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地方军事化中的国家与社会——以“团练”言说为中心的考察

清朝咸同之际,朝野内外举办团练的呼声高涨。检视时人言论,以办团练为途径,赋予地方适度的军事权力,只要选人得力,严密章法,或可实现"奠安黎庶"之愿望。但他们很快发现,办团练使乡村进入了军事化时代,随之而来的是"绅权扩张",因此不得不反思质疑。各种团练之说及由此形成的地方军事化设想及其困局,呈现了近代中国地方与国家之间的复杂关系。     

地方社会力量在灾荒救济中的社会整合作用——以近代苏州地区为中心的考察

中国传统社会,国家作为肩负养民之责的权力实体,一直承担着灾荒中的救济职能。民国时期处于社会大转型期,新的社会矛盾和问题的产生使传统的社会整合方式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民国时期苏州地区的民间社会力量在灾荒救济中很大程度上承担并填补了因国家缺失而留下的空白,在维持苏州地方区域社会的转型和稳定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正义的分歧——以清代“杨乃武”案为例分析中央与地方的司法博弈

通过“杨乃武”案及其后续的审转程序可以分析得出,发现中央政府和地方府县之间围绕所谓的“结果正义”和“事实正义”进行着长期的司法对抗,而案件最后的成功改判则可以看做是正常审理过程背后二者权力博弈结果的一种外在表现。     

清代国家水利管理理念与地方水利修建——以江西丰城县堤防建设为例

清代时期,丰城县堤防设施主要分为石堤和土堤两种形式。在这两种堤防设施的建设和管理过程中,国家和地方社会各种力量都参与其中,他们充当着不同的角色,其中代表国家的地方官府在石堤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土堤建设则以地方力量为主。这种状况反映了清代官府对基层水利设施的成本化管理理念。     

刑事案件“消化”处理之检视——以某基层法院审理的四则案件为例

消化是刑事审判实践中针对存疑、复杂案件而普遍采用的一种非常规的案件处理方式。案结事了的裁判效果是法官选择消化的直接动因,而在制度层面,审判绩效考核机制、法院内部的案件群体决策处理机制以及外部权利体系的压力等因素都推动着法官主动或被迫选择消化。该现象的长期存在有其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其作为疑难复杂刑事案件的一种处理机制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不顾客观实际盲目消除这一现象不现实也并不值得提倡,关键在于我们应当站在什么样的刑法立场、运用什么样的审判技术和推理方法,去思考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消化,应当如何实现消化。     

清末民初的共和选择——以“国家与社会”为视域

西方意义下的共和是什么?清末民初为什么会选择共和?近代历史表明他们在寻求国家与公民治理模式的探索中,虽然不断地学习和借鉴了西方共和主义,但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西方共和精神的断章取义,以寻求强国自救的道路。因此,共和选择的基础应该在国家与社会、公民之间实现互动善治,而不是简单的国家至上或者自由至上。     

“国家发展模式”视野下的国家垦边与地方族群关系——以西双版纳国营农场为例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的国家垦边项目是核心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模式向边远地区的“扩散型国家发展模式冶。 特别是西双版纳国营农场的建立对地方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起到了巨大作用。 这种国家化的项目之所以能成功,主要原因在于尊重地方性知识和文化传统,与地方社会制度相契合。 这种国家发展模式下的共融的族群关系,是作为行动主体的国家与地方少数民族共同选择的结果。     

草原产权变动在哈萨克牧区社会的反应与影响——以新疆阿勒泰富蕴县为例

在对新疆哈萨克牧区社会调查的基础上,文章围绕着草原产权的“质”变过程,探究其质变后在基层牧区社会的反应,并分析其对牧业生产及牧民带来的影响。基于此,指出草场承包开启了牧区草原产权制度改革的正确方向,但同时要关照到牧区的传统文化以及草场资源时空分布的异质性特点,只有对其加以创新和完善才会更有利于促进牧区社会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明代河南的黄河水患与地方社会——以归德府为例

明代河南归德府河患频繁,特权阶层和卫所军户等趁机兼并大量民田和滩地,导致里甲民户赋役过重,民间宗族组织较为薄弱,特权阶层则凭借特权占据地域支配地位。     

国家与社会:清代行会法的产生与效力——以苏州为中心的考察

清代是中国封建经济高度发展的时期,而苏州,作为清代工商业最发达的城市之一,市场繁荣.而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对法律制度的进一步需求,商人于是组成行会,制定行会法,实行一定程度的自治.而国家(以皇权为核心的中央政府)通过调整法律制度赋予商入团体以更大的自主权,从而为行会组织进行制度创新创造条件.同时,地方政府又通过对这些制度的备案而增强制度的权威性.这种合作表明,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看,清代中国的行会法与西方中世纪的行会法的功能具有很大的不同.     

