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十年"新文学出版的阶段性特征

"第二个十年"的新文学出版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左翼文学出版基本上还是承续五四新文学出版的传统;"杂志年"现象的形成与新文学的多元发展互为推动;新文学图书出版的复苏则表明新文学终于由先锋性、革命性走向了常态的文学主流的大众化。这种阶段性特征昭示出,新文学只有作为现代出版体制下文学生产的积极因素,从而为出版业带来一定物质动力的时候,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才算真正取得了胜利和成功。     

论马华新文学中的中国性

马华新文学作为世界华文文学的重镇,近年来受到批评界的普遍关注。作为一个以中文书写、创作主体与接受群体又绝大多数是华人的文学系统,马华新文学的确很难摆脱中华民族文化的影响,对新世纪马华新文学作品中表现出的中国性的多种面貌进行探讨,从马华新文学与中国新文学的关系、中华情结和汉字的文化示意作用三者中挖掘马华新文学与中华文化的血缘关系,借以促进中国新文学与马华新文学的共同和谐发展。     

《现代》与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传播和接受

《现代》作为1932—1935年上海文坛最有影响力的大型综合性文学期刊,在坚持"非同人"立场的同时,又总体向左倾斜,故不看好自由主义和右翼作家的长篇小说。在传播接受左翼文学创作时,《现代》的传播接受者们着眼于作品的题材意义、阶级立场和创作思想,放逐对小说艺术的构思、审美价值的探讨,显示了很强的现实功利性;对于自由主义作家的作品,也以作者在文本中所展现出的立场、态度、方法作为评判的标准,以"阶级论"作为审视的标尺,认为作家的作品并不合乎时宜,接受呈现错位;对于民族主义作家及其作品,则演绎为文艺上的相互责难与攻讦,文本的政治视角被放大,主题与艺术价值被曲解,误读也就在所难免。这一传播接受生态反映出左翼接受者们在小说传播接受的过程中为争夺文学话语权所表现出的功利性与现实性,而非文学审美意义上的传播接受。     

茅盾小说创作的开端

茅盾既是著名的小说大师特别是长篇小说大师,又是著名的文学理论家特别是新文学早期的理论开拓者。他的小说创作与他的文学理论素养和前期的文学经验有着密切的关联。本文从诸多原始材料出发,详细探讨了茅盾从事小说创作之前和从事小说创作之初的文学理念和实践,此中蕴含着茅盾和整个新文学创作的诸多要义。     

自由主义文艺思潮与现代长篇小说的传播接受

1930年代与互相攻讦的左右翼文学相区别而存在的自由主义文学群体以理性和个性为共识,以大型文学杂志为平台,试图构建一个包容而理性的文学生态,从而实现文化上改造社会的目的。在此生态下的文学接受,呈现出独立、审美、带建设性色彩的接受样态,为现代长篇小说在1930年代走向成熟作出了贡献。抗战的爆发中断了自由主义文学的常态化发展,传播接受生态的建设仍处于雏形阶段,其局限性表现在时间的短暂和空间的狭窄上。但即便如此,自由主义文学中的长篇小说传播接受仍具有示范意义,值得我们重视与肯定。     

1933年的左翼“新人”:周文的地缘小说(上)

周文的地缘小说是在鲁迅影响和支持下发展起来的,是通过1933年出现一批左翼青年作家的地缘小说创作显示其独立价值和意义的,反映了新文学向中国社会更广泛区域的延伸,是左翼小说的"独立"发展要求的体现,周文战争小说建立起了对边缘省份底层社会人生形态特有的文学感受和表现方式。     

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雅俗两种文学的分与合

文学自它产生之日起,就有雅俗之分, 文野之别。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规律也是雅俗两种文学“二水分流”。中国新文学发生于“五四”运动的前夜,从它发生之日起,就注定是雅文学或者叫严肃文学,也就只能被民族群体中的先进分子和较高文化层次所接受、所欣赏,其读者群只局限在城市小资产     

