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本义辨正

对于"樂"字的解释,自罗振玉否定许慎之说以后,各种观点层出不穷。许氏与罗氏的根本区别在于,许慎用金文,从鼓悬于簴的象形来解释"■"字,而罗振玉则用甲骨文,从琴瑟附于木来解释"■"字。两相比较可知,许氏的解说不仅符合"乐悬"实际,也与乐器发展历程、重要程度及文字发展阶段相吻合。罗氏的解释不仅不符合甲骨文含义,也与乐器发展时代不相对应。罗氏以后的学者也都存在各自的误区。     

明清时期民族乐器发展略览

明清时期,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稳定繁荣,我国民间音乐得以进一步发展。多元化的艺术形式,促使了我国明清民族乐器的快速发展和形成。伴随着我国民族乐器品种的不断增多,中国传统乐器的"八音"分类法早已名不符实。20世纪20年代,奥地利乐器学家杭博斯特尔和德国音乐家萨赫斯根据乐器发音原理和方法,创立了现代乐器分类法,将乐器分为四大类:弦鸣乐器、体鸣乐器、膜鸣乐器和气鸣乐器。我国也采用了这种乐器分类法。文章通过对明清弦鸣、体鸣、膜鸣、气鸣等四大类民族乐器的发音原理、形制、制作材料等方面的分析研究,阐述了明清乐器的发展。     

千年唐音鼓乐 民族文化和融——王建墓石刻伎乐群鼓源释

四川成都老西门外有一座高约十五米,直径约八十米的高大土垄,这就是五代前蜀皇帝王建(公元八四七——九一八年)的陵墓——永陵。陵墓中室红砂石棺床东、南、西三面束腰处,刻着一支深浮雕宫廷大乐队。这支乐队共有伎乐24人,其中舞伎2人,乐伎22人。乐伎中有21人手中各持一件乐器,另有一人手持两件乐器。乐器共为23件,按类别划分为20种,基本上包括了我国古代乐器的“八音”(即金、石、土、革、丝、木、匏、竹(仅无土类))。其中引人注目的是鼓特别多。从类别划分为八种九件,排列极为集中,差不多占了全部乐器的40％。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王建墓内石刻伎乐使用的乐器会出现那么多的鼓?     

娱神与娱人的融合——从楚国“虎座立鸟架鼓”窥探先秦礼乐制度的世俗化转向

虎座立鸟架鼓是楚国工匠依据当时的工艺技巧、审美意识而创作的一种击打乐器,是礼乐制度从规范化到世俗化演化过程中的产物。以虎座立鸟架鼓为观照对象,可窥探先秦时期礼乐制度的规范化、多元化、世俗化的演变历程。虎座立鸟架鼓从庄重到新奇的器型演变,从“夏黑殷白”到“尚朱尚赤”的色彩演变,从“娱神”到“娱人”的功能演变,证明了先秦时期礼乐制度的世俗化转向。东周时期音乐文化由“朝”向“野”、由“神”向“人”演变的进程,促进了不同阶层乐享方式的交融,也促进了乐器类型的多元发展与创新。     

唐朝与印度的乐舞交流探析

依据相关史料探析了唐朝与印度的乐舞交流情况。唐朝与印度在乐舞方面互有交流和影响,主要表现在乐舞作品和乐器两个方面。在乐舞作品方面,唐朝的《秦王破阵乐》和“击瓯”等音乐节目都曾传入了印度,而印度的《霓裳羽衣曲》、《菩萨蛮》、《南天竺》、《望月婆罗门》、《苏合香》、印度七调等也曾传入唐朝,并对中国乐舞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乐器方面,印度的凤首箜篌、五弦琵琶、铜钹、答腊鼓、都昙鼓、毛员鼓等也都传入到了唐朝。     

初探管乐教育

西洋管乐器有许多分类方法,一般按照发音的方式方法,分为吹孔气鸣乐器、单簧气鸣乐器、双簧气鸣乐器和唇簧气鸣乐器.前三类乐器由于从历史渊源上都起源于芦管乐器,且音色缺乏金属感,所以统称为木管乐器,尽管现在许多乐器都已使用金属,橡胶乃至合成材料为原材料了.     

