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不可分割的汉藏关系

考古发现表明,从旧石器时期到吐蕃时期,西藏文化与祖国内地文化的交流是明显的。从唐蕃关系、宋代与六谷部及厮关系看,汉藏友好往来是主流。元代招服吐蕃,实现了中华民族大统一。汉藏关系自古以来是不可分割的。     

中华诗坛汉藏交流的不朽篇章——从卢前诗作回顾喜饶嘉措抗战期间在内地传播藏族诗学的重要史实

汉藏文化的积极沟通与交流是中华民族优良文化传统之一,六十多年前江南学者诗人卢前存留的五首旧体诗歌、散曲和有关文章,见证了上个世纪抗战期间喜饶嘉措大师在内地文化界、教育界传播藏族诗学,介绍藏族诗人的重要史实,颂扬了喜饶嘉措大师为汉藏民族之间的诗歌文化沟通与传播所作的杰出贡献,证明了喜饶嘉措大师具有为国家前途、领土完整和民族团结,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的大无畏的爱国精神。     

浅论民国时期汉藏佛教文化交流

从民国初年开始，内地佛教界为推动僧伽制度的改革，积极开展了汉藏佛教界之间的文化交流。这不仅缘起于佛教界自身发展所承载的文化交流使命，而且与宗教文化所赖以存在和交往的政治形势息息相关。此时，西藏与内地的文化交流，不仅推动并加强了藏传佛教研究，而且也增进了汉藏僧人的相互了解和汉藏民族文化的交流。     

民国时期白普仁喇嘛与多杰觉拔格西在内地弘法及影响

民国初年,汉藏佛教界在佛教文化内涵的理解与认识上不断切近,汉地僧人开始集体或单独前往西藏求法,藏传佛教僧人亦躬身达至内地阐发藏传佛教的教义及修行次第。亲至内地初传佛法的藏传佛教著名僧人白普仁喇嘛与多杰觉拔格西,作为扣连汉藏佛教文化交流的重要历史人物,跨越汉藏过往的沟坎与现实局势的困境,凭依宗教领域内的历史与现实问题的诠释,阐明佛教与社会、佛教与人生等佛教现世价值观,与汉地佛教界人士共同弘传佛教文化,赋予佛教新的解释现代社会的阐发理论和切入模式,力行书写了民国时期汉藏文化交流的现代进程。     

百年来汉藏关系史研究及相关问题

汉藏关系或藏汉关系,于唐代而言亦称唐蕃关系,这与之后内地与西藏地方关系或者说藏区与中原各民族关系是一脉相承的。因此,这里所谓汉藏关系或藏汉关系并不是狭义的汉族与藏族的关系,而是广义的表达,指以藏族为主体的藏文化民族与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原多元文化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其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诸方面的关系史。在藏学领域甚至在中国史研究领域,汉藏关系史都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边疆史地研究永久不衰的话题。文章在阅读相关文献材料的基础上,对1911-2010年百年来的汉藏关系史研究主要成果作一系统介绍和总结。谨供学界同行参考,不揣冒昧之处还望学界同行批评指正。     

近代康区陕商在汉藏互动与文化交流中的角色

自清代初期以来,陕商始终在康区汉藏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这不仅在于陕商善于把握商机,构建起层级式的商贸网络,扩大与藏区社会的商贸接触面,还在于陕商重视文化与社会交往在汉藏族际贸易中的作用,通过尊重、效仿藏民生活方式和频繁的社会接触与互动,推动贸易的顺利进行。在此过程中,陕商扮演着向康区传播汉文化与吸纳藏文化因素的双重角色,客观上推动了康区汉藏文化交融。     

明代汉译藏传密教文献和西域僧团——兼谈汉藏佛教史研究的语文学方法

通过对我国台湾故宫博物院所藏两部汉译藏传密教仪轨《吉祥喜金刚集轮甘露泉》和《如来顶髻尊胜佛母现证仪》中出现的传承宗师名录的考证,证明这两部仪轨最后一位传承宗师就是明代早期著名国师、曾多次出使西番的智光。由此可以确定,这两部原本以为是元代译本的藏密仪轨实际上出自明代,译者莎南屹啰当是明代的一位大译师。这一发现可以重新改写元、明两代藏传佛教于汉地传播的历史。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原以为是元代的汉译藏传密教文献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实际上都是明代的作品,明代翻译的藏传密教文献从数量上超过了元朝。这说明藏传佛教于汉地的传播并没有因为朝代的更替而中断,曾深得蒙古皇帝青睐的萨思迦派喇嘛于明代依然十分活跃,其所传"道果法"在明代传播之广远甚于前朝。由印度、西番僧及其汉人弟子组成的所谓"西域僧团"曾经是明代中国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僧伽组织,对藏传佛教于汉地的传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的理性交流——以中国近代佛学复兴为线索

