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引力模型的“一带一路”沿线省区物流空间差异及演化分析

该文以"一带一路"沿线18省区为研究对象,运用单因素指标和多因素指标对该区域2008—2017年的区域物流发展现状进行分析。运用区位基尼系数、区位熵剖析18省区物流演化过程,运用引力模型测算"一带一路"沿线物流空间网络结构。结果显示:区域物流发展水平有较大的差异,并且具有一定的波动性;"一带一路"沿线省区物流分布特征为东部地区集聚比较明显,中部次之,西部较弱,物流节点的梯度关系明显;18省区物流专业化程度差异较大,在10年间也有不同程度的波动;18省区间物流引力差异较大,经济发展水平、区位条件、产业互补性、通信技术水平等直接影响区域物流联系强度。     

金融排斥、金融密度与普惠金融——理论逻辑、评价指标与实践检验

克服了已有研究中关于金融排斥、金融包容与普惠金融在概念范畴和评价指标存在的混乱、重复的问题,引入金融密度概念,从理论逻辑上推演了三者之间的关系,设计了包含银行、证券与保险等三类金融服务主体的指标体系,编制了2010-2014年中国分省金融排斥、金融密度和普惠金融指数,利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门限回归方法检验了地区金融排斥、金融密度的决定因素,测评了普惠金融在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和贫困减缓方面的效应。结果显示,我国存在金融排斥与金融密度的地区梯度效应;乡村人口占比高、国有企业占比高、金融市场化程度高、金融业竞争不激烈、交通便利程度低的地区,金融排斥程度更高。金融密度在居民、企业与地区经济层面显著差异;发展普惠金融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在改善收入分配和贫困减缓方面的作用比较有限。     

我国金融排斥程度省际差异的影响因素研究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文献和我国的实际情况都表明我国各省区金融排斥程度状况存在较大的省际差异。为研究金融排斥省际差异的影响因素,文章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经济、社会、人文地理等三个方面构建了相应的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相关统计数据和Tobit模型进行了回归分析。计量结果显示,我国金融排斥程度的省际差异受地区工商业化水平、居民的收入水平、城市化水平、住房拥有状况、信息技术水平、地理特征、居民的受教育水平、人口年龄结构等因素的影响显著。根据计量结果,文章提出了要破解金融排斥难题需要促进各地区经济发展,政策要向中西部地区倾斜,提高各地区城市化水平,提高居民受教育水平等政策启示。     

城乡金融排斥与区域金融发展空间分异——基于河南省126个县(市)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Matlab工具,结合1990-2012年河南省各地区金融相关比率数据,分析其金融发展空间格局演化动态特征,结果表明在样本考察期内,豫北农业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内部差异较小,豫东农业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内部差异较大。运用Acr GIS工具就河南金融发展空间格局的影响因素进行地理加权回归分析时发现,河南省县域金融发展有着较为显著的空间依赖性,工业发展水平是县域金融发展空间异质性的主导因素,而金融地理排斥则进一步扩大了城乡工业发展的差距。建议传统农业地区地方政府应减少行政干预导致的金融排斥,给予中小企业更多的金融支持并促进县域经济产业协作、强化空间联系。     

信贷约束、农户融资困境及金融排斥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对陕西杨凌、阎良、泾阳467个农户的调查,从农户金融需求的角度出发,分析了农村信贷约束、农户融资困境及其金融排斥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性别、受教育程度、家庭成员的社会阶层、家庭收入水平是影响农户是否遭受金融排斥的共同原因,不同金融服务的排斥状况亦有其他不同的影响因素。减轻贫困、增进农民福利需要,可缓解农村较为严重的金融排斥问题。金融机构在制定利润目标的同时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农户提高自身素质和信用、政策部门合理引导金融机构开拓农村金融市场,可有效减轻我国农村地区的信贷约束和金融排斥问题,从而缓解农户融资困境。     