蒙古地区藏传佛教器乐“经箱乐”初释

蒙古地区藏传佛教是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后 ,与固有的蒙古文化相撞、融合而逐步形成的。蒙古地区藏传佛教的音乐文化包含着丰富的文化质点。“经箱乐”即是其器乐文化诸多形式中的一种 ,它形成于蒙、汉民族宗教音乐相互交流的历史进程。“经箱乐”是喇嘛乐师班在民间丧事上演奏的器乐曲 ,使用的乐器有笙、管、笛、唢呐、鼓、镲、钹等 ,有一套固定的演奏曲牌。     

说说鼓吹乐

鼓吹乐是中国古代众多艺术形式之一。它的起源是多元的 ,并非由单一因素决定的。最初的鼓吹乐器有 :鼓、钲、箫、笳、角等。它的应用古今差异很大。过去主要应用于礼教活动中 ,被抹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如今广泛应用于民间 ,具有极强的渲染气氛的效果     

河南沈丘回族文狮子舞溯源及舞韵的“古西域”艺术元素探析

通过《尔雅》《后汉书》等史料考证,中国的狮舞源于西域诸国的驯狮,通过朝贡,引入中原,并与中原“百戏”和“拟兽舞”等糅合,形成了中国狮子舞.狮子舞始于汉代,盛兴于唐代,清代宫廷乐中单设狮子舞——《番子乐》.唐代狮子舞的三种固定剧目《上云乐》《凉州乐》《太平乐》中,乐器（筚篥、揩羯鼓、鸡楼鼓等）和曲风、舞姿（胡旋舞）都有明显的“古西域”艺术元素.河南沈丘回族文狮舞,创始于元代,精髓源于汉唐西域“五方狮子舞”,又吸纳了中原南狮的风格,不断得到传承和创新完善.历经700多年,其舞姿、道具、技艺和乐器（大鼓、铜钹、别里子号）依旧存留着“古西域”风格的文化元素,是完美的中西合璧,充分彰显了西域文化与中原文化曾漫长的交融、演化的历史过程.     

浅析赤峰雅乐的艺术特色

内蒙古赤峰地区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积淀。一百多年前,赤峰地区流传着一种古老的音乐,它以特有的乐器、特有的音律,奏出一种特有的优雅神韵。但这种古乐在流传过程中曾一度失传,直至1983年,这一古乐才被重新发掘,并被正式命名为"赤峰雅乐"。本文主要针对赤峰雅乐的艺术特色,从赤峰雅乐的词曲风格、演奏乐器、演奏成员、演奏形式、使用功能、演奏乐谱、定调与曲牌等方面进行分析,希望让更多的人了解赤峰雅乐,让赤峰雅乐这一祖国宝贵的民族遗产释放出更大的艺术魅力。     

现代民间乐人的生态结构与执业特征

通过对山西、河南、安徽等地现代民间乐人群体的田野考察与分析思考,认为该群体的生态结构在当下社会已经得以拓展和演进.被称为吹鼓手、鼓匠班、响器班等现代民间乐人在特定民俗事象的执业过程中彰显出诸多特征:如音乐功能的“喜”性化、碰班对棚的常规化以及女乐的流行化等,这些特征也推动了当下民间音乐空同场域的重构.     

论《诗经·国风》中的乐器

<诗经>是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经典之一,包括"风"、"雅"、"颂"三类音乐形式,其中十五国"风"是各地的民间歌曲,是<诗经>中艺术性最高的部分.<诗经>中记载了29种乐器,是周代社会的常用乐器群,"国风"中提及了琴、瑟、、簧、鼓、缶、钟、鸾等8种.本文从乐器的角度进行研究,探讨体现在"国风"中的周代社会的音乐面貌和审美观念.     

南宋心学派之"天籁自鸣"说

宋代理学的重要支派--心学派是以"存心、养心、求放心"为其核心思想的.在此基础上,该派提出了独特的"天籁自鸣"说,其主要观点是:天籁自鸣之境界的前提是作者须依据本心,心无邪思;天籁自鸣之境界产生的基础是物我一体;天籁自鸣之境界的根本特色是与雕琢造作相对应的天成自然.     