地方高校工商管理专业“一带一路”国家来华留学生高质量人才培养研究——以三峡大学为例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来华留学生培养成为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方重要的人文交流和合作方式。本文以三峡大学工商管理专业“一带一路”国家来华留学生为分析样本,采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研究发现目前“一带一路”国家来华留学生人才培养存在语言障碍、教学方法、学习效果等方面的问题,本文从推行留学生导师制、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提升专业实践能力、创新培养模式等方面提出了优化改进建议,以期进一步促进地方院校留学生高质量人才培养,打造三峡大学“一带一路”国家留学生人才培养品牌,提升学校美誉度。     

社会和谐的路径探索——以齐贤“大调解”为例

绍兴县齐贤镇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创新发展"枫桥经验",在实践中探索建立了以人民调解为基础和依托,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和仲裁调解既独立发挥作用、又相互衔接联动的"大调解"工作体系,较好地实现了经济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统一.齐贤"大调解"在整合调解资源,创新多元化矛盾纠纷化解的调解机制,提高政府的社会服务职能等方面,为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调解机制的构建带来很多有益启示.     

农村牧区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现状与制度构建的思路——以通辽市为例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牧区传统养老模式逐渐被打破,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致使农村牧区养老形势越发严峻,构建新型农村牧区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面临重重困境。在这种社会转型时期,积极探索构建新型农村牧区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政策措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是一项关系到社会稳定和发展、关系到农村牧区经济发展和广大农牧民利益的社会问题。     

作为一种文类的焚香颂辞研究——以青海果洛班玛地祗“雍仲吉则”为例

论文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通过藏文文本资料的解析,以藏族地祗雍仲吉则为个案,探讨藏族地方保护神焚香颂辞作为一种特定的口头或书面文类,既与焚香仪式形成整体,又保留了藏族古文明的诸多复杂形态,显示了一个文明的持有者对语言的品味和格调。     

清末民初地方政府与社会控制——以广州地区为例的个案研究

文章是对清末民初广州地区地方政府与社会控制关系的一项研究。在清末,清皇朝在广州地区的社会控制系统日渐衰落,当革命高潮到来时,早已风雨飘摇的清朝统治顷刻瓦解。革命党人掌握政权后,作了很大努力,希望把政府的权威贯彻到各个乡村、街区。但他们既无力建立一个新的社会控制系统,又不能修复和重建旧的社会控制系统,所以,在“二次革命”中也迅速失败了。清朝广东政府未能维持其统治秩序,其重要原因是官吏的腐败和士绅的衰落。而革命党人不能建立新的秩序,其重要原因是同盟会在政权问题上缺乏理论和干部准备,而且,革命党人在城乡各阶级、各阶层的居民中都没有找到自己政权的支持力量。文章还认为,由于广州地区在辛亥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广州地区的情况当有一定典型性。     

禁戏事件及其背后的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以赣南客家地区禁演采茶戏为例

采茶戏作为赣南客家地区传统的民间文艺形式之一,反映的是下层民间社会成员的情感意愿、价值观念以及道德追求。然而这种看似游离于国家权力之外的民间文艺形式,却蕴藏着国家与地方社会之间非常复杂的互动关系。国家一方面禁演采茶戏,以避免其所承载的思想意识的冲击,甚至同化其社会主流意识;另一方面,又对采茶戏本身的文化功能重新建构,使其为己所用。在禁演与改造,限制与合作的过程中,国家借助于文化的力量,逐步把自身的权力渗透到地方社会。因此禁演采茶戏的过程实质上是国家持续不断地把赣南地方社会纳入主流社会的过程。而赣南采茶戏也在与国家的斗争与合作之中为自己寻求到了一息生存之地。     

非遗地方小剧种的活态传承研究——以青岛地方戏“柳腔”为例

以青岛地方小剧种“柳腔”为例,从文化认同角度关注地方小剧种传承与保护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探讨文化认同与地方小剧种活态传承的重要关系,并提出以尊重地方文化属性为前提,打造戏剧精品力作,彰显自身特色,利用新的媒体形式吸引年轻观众群体,使地方小剧种充满新的活力,大力开展地方小剧种的跨界传播,为地方小剧种开辟出一条新的传播道路,为地方小剧种的活态传承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两型社会”建设的长效机制探索——以长株潭“两型社会”实验区为例

"两型社会"建设的长效机制是一个科学配套的逻辑体系,其科学内涵主要有四个要素:一是促进地方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导向机制。二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惠民机制。三是创新社会管理推进"两型社会"建设的动力机制。四是服务"两型社会"促进科学发展的保障机制。     

从景观建设看清代城市社会的重建与变迁——以成都为例

本文希望通过挖掘清代成都城市著名景观的重新建设恢复的过程及意义,从一个侧面反映在明末清初城市遭受大劫难后城市如何恢复重建,来考察在明清易代后城市的重建中,国家与地方的关系,地方各阶层如何在新的社会背景下迅速整合,以及在城市建设中城市传统如何得以延续与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