数字金融发展促进居民就业了吗?——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数据分析

数字金融依托数字技术突破了就业的时空限制,衍生出许多非标准化的新就业形态,对就业市场产生了深远影响。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数据,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发展对居民就业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对居民就业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产业结构和创业是数字金融发展影响就业的重要因素。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发展促进了经济发展程度较低地区和受传统金融排斥群体的就业,居民金融素养在数字金融发展促进就业过程中起着正向调节作用。因此,可以通过发挥数字金融优势,支持平台经济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创业等,促进居民就业。     

普惠金融指标评价体系的构建及应用研究——以江苏普惠金融发展为例

普惠金融指标评价体系是用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综合性标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普惠金融联盟等国际组织构建了普惠金融指标评价体系,仅仅适用于发达国家普惠金融发展程度,而国内学者在此基础上试图构建的评价体系在阐释中国普惠金融发展程度时,缺乏全面性和客观性。因此,基于中国普惠金融发展的实情,兼顾宏观和微观两个视角,考虑指标的可量化,从普惠金融的深度、广度、使用度、规模度及涉入度等五个维度,15个细化指标构建普惠金融指标评价体系,遴选部分有代表性的指标,以江苏为例进行了实证分析。该普惠金融指标评价体系的构建对于中国或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评价将更具可行性和阐释力。     

金融支持民族地区实体经济发展效率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运用各项金融指标数据、实体经济指标数据计算2010年至2020年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指数、综合技术效率变化指数、技术进步指数、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数、规模效率变化指数。结果显示,“民族八省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在2010年至2020年有大幅波动且呈现减弱态势;“民族八省区”之间的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指数、综合技术效率变化指数、技术进步指数、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数、规模效率变化指数也存在差异。通过基尼系数证明“民族八省区”效率存在差异,对影响“民族八省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指数、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数、规模效率变化指数的原因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民族八省区”新增贷款、实体经济的经济结构、国有经济比重对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效率有显著影响。“民族八省区”的金融支持仍然处在“只见资金”的阶段,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扶持仅表现在借贷方面;金融体系、金融产品等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作用尚未显现。     

中国农村金融排斥地域差异及因素研究

金融排斥问题是当前世界大多数国家面临的共同难题,破解中国农村金融排斥难题需要先弄清楚金融排斥的程度及其影响因素。在分析中国农村金融排斥基本情况的基础上,利用灰色关联聚类法对农村金融排斥的衡量指标进行了归并,构造出农村金融排斥衡量指标体系和金融排斥指数;对中国农村金融排斥的地域差异进行了测度。结果显示中国农村金融排斥存在显著的地域差异,不同的影响因素对金融排斥的影响程度和方向是不一样的,这些结果对缓解金融排斥程度有重要意义。     

西北民族地区金融发展与社会公平研究

本文从金融发展的视角分析其如何影响社会公平,借鉴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对金融发展及社会公平的内涵和衡量指标进行界定;探讨金融发展与社会公平之间的作用机制;通过对西北民族地区金融发展与社会公平的定性分析,寻求对实证分析结果的进一步合理解释。不断完善西部地区金融体系、金融发展效率和质量、农村金融发展、金融市场结构;不断完善社会公平机制,西北民族地区收入分配才能趋于合理、经济才能可持续增长。     

民族地区省际人口流动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利用最近两次人口普查资料考察了民族地区省际人口流动的基本情况及主要特征,同时以"推-拉"理论为理论依据,通过构建统一的计量模型分析了民族地区各省区人口流入和人口流出的具体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民族地区在总体数量上属于人口净流出地区,但有5个省区的人口净流入量始终为正;(2)民族地区流入人口主要来自中西部邻近省区,人口流出则以东部地区为主,但各省区人口流出的目的地不仅差别大而且变化也大;(3)影响民族地区各省区人口流入和人口流出的因素及其影响力存在着明显差异。     

我国民族地区金融浅化的微观分析

民族地区金融发展的现状表现出金融浅化的特征.通过分析民族地区金融需求与供给的特点,本文发现民族地区的金融浅化实质上是由微观层面上的金融需求与供给在金融抑制条件下处于非均衡状态的表现.针对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应构建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及金融生态建设、提供成本补偿、加强民族金融政策创新等对策,以帮助民族地区制定出能充分体现民族问题的特殊性和民族自治地区特点的金融政策.     