新书局与新长篇——新兴中小型书局与现代长篇小说的传播接受

泰东图书局、亚东图书馆和现代书局作为二十世纪初新兴的中小型书局,在出版方针上,敢于推陈出新,对流行的阅读风尚的把握体现出强烈的趋新求变意识;在长篇小说的选择上,既注重作品的文化水准又考虑到其市场价值,力求实现文化品位与商业利益双赢,因而能够在竞争激烈的新书业市场中异军突起;在传播策略上,以同步广告宣传本社作品,利用名人效应吸引读者,以预设目标读者群的方式激发读者的购买欲,以畅销书为招牌的重版销售策略为主要营销手段,有效地促进了现代长篇小说在广大读者中的传播;在接受样态上,各书局有效利用本社自办期刊搭台唱戏,对出版的长篇小说予以多方审视,使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接受视野呈现出多样化的格局,为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传播接受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为初期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现代转型留下了持传久远的历史回响。     

论新文学广告对文学传播的作用

新文学广告对新文学的传播发挥出了重要作用,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对作家、作品的介绍与宣传,扩大了作家和作品的影响;为文学期刊和书局带来了经济来源,使其能继续扩大声誉;提升了新文学读者的接受水平,稳固并增强了新文学的接受群体.     

政治化与大众化的双重逻辑——论针对1930年代中国武侠小说的批评热潮

针对1930年代中国武侠小说的激烈批评,其实质是新文学阵营对通俗文学的"政治压倒审美"式批判,动因是新文学对通俗文学读者群的争夺,引出了新文学必须善用现代传媒、实现文学大众化的重要课题.在政治功利与审美追求、"社会影响"与"品格操守"的二律背反中,瞿秋白结合苏俄普罗文学经验,提出了政治化与大众化并举的新思路,旨在建设无产阶级文学.中国武侠小说在"反武侠"动力机制的作用下,积极调整,不断前进,批评是永葆其活力的悖论式法宝.     

论中国左翼文学思潮中的“日本元素”及其产生的正负效应

中国20世纪30年代曾形成的左翼文学思潮,日本是重要的传播源,中国左翼思潮中的"日本元素"就非常突出。此种"日本元素"对于我国左翼文学的发展产生过积极影响,但由于日本的左翼文学自身的不完善性,对其盲目接受,也会产生负面效应。     

大众传媒对现代文学俗体化趋势的影响

大众传媒的兴起在传播方式上颠覆了古典文学的传播模式,为文学生态的变革奠定了基础。大众传媒催生了现代文学俗体化变革。从外部讲,大众传媒刺激着文学生态的变化,促成了作家创作群体的变化、文学作品的商品化、化雅从俗读者群的建立。从内部讲,为了能在大众传媒时代求得发展空间,文学内部也适时地与媒体联姻,语言俗化、文体俗化。文学外部生态的变化与文学内部的俗化革新,两股力量的聚合促使了文学俗体化趋势的形成。因而,在大众传媒的推动下,现代文学就进入了俗体化时代。     

文学研究会与初期革命文学的倡导

现代文学研究界从构造左翼文学历史的设定出发,把早期共产党人视为革命文学的倡导者,事实上,文学研究会才是革命文学最初的倡导者.文学研究会认为,使革命得以成功的应是革命文学而非革命理论,呼吁文学家要创作反映社会黑暗与痛苦的革命文学.文学研究会开启的"文学与革命"讨论,引起新文学家与早期共产党人对文学使命的思考,他们从文学或革命的立场提出的革命文学主张尽管存在差异,但都强调革命文学家的重要性与神圣性.换言之,将革命文学家道义化与神圣化,成为初期革命文学倡导的主要历史特征.     

