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族关系在中国西北边疆安全中的地位和作用

民族关系是与国家安全密切相关的变量。在众多民族杂居共处的西北边疆地区,民族关系对该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更是具有重大的影响。良好的民族关系能够促进西北边疆的安全与稳定,同样,西北边疆的安全与稳定也能够促进民族关系的良性循环和协调发展;不和谐的民族关系不啻影响西北边疆的安全与稳定,而且还能引发动乱和动荡。     

发展西北边疆小商品经济的政策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一个重要经验是发展乡镇经济,而乡镇经济的优势产业就是小商品生产。边疆民族地区应充分借鉴这一经验,发挥传统小商品经济优势,促进城乡各民族共同繁荣。这就需要提供特殊的民族贸易保护政策。例如,享受免征增值税政策,优惠贷款政策,国家专项扶持资金政策等等,同时积极构建向西开放的小商品基地。     

民族国家视阈下我国“西北边疆”的生成与政治地理意义

近代以来,我国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与治理过程中,对“西北边疆”的认识与界定是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最终的形成是西方资本主义入侵后,传统封建王权国家被迫与国际社会接轨的结果,既符合我国政治地理的演变历史,也符合现代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一般规律,,由此,边疆治理观念发生变化,首先在由传统“塞防为主”国防布局向近代“海防、塞防并重”的国防布局变迁中,维护西北陆权是伸张海权的基本前提;其次,西北边疆由国内地缘政治要素向国际地缘政治要素升级;第三,两个层次的“西北边疆”具有特殊重要的国防意义。至此,确定西北疆界、守卫国土成为近代以来我国作为民族国家对西北边疆治理的主旨。     

居延汉简与劳榦的汉代西北边疆史研究

劳榦对居延汉简的整理与分类,继承了罗振玉、王国维编著《流沙坠简》的做法而有所变通,按照简牍的种类将居延汉简的释文分为文书、薄录、薄籍、信札、经籍、杂类六个大类,每一种类之下又按性质与内容分为若干小类。在治史旨趣上,劳榦经历了由汉简为本位的历史考证向以汉代西北边疆史研究为重心的转变。他将居延汉简与传世文献相互印证,对汉代西北边疆的烽燧制度、官制系统、防御建置、河西四郡设置年代、西北边郡经济发展、民众生活风貌等问题进行了多重维度的考证,开创了民国时期两汉史研究的新局面。     

乾隆帝与西北边疆开发

清代乾隆时期,开始了对西北边疆地区的全面开发。乾隆帝在西北广兴屯垦,移民实边;兴修水利,发展农牧;开矿设厂,整理财政;筑城修路,改善交通,等等,使清朝中央政府对西北地区的影响力超过了历史上以往任何一个朝代,促进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     

南京国民政府的边疆观念及民族认识

九一八事变前后南京国民政府的边疆观念与民族认识发生了较大变化.事变前其边疆认识以蒙藏新为重心,将边疆问题与民族问题等同,边疆区域范围的界定较模糊;事变后西北、西南边疆在其视野中地位开始提升,边疆区域范围的界定相对明确.民族认识上以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为基础,为现实政治利益的需要,忽视少数民族自身历史文化传统而提出宗族理论.与国民政府的边疆观念及民族认识同步演进的是其国家主权观念的逐步清晰,对中国从传统国家形态向现代转型,维护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抵抗外侮与民族分裂势力有积极意义.由于南京国民政府的阶级局限性,其边疆观念与民族认识多以政治利益为出发点,在具体实践中并未彻底贯彻,宣传价值多于实际运用.     

边疆安全视角下的西北地区和谐民族关系建构

边疆地区的民族关系是与边疆安全密切相关的变量。和谐民族关系建构有赖于民族之间交往的扩大,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西北边疆地区而言,少数民族生计方式的现代化转型是扩大与各民族之间交往的关键。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西北边疆地区应以现代工业生产方式为纽带,以生产领域的民族互嵌为重点,推动民族互嵌式社会构建;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促进边疆和谐民族关系发展;以区域发展的现代国家治理理念取代传统的"中心—边缘"的少数民族治理理念,搭建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制度平台,促进民族关系和谐发展。     

中亚与我国西北边疆地区同源跨国民族问题

本文认为,当今世界跨国民族问题引发的各种矛盾与冲突,往往受主体民族与母族文化的影响;对于跨国民族的发展需要始终关注两方面的问题:其一,是否促进所在国与客位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其二,是否影响所在国和客位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中亚与我国西北边疆同源跨国民族形成的原因是历史的变迁。当前,中亚与我国西北边疆跨国民族问题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民族主义的泛滥,成为影响主位国和客位国社会稳定乃至边疆安全的一个现实问题。     

