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桐柏淮源庙碑考论

郦道元在为《水经》作注过程中,地合南北,遍寻古迹,每至一处,有闻必录,广辑碑文,于注中就著录汉魏时期各种石刻文献众多,其中卷三十《淮水注》"淮水出南阳平氏县胎簪山,东北过桐柏山"条载有"汉桐柏淮源庙三碑",为南阳地区汉碑之名品。"汉桐柏淮源庙三碑"之碑文内容、碑石之传承等,既能拓展金石学研究之领域,亦充实南阳历史文化之内容。     

吴闿生《左传微》与桐城“义法”的延展

吴闿生是桐城派晚期的代表人物,所著《左传微》继承了桐城派从《左传》中阐释义理和文法的传统。其借用纪事本末体例,改变以往分年割裂的做法,加重了文法分析,提供了新的义理解读可能。其提出的文法"四端"与"正言若反""诡词"等,从章句层面具体而微地评点《左传》,证明文法在阐释义理之外还具有自身的文学独立性。这些与吴闿生关注社会、政治和学术的新变有着密切的关联。《左传微》赋予了桐城义法新的内涵,也表现出对改变"世衰文敝"和"自造于高明之境"的殷切期望。     

欧阳修金石学述略

金石学兴起于宋代,而创始人则为著名的学者欧阳修。自汉以来。郡国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多载铭文;碑碣刻辞,出土尤众,以其有资于考证,逐渐引起学者的注意。《四库总目提要》说:“自梁元帝始集录碑刻之文,为《碑英》一百二十卷,见所撰《金缕子》,是为金石文字之祖”。其实,据《隋书·经籍志》记载,最早收集碑石拓本为书的是晋代将作大匠陈勰,辑有《杂碑》二十二卷,《碑文》十五卷。梁元帝《碑英》既不见于《隋志》,为时又较晚,金石文字之祖自然要数陈勰《杂碑》了。不过那时收集金石文字,大都只供文人学士们的玩赏,还很少研究的成果。直到宋代,欧阳修才开始集录大量金石铭刻为《集古录》一千卷,用以考订史籍的讹谬,为史学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园地。     

元代吴鉴《清净寺记》相关问题的讨论

元代伊斯兰教研究的重要史料——吴鉴《清净寺记》,原碑已佚,碑文现存于《重立清净寺碑》和《闽书》,后者系节录。近有学者对于《重立清净寺碑》本《清净寺记》表示怀疑,这实际和《泉州宗教石刻》录文的误导有关。文章进一步讨论了《清净寺记》刻石与载入泉州方志的情况,以及碑文所见吴鉴对于伊斯兰教认识的来源问题。     

昭明太子与《昭明文选》

梁昭明太子萧统所编选的《昭明文选》(以下简称《文选》)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是很重要的.以至于此选本传世之后,便有“文选烂,秀才半”之谚语,这让我们形象地感受到了这部文学选本在学人士子心中的重要地位.其实,文章之选本,并非自《文选》始.撇开因年代久远,无法评说的《诗经》,仅就从晋代至《文选》诞生的南北朝这一段短短的时间而言,条别文体、追溯文章源流的文章选本,我们现在能知道的就有杜预的《善文》、李充的《翰林论》、挚虞的《文章流别集》等.但可惜的是,这些选本我们目前都已经看不到了.今人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文学选本就是《文选》了.从这一点上我们也可以感受出《文选》的重要了.     

有益的启示——大儒为“学生作业”所作的批语

吴汝纶（1840-1903）字挚甫，是著名的“桐城派古文”大师，也是中国传统教育的巨匠，更是“学行高，兼综中西，可以师多士”（马其昶《吴先生墓志铭》）的一代大儒。吴汝纶先生给予中国文化的贡献，正像吴北江所评价的那样：“近五十年间（从20世纪30年代前推），北方风化之转移，人文之兴，自先公知深、冀，守天津，启其端及莲池十载而极其大成，驯致有后来今日之盛，此天下所共见也!”（吴闿生《吴门弟子集序》）     

吴闿生说杜与桐城派杜诗学在民国时期的传衍——以《古今诗范》为中心

吴闿生是清季民国时期桐城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其所编《古今诗范》选录精审,评点详赡,在桐城派诗歌选本系列中尤具典型性。是选选评杜诗细密周全,涉及五七言古律诸体,所评涵括杜诗性情论、笔法论、章法论、风格论诸多方面：推崇阐扬杜诗流露之至性至情,细致评析“生龙活虎”“凌空倒影”“穷神尽相”等杜诗用笔之法,揭橥杜甫七律连章体的体式特色,聚焦探析杜诗“沉”“雄”风格。吴氏杜诗学既继承了传统杜诗学思想的精髓,又赓续发扬了桐城派诗学的批评传统,堪为民国时期桐城派杜诗学的集成典范。     

跨文化与文体之“变”的魅力

《头陀寺碑文》入萧统《文选》,佛教典籍《出三藏记集》称寺碑文“文自彼制”而“道缘成业”,亦“总入于集”,从目录学可知寺碑文兼跨僧俗两界。《头陀寺碑文》以西天佛地为参照,以中土建筑话语叙说佛教寺院与佛理,其话语跨建筑、佛教两界,由此体现了“碑文”文体其中的一类,由“主于叙事”向“主于议论”之“变”。《头陀寺碑文》以中土义理话语与文章笔法之类叙说佛理,跨中土学术与西土佛教两界。跨文化的多重话语的介入与重构,令寺碑文增添了许多魅力。     

桐城诗学的一记绝唱——论《晚清四十家诗钞》的宗杜取向

吴闿生编撰的《晚清四十家诗钞》前二卷专录桐城诗派后期诸子的诗作,凸显了桐城派北传之后围绕吴汝纶渐次形成的"冀州—莲池"诗人群体组合,而其诗学批评在继承桐城诗派"诗文一体"、"熔铸唐宋"的基础上,突出了宗风杜甫的祈向,尤其注重涵容雄奇诗风,反映出时代风云之气在内心深处的激荡。     

从《礼记·大学》篇论王闿运的天子之学

《礼记·大学》为“天子之学”,是王闿运对《礼记·大学》篇下的结论。天子之学,以修身为本。王闿运在《礼记·大学》篇中对天子修身之学的阐释,围绕修身定义、修身之法、修身目的展开。“修身”即“明明德止于至善”,只有“止于至善”的“明明德”,方可称为“修身”。修身始于格物,是以经世为基本认知的修身之法。天子重修身,目的在于经世之用。求贤化民与散财聚民,是天子“亲民”之治的关键。王闿运的天子之学,是在尊重天子性情差异的基础上,以经世致用为目的,政学一体的修身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