中国新文学史学科的反思与重建

中国新文学史学科真正创建于1950年,它是一种国家行为.创建之初它显示的功能则是利多弊少,即利于书写中国新文学或现代文学史,利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学史的建构,利于突出新文学系统中左翼文学的主导地位和轴心价值,利于国家主流话语对中国新文学史研究或书写的政治诉求的实现,也利于满足研究主体或接受主体对中国新文学的教与学的热切期待;若是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去研究或书写,它不失为一种开创性的新文学史叙述模式.但是随着政治生态的变幻,完全把新文学史的研究或书写纳入“兴无灭资”的大批判框架,直至“文革”,使新文学史学的弊端完全暴露.经过“拨乱反正”使本学科的功能得到恢复,并以人本思想或现代性意识取代了新民主主义政治理论;然而本学科固有的时空维度的局限性却始终不能解决,惟有重建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才能拓展文学史研究并书写现代中国的大文学史.     

姚一苇早期小说与鲁迅、施蛰存

文章对台湾著名作家姚一苇早年在大陆的小说创作进行了史实的求证,并就其中两篇重要的小说《输血者》、《春蚕》与鲁迅、施蛰存的某些小说作了比较,从而见出其与三四十年代乡土文学、左翼文学和现代派文学的联系,由此也提示了当代台湾文学和现代中国新文学的渊源。     

胡适双线文学史观在五四文学革命中的应用

胡适在研究中国文学史时提出了"双线文学"这一学术命题,这在五四期间直接催生了他的白话文学主张,对建设新文学起到了积极的功用。双线文学史观给了胡适等人以语体革新的启迪,帮助他们找到了建设新文学的最佳实施路径,同时又深化了他们对前人进步创作思想的认识,使他们树立了正确的文学价值观,他们还由此认清了文学的进化规律,从而更加坚定了建设新文学的信念,五四新文学也因此而沟通了与中国文学千年健康血脉的承继关系。     

左翼文坛的理论斗争及鲁迅的姿态

理论斗争是左翼十年间独特的文学景观。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威因此逐渐声势浩大。鲁迅的参与和独特表现,使这些论战在深度、复杂性、异质性等诸多方面引发人们对左翼文学现象进行更深入的沉思。     

延安文学的传播学意义初探

从媒体与文学的关系入手,借助史料考证的手段,对延安文学的传播环境、传播途径、传播效果进行分析,厘清延安文学的传播活动及其发展状况,文学与传媒的互动关系及效应,打开了认识和研究延安文学在延安特定时期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结构中发挥作用的一面新窗口,实现了从传播学视角观照延安文学的新探索.认为延安文学的传播效果主要表现在战争环境下的宣传鼓动作用;文化规范的形成与整合;"左翼文学"、延安文学与建国后"17年文学"一脉相承,成为现当代文学事实上的整体.     

文学作为不休止的介入 ——论刘大任的左翼现代主义写作

从左翼与现代主义彼此嵌合的角度入手,梳理海外左翼作家刘大任的创作思想源流及其文学史脉络,思考现代主义文学思潮、海外留学生保钓运动等重大事件对其文学生命的深远影响。刘大任描写1960年代台湾地区青年知识分子群体精神境况的长篇小说《浮游群落》蕴含着“另一种《青春之歌》”的成长小说特质,其中对1950—1960年代左翼思想潜流的挖掘具有时代寓言的历史意义。此外,短篇小说《且林市果》与鲁迅《在酒楼上》的对读展露出二者在处理革命记忆问题上的异同,以及刘大任对“鲁迅左翼”传统的承继与开拓。     

左翼文学的发难:贫弱的实绩与历史的光影

20世纪30年代初,刚刚发难不久的左翼文学不但遭到了国民党御用文人充满敌意的贬斥、攻击和诬蔑,还受到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要求"看货色"的强烈质疑.发难期的左翼文学之所以备受质疑是因为其创作实绩比较贫弱,而造成这种贫弱的原因在于:文学对政治的依附和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的侵蚀,国内外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偏颇的影响,尤其是左翼作家自身薄弱的才艺的限制.发难期的中国左翼文学是世界左翼文艺思潮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尽管它还不成熟,但它具有鲜明的介入社会、政治、人生的意识形态性质,其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其自身的文学价值,也使它获得了与其艺术成就并不相匹配的历史光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