近代汉传佛学复兴之初,杨仁山奉《大乘起信论》为圭臬,开启近代汉传佛学的理性重建,推动佛学的义理更新。以此为基本落脚点,在唯识学回归之后,在理性精神的带动下,引发了持续的唯识学研究热。佛学理性精神由此回归。在理性精神指引下,汉传佛学研究突破学派、门派壁垒,与藏传佛教进行正面交流和学习。留藏学法团进入藏地求取藏密,在求法过程中译介宗喀巴的"道次第"思想,推动了近代中国汉、藏佛学的理性交流。     

凝聚与发散:成都佛教在民国汉藏交流中的中转效应

民国时期汉藏关系错综复杂,涉及政治、军事、社会、经济、宗教、文化等方面,在不同时期又有着不同的特征。民国成都是军阀割据对抗的中心地带之一,也是汉藏交流的枢纽之一,汉藏佛教交流内容之丰富,僧俗来往之频繁,当时全国其它各省难出其右。本文从历史事件与社会活动中探索民国成都地区的汉藏佛教文化交流情况,发掘这座西南地区的中心城市在汉藏交流中展现出的历史作用。     

论天府文化的兼容特点——兼论成都在汉藏交流中的连接枢纽作用

成都最突出的特点在于其开放、包容,成都的文化或天府文化的特质就是兼容,这一文化特质的形成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文章从民族学角度进行探讨。从民族大格局看,成都自古以来就是西南边疆和内地的桥梁,尤其是在汉藏交流中起着连接枢纽作用。成都地处青藏高原山前地带,青藏高原孕育和滋养了天府文化,而移民与文化复合性造就了天府文化的兼容特点,兼容使得成都成为连接汉藏民族的重要枢纽。今天,成都的连接枢纽功能正日益加强,这对于成都和藏区的经济文化发展都十分重要。     

藏传密宗与“中华国族”的构建——民国时期汉地僧人的藏密观

民国时期东密和藏密都传入汉地，成为汉地佛教重建“中密”的参考。汉地佛教界对这二者有一个认知、抉择和取舍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汉地佛教界最终舍东密而取藏密。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经过与东密比较后，汉地佛教界认为藏密无论是在精深程度、发展规模，还是在戒律方面，都胜于东密。为了有效地参照藏密，完善自身的佛法体系，汉地佛教界又将藏密与汉地佛教比较，认为藏密在佛经翻译方式、密典数量、修习次第、律仪等方面，都有优胜之处，这都是汉地佛教取法的重要内容。民国密教的兴起与发展是在当时中国民族文化重塑语境中，汉地佛教文化重构的一种努力。除了佛法体系完备性的需求外，民国汉地佛教界认为沟通汉藏佛教对建成“中华国族”、沟通中华五族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景教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

景教在华传播的起点是今之新疆而非学界通常认为的西安 ;与在内地两度大起大落的历史遭际有所不同 ,景教在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一直呈平稳发展状态 ,尤其是当唐末景教暂不流播内地时 ,西北边陲民族地区转而发展成为景教传播的中心和再传内地的源头。因此 ,长期以来学界有关景教在华传播曾经“中断”了的说法并不符合史实。景教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客观上进一步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融合以及中国与阿拉伯地区和西方文化的交流     

汉藏边茶研究述评

学界涉及汉藏边茶研究的成果较为丰富,主要从茶叶边销与边政关系问题、官营茶马贸易的兴衰、历代茶政、边茶的走私、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价值以及藏族茶文化等层面进行探讨。以前的研究侧重于自上而下地强调边茶在汉藏关系中的政治、经济功能,很少深入地方社会内部考察多种力量对边茶交易市场的控制、族群之间的互动以及透过藏人对茶叶的消费历史去关注茶所承载的社会文化意义。文章从这些角度对边茶研究加以梳理,以期更系统、更深入地理解历史上这一特殊的物在藏汉关系史上的意义。     

中国文化在视频自媒体的传播效果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YouTube的样本挖掘与实证研究

中国文化的"走出去"和国际传播面临新媒介语境带来的巨大契机和挑战.YouTube是重要和典型的国际新兴媒体,具有自媒体、 视频媒体及社交媒体等多种特征,同时也是规模和流量居于全球领先的重要网络平台.通过网络挖掘、 统计分析等手段对中国文化在YouTube的传播效果进行研究,从包括内容、 传者等在内的多层面分析其传播效果的影响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内容丰富度、 内容倾向性、 内容话题度、 内容类型、 传者影响力、 传者扩散力与中国文化在YouTube的传播效果具有显著相关性.基于实证分析的结果可为我国的国际传播实践提供优化对策支撑.     

