多还原     

制度性自治：面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村民自治创新

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战略的推进,国家加强对基层治理的管理,如何通过接入国家力量提升村民自治能力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新命题。乡村振兴背景下,传统村民自治面临熟人社会基础不断瓦解、治理限度不断凸显的困境,难以适应农村社会发展需要。地方政府以资源下乡为抓手,从治理资源、公共权威、公共规则三个方面加强制度供给,形成了新型村民自治制度。地方政府将基层治理纳入国家制度体系的同时保留了村民自治,通过接入国家的力量提升了村民自治能力。新型村民自治与农村基层治理的“非程式化”“复杂化”特点相适配,是接入国家力量且保持基层自主性的新型基层治理模式,区别于国家力量支撑不足的社会性自治和国家力量消解村民自治的行政科层制。在我国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应充分重视基层治理的特点,将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有机结合起来。     

农村新社区治理创新研究

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实行乡村振兴战略,并对基层社区治理提出了新要求。但当前农村新社区治理仍存在一些问题,如官本位意识的不良影响、部分社区党组织功能弱化、部分社区自治流于形式、部分社区矛盾出现激化、行政执法存在利益化倾向等。针对创新农村新社区治理路径,提出提高村民自治意识、加强社区党组织建设、健全社区自治体系、推动建立“五社联动”治理模式、不断完善执法机制的对策。     

提升农村社区共同体治理水平的新模式 ——基于广西河池市"党支部+理事会+理事小组"自治模式的分析

村民自治发源地广西河池市宜州区实施的以"党支部+理事会+理事小组"为自治主体的农村社区自治模式,采取党支部、理事会、理事小组、党员、村民多方多轮协商的议事机制,是村民自治向农村社区延伸的有效探索,形成了有效的"治理单元".然而,要构建具有地方特色的高水平农村社区,急需将农村社区自治纳入法律调控的范围,突破现行的农村区划设置,进一步明确农村社区的自治主体地位,建设社区治理平台.     

村社理性中的国家与农户互动逻辑:基于苏南与温州“村改居”过程比较的考察北大核心CSSCI

本文从村社理性视角分析“村改居”进程中村社反馈机制的差异。强村社理性的“村改居”得益于村社理性与国家理性的有效结合,从而避免了改造过程中权力主导与资本主导的消极后果,保护了村民在改造过程中的利益分配,村社具有贯彻国家理性,构建强共同体式福利再分配的功能。而弱理性村社“村改居”则因为村社理性无法调和国家与农户之间的关系,使得农户个体理性力量过度膨胀,分化了国家的改造力度,增加了国家对村社改造的社会成本。村社理性无法有效整合个体农户理性,就会导致国家与分散农户的冲突与矛盾。强村社理性整合了政府、村社集体与农户之间的利益与诉求,型构了合作性治理框架,而弱理性村社则形成了各个群体各自为政的分化型治理形态,造成了村庄内部的撕裂与无序。村社理性应建立在村集体经济与村级组织的民主化进程中,在与国家理性的良性互动中完善与强化。     

新时代乡村治理的维度透视与融合路径

"三治融合"是新时代乡村治理的新思维,既需要以"自治"为乡村治理的主体维度,围绕"自治活力"主线,激发乡村治理主体的内源动力;也需要以"法治"为乡村治理的功能维度,坚守"法治秩序"底线,确保公共权力规范运行,村民权利有序维护;还需要以"德治"为乡村治理的价值维度,明确"德治精神"的红线,不断唤醒村民的共同体意识、公共理性和公共责任。只有厘清乡村治理中自治活力、法治秩序、道德规范相契合的源生内需与契合机理,才能通过文化塑造、角色定位、功能优化和政策调适,实现自治、法治和德治的价值融合、主体协同、聚合效能和制度优化,构建契合中国场域的三维互动现代乡村治理新体系。     

掌舵不划桨 放手不放任——东沙湖社工委加强社区自治工作的探索与思考

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基础。当前,全国各地纷纷把深化群众自治作为推进社区治理的根本,不断推动社区治理过程的协商民主、决策民主和监督民主。苏州工业园区东沙湖社工委自2013年8月份成立以来一直高度重视社区自治工作,在学习借鉴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地进行了一些创新探索,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城乡一体化背景下农村社区治理的现代转型

