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向子諲及其《酒边词》

向子諲是南宋初年“宏才伟绩,精忠大节”的爱国名臣,也是蜚声词坛的优秀作家。他用血和泪谱写了许多爱国忧时的词篇。同时代的胡寅曾为向子諲的《酒边词》作序,热烈地褒扬了他的人品和词品,推许他是“步趋苏堂而哜其胾者”。结合北、南宋之交的历史情况和向子諲本人的生平来品读《酒边词》,可以看出这部词集在宋代社会剧烈变乱时期词坛上的特殊地位。遗憾的是,几百年来,《酒边词》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不但有关的评论极少,连选家也很少选其词。朱彝尊编《词综》,选向词九首,算历代最瞧得起子諲的了。但九首之中,“江北旧词”竟占了八首。这种作法,大失子諲的本意,也歪曲了《酒边词》的真实面貌。解放以后的词学研究中,向子諲仍未受到起码的重视,至今一篇专论也没有。几部有影响的文学史中,只有一部提了向子諲一句,而且是片面地把他作为“充分体现了一般正直知识分子的软弱的一面”的典型来提及的。我们的词学研究中那种言必称苏辛,轻视中小词家的     

辛弃疾造园、题园新说

辛弃疾一生中既有英雄壮举,也有营造园林、题咏园林的雅兴。他在长达20年的闲居生活中造有带湖和瓢泉两处园林,这反映了一种知进知退、进退皆乐的人生态度,并说明园林静居之乐是其人生理想的一部分。他题咏园林的词很多,其中有受朱熹影响的“理趣”;又可分为静处闲看的风景画和与物相亲的俳谐语两种类型。以词体作园记也是他以文为词的一个具体方面。     

江苏省仪征市明末清初“寤园”“西园”“荣园”“汪园”“容园”“闵园”考

明代崇祯四年(1631),在仪真县西南部,计成为汪士衡设计、建造了"寤园"。但是"寤园"的名字很快消失了,"寤园"所在的区域存在"西园""荣园""汪园""容园""闵园"等园林的名称。这些名称让学者们十分迷惑。研究表明,这些名称是同一个花园在不同情况下的不同叫法。"寤园"是最初的名字,"西园"是根据这座园林所处位置起的名字,"荣园"是"寤园"进入清朝以后改的名字,"汪园"是根据"寤园"园主汪氏家族姓氏起的名字,"容园"是"荣园"卖给闵氏以后改的名字,"闵园"是根据"容园"园主闵氏家族姓氏起的名字。     

“幸有湖边旧草堂，敢烦地主筑林塘”——“筑舍”兼陆辛关系之探

陆游《草堂》诗自注载有辛弃疾欲为其筑舍一事,从而揭示了二人的交往状况。据现存文献记载,二人实际交往始自嘉泰三年辛弃疾帅浙东时。其时,二人名声之盛,交际圈重叠之广使得甫一结交,便有“筑舍”一事。然有筑舍意图的陆游婉言谢绝了辛弃疾的好意,其因有诸多方面。加之,辛弃疾在绍兴府仅留任半年,此事就此搁置。其后,返归铅山的辛弃疾与隐居故里的陆游未再有直接交际。直至辛弃疾逝世,陆游有诗悼及,同为爱国志士的二人之交谊戛然而止。友人已归“荒墟”,自己亦“虽健固难恃”,回首往事,陆游大有英雄迟暮的悲慨。     

辛弃疾园林艺术探析

辛弃疾罢官家居期间,两度打造园林,在园林的选址、建筑、布置、美化等方面展示了独特的眼光与趣味,建筑的文学命名更赋予园林以丰富的文化内涵。辛氏庄园可谓建筑与花木、自然与人工、现实与艺术的有机结合体,创造了一个居住与观赏兼备的物质空间。读者从其营园赏园的行动及相关创作中也可见出这位被迫退隐的豪壮之士的复杂心态。     

“辋川别业”不是园林

从陈铁民先生的现场求证和研究结果来看，唐代《辋川图》和《辋川诗》中的许多景点都不在唐代诗人王维的辋川别业的范围之内。国内园林史学界将《辋川图》和《辋川诗》中的景点作为一个整体来证明“辋川别业”是“别墅园林”或“郊野园林”的证据并不能成立。该文通过对《辋川图》中“辋川居所”与城市园林在“私权边界”、“主人身份”以及周边“自然山水的人工因素”等方面进行对比分析，提出王维的辋川别业和《辋川图》中的辋川居所不但在空间结构上与城市园林有着明显不同，在逻辑关系上也不应被划在园林的范畴之内。     