边疆与民族之间：近代边疆社会转型中民族商人政治参与的地方性轨迹——以滇西北为例

文章以滇西北地区白、纳西、藏、回等民族商人在近代西南边疆社会转型重构过程中的活动为研究主线,对近代民族商人参与地方政治生活的演进关系进行了梳理和提炼。民族商人群体作为近代边疆社会重构过程中的重要参与群体,无论是以抗争求存还是以商谋权为表征,在地方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过程中,对近代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变迁转型都产生了特殊的冲击和影响,充分折射出他们身上具有边疆性与民族性融合交错的时代风貌。     

中国建构良性边疆外交中的跨界民族因素

边疆是跨界民族区别于非跨界民族的地域象征,跨界民族是边疆动态社会属性的特殊代表符号。边疆的社会性受跨界民族因素影响,跨界民族的地域性亦和边疆关联。边疆的前沿地域特征与跨界民族互动内外的特点,必然要求两者在中国建构良性周边外交中发挥积极作用,并赋予外交内涵,可谓之边疆外交。亲诚惠容的跨界民族关系互动是促进良性边疆外交建构的关键环节,良性边疆外交则是良性周边外交的具体展现。跨界民族与边疆外交在地理空间上存在的天然互动逻辑关系,注定了良性边疆外交的建构离不开友好跨界民族关系的打造。     

汉代西北边塞军事生活中的未成年人

河西汉简所见西北边塞人口构成中有"小男"、"小女"、"使男"、"使女"、"未使男"、"未使女",均作为军人家属出现在名籍等资料中。讨论这些未成年人在军事环境中的生活,对于认识当时战争史、社会史,都是有意义的。边地战争对未成年人造成的危难,可以通过史籍记载的相关内容有所体会。     

西汉前期西北民族研究

西汉建立之初 ,国势衰弱 ,而其北方的匈奴却很强大 ,并不断对汉朝西北边境侵掠 ,向河西、河湟和西域地区扩张 ,以及汉朝大力恢复、发展社会经济的同时 ,加强西北边防建设的一些具体措施。本文认为 ,在敌强汉弱情况下的和亲政策 ,以及汉朝为发展经济和加强边防建设的政策、措施 ,乃是对付强敌的一种积极的防御政策     

中原屏藩 西陲支点——哈密在清朝西北边疆经略中的特殊地位

清朝统一漠西蒙古经历了康雍乾三朝,此后,又相继平定了大小和卓之乱和张格尔之乱。清末同治朝时,新疆地区又出现了动荡,浩罕国军官阿古柏的入侵以及沙俄侵占伊犁,使得清朝在新疆的统治面临崩溃。综观整个清代,在清朝保卫甘肃、统一新疆、平定叛乱、收复领土的过程中,哈密一地始终都是清朝经略新疆的支点和依托,也是保卫中原地区的屏障,起着枢纽作用。     

试论清王朝在西北边疆地区的民族立法

清朝重新统一西北边疆民族地区以后,本着国家法制统一和从俗从宜的原则,制定了一系列适用于西北边疆各少数民族的基本法和单行法,以朝廷名义颁布下达。这些法令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西北边疆地区的安宁、发展与繁荣,也充分显示出清王朝重视民族立法的显著民族政策特点。     

论秦汉时期的民族迁徙

秦汉时期是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确立和发展时期,民族迁徙较之先秦时期有了新的特点和趋势:一是中央王朝将人口迁徙与政治、经济、军事目的相结合;二是形成了比较清晰的汉族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民众的双向大规模流动。秦汉时期的民族大迁徙和大流动极大地促进了民族人口、文化的融合,同时也基本奠定了中国民族分布的基本框架。     

西北地区回汉民族关系影响因素探析

基于西北五省抽样调查的数据,设置相关变量,利用李克特量表法和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探究影响西北地区回汉民族关系的显著因素,并分析影响因素产生的原因,针对显著影响因素提出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进一步推进西北地区新型民族关系的形成和发展。     

居延汉简所见边军的服装配给与买卖

居延边塞戍卒的衣物,原则上是由戍卒原籍的地方政府负责配给并邮寄到戍卒所在地,不足部分由戍卒自理并可与官府配给之衣物一起邮寄。军官因享有俸金,衣物是需要自理的。因而,尽管一再严令戍卒不得私自买卖衣物,但边塞衣物的买卖现象却非常普遍,因此而发生经济纠纷的事例也颇为常见。     

论嘉道年间西北边疆史地学的特点

清朝嘉庆、道光年间,西北边疆史地研究之风兴起,并逐渐形成了一股引人注目的士林风尚,由于它兴起于中国从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加之其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与传统史地研究有所不同,因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本文从多方面对嘉道年间西北边疆史地学的特点进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