“五四运动”前后的中英西藏界务问题交涉

民国初年,西藏问题的症结在界务之争。1917～1918年第二次康藏纠纷爆发后,西姆拉会议遗留的汉藏划界问题亟待解决。在驻华英使的一再要求下,北京政府于1919年5月重提了袁世凯政府1915年所做出的最后让步方案,英政府同意以该提案作为谈判基础,但未及展开,北京政府却突然中止了谈判,其原因是在"五四运动"引发的全国大规模的民族主义浪潮下,川、甘地方与大众舆论重新对绒坝岔协议中承认为西藏所有的金沙江两岸之地提出异议,希望恢复清末赵尔丰的川边改土归流后的汉藏分界,使得北京政府放弃了与英国的谈判。汉藏划界问题的搁置宣告了英国意图使中国接受西姆拉条约目标的失败,也因此,西姆拉会议上秘密划定的藏印边界始终得不到西藏地方的认可。     

贡马:明代汉藏关系的一种历史人类学阐释

文章考察了史书中记载的明代"番僧"贡马的起源、兴盛和衰亡的过程,并把这个过程与明代朝廷上下的作为宇宙观的"天下观"从天下心态到商人心态的转变、"番僧"对朝贡制度的利用以及他们对明廷心态转变的应对态度和措施联系起来理解.文章认为,马一度被两个文明选择作为交往的中介,根本原因在于汉藏文明各自的宇宙观在与对方衔接时的并接结构以及马具有的汉藏文化之间的通约性;而贡马之衰落,正是由于该并接结构基于心态转变而导致的转型所致.     

五世噶玛巴河西之行对藏传佛教中国化的推进 ——以百灵寺《敕建普福寺纪功德碑》为中心

五世噶玛巴德银协巴(de bzhin gshegs pa，1384-1415)为明代三大法王之首，其晋京之行意义重大。文中，我们以百灵寺《敕建普福寺纪功德碑》为重要证据，结合《红史》《贤者喜宴》和《噶玛噶仓传承大宝传记·无边宝月水晶鬘》等典籍，对五世噶玛巴返藏途中的河西之行进行考述。在确证五世噶玛巴曾于返藏途中取道河西地区的甘州(kan civu)、凉州(lang jus)广弘佛法、维修寺院的同时，勾勒出五世噶玛巴河西之行的大致路线，并结合历史背景和汉文史籍就其取道河西返藏的原因进行分析，指出取道河西返藏应是五世噶玛巴在综合考虑明朝政府的河西治理政策和自身意愿的情况下做出的选择。五世噶玛巴的晋京之行在促进汉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同时，强化了汉藏佛教关系，推进了藏传佛教的中国化进程。     

科学社会学视野下的中医和西医

在科学社会学视野下,医学和人类学具有同源性,只是缘于自然环境、宗教和图腾等的差异,分化出了中医和西医两大不同医疗模式的医学流派.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东、西方在医学方面一直有交流,特别是在近代西医东进的过程中,西医逐渐成为了中国主流社会认可的治疗方式,而中医有赖于其强大的文化生命力在中国继续存在.然而中、西医在理论、技术、评价体系等方面的差异却很难在短时间内弥合.在当今世界医学西医化的大趋势下,中医、中药学的传统魅力依然闪耀,它所保留和传达出的远古人类社会对于天(大自然)人关系的理解,仍然会成为人类医学的财富.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与《万国公报》比较研究

19世纪传教士报刊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孕育了中国近代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计传》是第一份中文刊物,首开近代新闻史先河。而清末影响最大、发行最广、时间最长的《万国公报》则是近代传教士报刊发展的最高峰。对这一首一高两份刊物进行对比,可以看出19世纪传教士报刊从纯宗教性刊物向现代报刊发展的世俗化趋势:传播者由洋人主办主笔到华人主编主笔;传播对象由底层逐步上移到中上阶层的士人、官僚;传播渠道由海外逐步发展到沿海和内地;传播内容由传教义到报新闻的世俗化转变,由介绍科学到引入社会学以传播思想;传播效果从默默无闻到朝野关注。近代传教士报刊既是西学东渐影响中国的重要媒介,其自身也为中国的传播环境所改变,进行了必要的调整。     

论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传播中国文化的基本原则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不仅交流渠道、交流方式和交流舞台逐渐增多扩大,而且传播手段也不断地推陈出新.作为传播中国文化的主阵地之一,对外汉语教学在传播中国文化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力是不容忽视的.如何把握好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传播中国文化的基本原则,促进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国内产生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力,对于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长久屹立于世界强国系列以及世界优秀民族之林无疑具有十分重要和深远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