江苏省仪征市明代“寤园”主人考

长期以来,园林学者不能确定明代仪真县"寤园"的主人汪士衡是仪征市历史上的哪个人,更不了解他的家世。考证结果表明,明代仪真县寤园的主人汪士衡是安徽省休宁县上水南村人,是上水南汪氏81世。他就是康熙七年(1668)《仪真县志》记载的汪機,他在崇祯元年(1628)捐款获得了文华殿中书的职位。上水南的汪氏家族是明末仪真县显赫的盐商。汪士楚是汪士衡的本家,是上水南汪氏83世。     

晋商范式园林造园艺术研究——以山西省榆次市常家庄园静园为例

常家庄园中的静园素有"北国民居第一园"的称谓,园主人走南闯北,使静园形成了融北风质朴大方与南派小巧细腻于一体的园林艺术特色,体现了园主人重精神享受高于物质享受的庄园建设初衷。首次公开提出"晋商范式"的概念,通过现场勘察研究常家庄园中静园的自然式风景园林的营建布局和造园艺术手法,总结出"晋商范式"园林营建中寓教于乐,注重礼制,质朴舒朗的人文特征。     

吸收与反哺——林纾与英国文学之关系探微

剖析了英国文学对林许纾文学管极其文学创作的影响,并双向阐释了林纾与英国文学之间的内在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林纾与英国文学之间的关系已从"冰雪姻缘"升华到"火烧奇冰"的程度.     

宋代三居士名考

中国先秦时代即有“居士”称谓,指“道艺处士”。佛教在中国兴起后,佛门礼称不出家的佛教信徒或施主为“居士”。唐、宋以还,文人多有自称“居士”者,或信佛,或懂佛,或与佛教无关。苏过自称斜川居士,以明学陶渊明之志;向子自称芗林居士,即隐居山林之士;尤袤自称遂初居士,乃久倦仕宦,渴望“返初服”（致仕归乡）之意。     

从“完美人格”到“人类幸福”——论池田大作人生教育思想体系的内在逻辑

作为享誉世界的佛教思想家、教育家,池田大作把塑造完美人格、实现人生幸福与世界和平作为教育目标,以"师弟不二"和"学生第一"为教育理念,力图构建家庭、学校和社会三位一体的人生教育体系。通过构建系统完整的人生教育体系,池田大作实现了"完美人格"与"人类幸福"的辩证统一。考察池田大作的人生教育思想,对于我国的德育实践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读诗和读园的诗学探索——胡家峦《文艺复兴时期英国诗歌与园林传统》评介

所谓"石无定形,山有定法",说的是中国传统园林之道[1].自古以来,园林总是与诗歌联系在一起.读园就如读诗.事实上,不管是园还是诗,都是对自然的摹仿.中国如此,西方亦然.胡家峦教授<文艺复兴时期英国诗歌与园林传统>(以下简称<园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循着园与诗之间的亲缘道路,探究了英国诗歌与西方园林传统之间的文化渊源和表现方式.     

“新写实”主义文学之本质－兼论“新写实”与现实主义之关系

本文通过对"新写实"主义文学在典型形象的塑造、对生活本质的重新发掘、及文本风格的转型等三个方面的分析,确定了"新写实"主义文学与现实主义文学之间的必然联系,从而证明我国8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新写实"主义文学创作是对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的继承和发展.它之所以给人以"新"的感觉,原因在于我们对现实主义的偏狭.因此,对"新写实"传达一种灰色人生语境的指责是缺乏辩证态度的.     