西部地区金融发展、FDI溢出与经济增长——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研究

利用2002-2014年西部地区各省区面板数据,构建相应的面板门槛模型,基于金融发展的视角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通过理论与实证研究发现,目前西部地区金融发展程度对于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不显著;而FDI对于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推动作用;FDI溢出对于经济增长影响的大小和方向都基于区域金融发展程度的双门槛效应,从而得出FDI的引入必须与当地金融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相适应的结论。     

论民族地区发展与民族地区金融发展权的法律保障

民族地区金融发展权是民族地区公民应享有的基本权利。民族地区金融发展对于破解民族地区金融问题、强化民族地区权利保障和促进民族地区金融法制建设等,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我国重视民族地区金融权利法律保护,但缺乏从发展权层面来架构权利保护制度。构建民族地区金融发展权法律保障机制,是破解民族地区金融问题和促进民族地区发展的有效途径。为此,我国应通过采取宪法确立发展权,完善民族地区金融权利体系与民族地区金融权利实施法律保障机制等对策来强化民族地区金融发展权的法律保障。     

区域金融综合竞争力的模糊曲线分析

针对目前区域金融研究现状的不足,建立了金融综合竞争力指标体系,将其分为显示性指标和解释性指标两部分,选取31个地区作为样本,运用主成分和因子分析法对各个区域的金融成长状况进行计量分析研究和排序,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聚类分析,将全国31个省区分为7类;在解释性指标的模糊曲线分析中,选取设施力指标,通过分析得出该指标与金融综合竞争力存在显著相关关系.设施力对区域金融综合竞争力的解释力和贡献率较高,因此金融基础设施对金融的发展水平起着重要作用.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金融中介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本文分析了少数民族地区金融发展的现状,指出少数民族地区金融运行的核心问题是金融发展程度低,经济的货币化不足,此种浅层金融发展状态,严重制约了民族地区经济的增长;实证研究表明,民族地区金融中介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总体上金融中介没有对民族地区的发展起到支持作用。同时也提出了提升和优化西部地区金融结构,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对策建议。     

我国地区金融集聚驱动因素的实证分析

笔者首先从区位经济、规模经济、信息外溢效应和政府推动四个方面对金融集聚的驱动因素进行分析,进而计算了各省金融业和保险业的区位熵作为金融集聚的指标,从上述四个方面分别选取指标作为代理变量,建立了面板数据模型,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地区经济发展程度是金融集聚的首要决定因素,政府推动是金融集聚的次要因素,金融业在该地区的重要程度对金融集聚起到一定的影响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业绿色发展的机制与效应

将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绿色发展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基于2011—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提高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并且主要通过提高农业技术创新水平和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得以实现;对于东部地区、金融排斥较弱的区域和非粮食主产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农地流转程度越高、农户创业活跃度越高,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就越大;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存在以环境规制为门槛的单一门槛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赋能共同富裕的机制与路径研究

基于2013年至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和路径。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地区共同富裕;2.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高融资效率、激发创业活力、促进技术创新三个方面间接提高共同富裕水平;3.数字普惠金融对西部地区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较东部和中部地区更为显著,对民族地区共同富裕的边际效用高于非民族地区;4.东部地区主要通过提高融资效率间接促进共同富裕,中部、西部的创业活力发挥主要中介作用,民族地区和非民族地区分别通过技术创新和刺激创业促进共同富裕。建议降低金融准入门槛,加大金融产品创新,完善差异化政策体系,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