宋词所描写的琵琶音乐及其审美特征

《全宋词》中涉及对琵琶妓乐的赋咏和描写的词作多达二百五十余篇,除了一般性地描写"琵琶"这一音乐意象之外,还有大量作品是专门赋咏琵琶乐与琵琶妓的。宋词对琵琶音乐的描写主要包括琵琶乐器和琵琶乐曲两大部分,对琵琶乐器的描写往往突显最精美最典型的局部特征,如弦槽、弹拨、弦索和琵琶上的图案,精美而香艳;对琵琶乐曲的描写,分全篇描写和部分描写两种类型,多是调动丰富的联想,通过生动的比喻来加以展现,以苏轼、辛弃疾、晁补之、曾觌等人的表现更为突出。     

《安塞腰鼓》赏析

乐器往往是用来制造气势、渲染气氛、表达感情的,它因地域和民族等的不同而有“西洋”和“民族”之分类,更因构造和“玩”的方式的不同而有管乐、弦乐、打击乐等不同叫法,演奏出来的效果当然也是大不相同的。安塞腰鼓是黄土高原的“绝活儿”,它的粗犷、雄浑、动力十足的风格正与当地自然环境、地理风貌、民风民情等浑然一体、不可分离。另外一点也颇有意味:它是人、鼓合一的,没有一种乐器能够像它这样要求人和乐器的结合必须达到这样的高度。人的表演和乐器的“表演”完整地糅合在一起,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所以成功的表演是人借鼓势、鼓…     

“ 琴者，禁也” ：君子琴的建构与琴乐境界

古琴作为传统文人君子的大雅之器,呈现出与其他乐器不同的审美追求之旨趣。"琴者,禁也"的命题提出,意味着琴乐不像其他音乐那样,追求华丽的音乐表现力,以悦耳享受的音声满足听者的感官享受。琴乐的根本是禁止欲望杂念,收敛身心,回归心性的本源,达到万物合一的超然状态。"技"是"道"的基础,其实存境界仍是"以技入道",追求恬逸、闲适、虚静、深静和幽远的大雅意境。     

浅谈鼓子秧歌中“鼓”的功能

山东鼓子秧歌以其独特的表演道具"鼓"而被人们熟知。"鼓"在丰富舞蹈氛围、确定舞蹈风格、加强舞蹈表意功能、拓展舞蹈表演空间等方面有重要作用,将鼓子秧歌的阳性之美与豪放之气以一种具象的形式展现在世人面前。     

西夏乐器“七星”考

西夏音乐文化发达,然而古代正史并不对西夏录记,西夏乐志亦不能见。所幸的是西夏文、汉文双语对译辞典《番汉合时掌中珠》及西夏流行汉文辞典《杂字》中记录有大量的乐器名称,为认识与研究西夏音乐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历史资料。以上典籍所载乐器名录中,均载"七星"一词。七星,在中原汉乐中亦极少见,然而在西夏却是较为常见且流行的乐器。据笔者通过大量文献与图像考证,西夏七星乐器为六孔按音,尺度较长,横吹,竹之所属的笛类乐器,在黑水城出土卷轴画中亦有所见。     

《论语》“乐”音义释

本文通过对儒家经典《论语》中“乐”字出现次数的统计,以及“乐”字音义的爬梳,分析“乐”的最初读音为yào,乐（音乐yuè）乐（快乐抡）的读音是后起的;又据甲骨文字字形、相关相近字形分析以及古文献资料推测“乐”的本义是“五觳生长”,而“快乐”、“音乐”、“乐器”等为其引申义;对《论语》中“乐”字语义分别作了重新解释。     

克孜尔石窟伎乐壁画中的乐队排列与乐器组合形式

克孜尔石窟保留着大量内容与音乐艺术相关的壁画,几乎占据所有洞窟的一半。石窟伎乐壁画中乐队排列形式主要有中心对称式、零散式和一种特殊的排列形式;壁画中乐器图像使用最多的是弓形箜篌,其次是排箫,再次是五弦琵琶,乐器组合形式主要有弹拨乐器与吹奏乐的组合等。克孜尔石窟伎乐壁画在乐队排列上,强调了欣赏主体所需达到要的艺术魅力;在乐器组合上体现了多偏重于弹弦乐器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