农村社区治理,本质上兼有政府治理与团体自治二元属性,应在政治上施以社区、村民小组为单位的自治架构,经济上培育农村经济性社会组织,并建立"政府投入为主、农村社区自筹为辅、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多元化经费保障机制。据农村营利事务和农村公益事务的差异而实施分类管理,在具体组织形式上形成社区自治、政府治理和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三级治理单元,在规制方法上实行乡规民约与法律并举的规则治理,同时倡导礼治社区的文化治理、网格化的信息治理、契约化的社区自治和美好农村的环境治理。     

农村村社治理研究——基于"中山模式"的分析

农村集体经济的治理绩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村村社治理的有效性.传统观念认为,农村集体经济治理是村干部的"权力兼义务".但是,通过考察"中山村社治理模式"(简称"中山模式")发现,村民(股东)、"两委"等相关利益者是村社治理有效性的重要参与主体."中山模式"有其独特的制度特征和贡献,但也存在诸如股权封闭、产业单一、股联社身份不明和赋税过重等制度缺陷或不足.对此,建议推动村社治理的"一短三长"策略.     

我国城市社区的中国化道路:形成、发展轨迹及走向

城市社区是国家与社会相分离的产物。国家与社会领域合一单位社会形成,领域分离城市社区产生。当前社区治理自治性缺失,社区治理基本上在国家制度安排内运作,社区自治是我国社区治理未来的发展方向,是社区治理的最佳模式。构建社区自治体系的关键在于:合理确定政府行政权力与社区自治权力边界,行政权力要逐步从"越位"领域退出来,释放社区自治权力空间。     

村民自治问题、对策与未来走向研究综述

村民自治在推进农村民主化进程、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村民自治的基本内涵在于"四个民主",即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村民自治实施中相关问题的研究集中在农民的政治参与、"村两委"之间的关系、民主监督、村民自治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乡政村治"等五个方面。从未来走向看,村民自治将向着权利保障、社区重建、民主化和制度化方向迈进。     

社区自治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途径

<正>社区是构成社会结构体系的基本细胞,其发展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社会有机体建设的成败。寻找一条适合当今社会发展的社区治理之路就显得尤为重要,而社区自治正是这样一种尝试。一、公民治理视角下社区自治中存在的问题当前,社区自治过程中还存在一定的问题,主要体现     

基层政社权责嬗递的联动逻辑、实践样态及融合治理

基层政社权责关系治理是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地区政社权责嬗递历经政府向社会尝试放权、政府向社会扩大放权、政府向社会收缩放权3个阶段。整个过程呈现出行政吸纳自治的实践样态。乡镇政府负担在行政吸纳自治的政社权责嬗递中形成，主要表现为工作任务量大和工作人员思想压力大。政策文件和网格化管理机制为乡镇政府权责扩大、社会权责缩小提供了实现载体，而基层事务宽泛化、政策刚性扩大化、监督考核过密化和政社权责模糊化是造成权责转化、负担加重的深层逻辑。为乡镇政府减负应坚持国家社会二元合一的价值理念，在渐进解决基层事务宽泛化、政策刚性扩大化和监督考核过密化等体制性问题基础上，将破解政社权责模糊化作为切入口，以村民自治能力为准绳重构乡镇政府和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权责体系。与此同时，通过党建引领和健全“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的融合治理方式为村民自治提质增效。     

治理视角下的村民自治和城市社区自治模式研究

本文从政治学的视角,运用治理理论,分析了我国村民自治和城市社区自治的产生及其与治理的关系,并提出中国从治理走向善治的选择思路.     

社区自治型遗产旅游地公地悲剧及其治理——以民族村寨型景区为例

遗产地旅游开发过程中存在的"公地悲剧"现象是遗产资源公共物品的性质所决定的。由于遗产资源本身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奥斯特罗姆认为社区自我组织和自治的多中心制度是更为有效的制度安排。文章分析了民族村寨型景区的公地悲剧现象,并从博弈论的视角入手,指出社区自治型遗产旅游地的制度设计应从"制度规制"、"精英治理"以及"外界援助"等方面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