中国传统的“虚静”观与文人园的空灵之美

“虚静”观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重要的理论体系。古人以“虚静”为美德,因其反映了一种虚怀若谷、清静寡淡的高尚内在修养。人只有达到内心的纯净、宁静,才能更为深刻地感受外物,进而客观地对其进行评价。中国文人园林中空灵的意境则与哲学的“虚静”观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它反映了园主人淡泊、旷达的性情,并能给观者带来内心的安静与平和。它以宁静、悠远、无我的姿态,向世人展示着其独特的艺术魅力。     

计成为阮大铖扩建园林的初步考证

文献记载表明,计成与阮大铖曾经交往过一段时间,并为其扩建了一座园林.但是由于缺乏相关文献,因此,学者们对这座园林的名称、位置、设计者、建造时间、扩建时间的观点是不一致的.作者进行了文献查阅以及相关考证,结果表明:阮大铖在家乡怀宁建造了集园、百子山庄、石巢园、俶园.俶园的位置在怀宁县城,主人是阮大铖的父亲,俶园前期修葺的设计者是来自南京的张鸣玉,时间为崇祯元年(1628年)以前.咏怀堂是俶园中的主体建筑.计成为阮大铖扩建的园林是俶园,扩建俶园的时间大致为崇祯六年(1633年).     

浅谈江南园林中装饰美与自然美的矛盾与统一

蔡夏乔（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杭州310000）摘要：江南园林由中国山水画发展而来,它力求遵循自然美这一造园原则,与传统装饰美存在表面上的矛盾。相对于皇家园林与西方园林,在江南园林中这两种美的关系更加微妙。江南园林应用了四种方法使两种美达到统一：一是宏观上展现自然美,人工装饰占的体量较小;二是装饰的色彩低调自然;三是装饰物被自然景致遮盖隐藏;四是装饰的式样与内容自然朴实。这些方法使得装饰美、自然美美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依赖与衬托的关系,其中自然美包容装饰美,装饰美修饰自然美。     

构建功能、文化与自然相契合的墓园——以北京市八宝山革命公墓玉岑园规划设计项目为例

玉岑园位于八宝山革命公墓后山西部,葬式为骨灰廊,是一个将功能、文化与自然相统一的、具有社会主义内容和民族形式的中国传统墓园。玉岑园的设计以墓地与园林的关系为基础,从使用及造景两方面运用中国传统园林"理志造园"的理法,并运用中国传统园林的造景理法来进行墓地的集约化设计,实现在有限地块范围内安置骨灰格位数量的最大值,通过对传统理法的研习进而借古开今。     

晚明尚茶之风对江南文人园林的影响

作为中国古典文化的两种不同类型,茶饮与园林在许多层面都有共通之处.古代文人的饮茶生活对园林空间的构筑与功能带来直接影响.本文从晚明江南文人的尚茶之风入手,以这一时期大量涌现的茶书、文人小品、日记为据,分析了长物集群的晚明文人市隐生活中,普遍的尚茶之风对于文人园林的物质空间、园居活动及精神意趣的作用与影响,揭示了晚明文人茶文化与园林之间的深层联系.     

“义”与“法”:林译小说序跋之现代性解读

林译小说序跋是林纾古文创作的组成部分,蕴含着其既继承又超越桐城派的古文理论思想。林纾将翻译小说作为开启民智、警醒国人的载体,在其序跋中介绍并评价外国的政治军事、风土人情、伦理道德、宗教文化等,所涉及的内容已超越了桐城派古文所规定的"义"的范畴;林纾肯定以狄更斯小说为代表的描写底层社会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肯定外国小说之"法"与古文叙事、状物、摹人等方面的相通,破除桐城派古文在语言运用上的诸多清规戒律,逐步消解雅俗文学之间的壁垒,拓展了桐城派古文"法"之内涵。林纾的小说序跋无论是在"义"还是在"法"等方面,都体现出了对桐城派的明显超越,显示出强烈的现代性色彩。     

"主宾之辨"与朱熹的认识思想

朱熹一般通过"主宾(客)之辨"表达他的认识思想以及他对认识主体和认识对象之间关系的看法。基于"主宾"观念最基本的"主人"、"宾客"的含义以及由此基本义引申出的另外一些意蕴,朱熹的"主宾之辨"所表达的认识主体和认识对象间的关系并不是客观的理性认知关系,而是更近于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者说类似于主人、客人在交往过程中彼此互动互成的关系;认识主体对认识对象的把握也更多地借助于诸如"体会"、"体悟"等应用于人与人之间的理解方式来进行。这些都使得朱熹的认识思想表现出独特的倾向,并不能简单借西方哲学认识论中"subject"、"object"的模式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