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华民族构建过程中的边疆整合

民族分布格局同地理生态结构的一致性,加之历史上"华夷之辨"的疆域治理范式,形成了中国异质性和碎片化的传统边疆。近代以来,随着中华民族构建的开启和推进,原本隶属于不同族体的各边疆版块始渐为整个中华民族所共同拥有,内外分际的疆域格局被解构和重组,并通过"人"的维度实现了"地"的整合。这既是边疆属性从"民族性"到"中华民族化"的转变过程,也是边疆格局从碎片化到整体性的转变过程。但就目前境况来看,中华民族"多元"的结构性特征不断固化,而"一体"的国族属性相对虚化,使得这种疆域整合机制开始松动,因此需要重新调整中华民族建设和发展走向。     

“一带一路”战略与中国边疆治理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为中国推动边疆经济发展和经济分配、整合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协调陆地边疆和海洋边疆战略等行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也给中国边疆治理造成了新的挑战。在这个边疆争夺日益激烈,国家疆域形态多样化的时代,必须推动中国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构建政府、市场和社会共同治理的多元主体,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建设,主动应对非传统边疆安全危机,积极对外传播中华民族的文化,进一步提升边疆形态多样化意识。     

国家一体化理论及其对中国边疆稳定机制建设的启示

推进国家的一体化有助于边疆稳定机制的建设。中国传统的文化多元一体论、民族多元一体论和宗藩多元一体论,对于当代中国的国家一体化和边疆稳定机制建设有一定的可取之处。西方的现代国家理论、国家结构形式理论和政治发展理论等国家一体化理论,对于促进中国的国家一体化和边疆稳定机制建设,却有其相当的学理解释力。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派伊的现代民族—主权国家理论是一种颇具代表性的国家一体化理论,他通过分析现代民族—主权国家的建立、健全和完善等一体化建设而解释"过渡社会"的政治发展。这种民族—主权国家一体化理论,对于中国的国家一体化建设特别是新疆和西藏等西部边疆地区的治理及其稳定机制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民族地区高铁建设研究评述——兼论边疆交通建设的"政治优先"

民族地区的高铁建设对于可达性的提升具有显著作用,进而通过区域或城市间的交流与互动来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由于研究视角、分析路径的不同以及受到复杂经济环境的影响,目前,国内学界关于这一过程的运作机制与经济效益的认识尚存在较大的差异.高铁建设的评价不能仅以单一的经济指标为准绳.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历史表明,交通建设首先为政治整合服务,其次才是作为推动经济交流的基础而存在,特别是对于多民族国家而言,边疆和民族地区的交通建设始终都具有"政治优先"的特征.正是从民族政治整合的视角来看,高铁在重塑民族地区的时空秩序方面能够发挥关键作用,有利于改变传统边疆形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提升民族自信.因此,在"一带一路"倡议和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背景下,有关民族地区高铁建设的研究,还应充分结合多民族国家整体性与边疆和民族地区特殊性的双面视角进行考察,以此为基础全面分析民族地区的交通战略布局.     

中国陆地边疆的价值性、基础性及基本特征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边疆制度、实施边疆治理的国家。自有国家文明肇始,日渐形成中原华夏和边缘四夷的天下观。"天下""五服"是奠立先秦边疆观的思想基础。中华民族从传统帝王的"家天下",逐渐走向民主共和以及独立完整的主权国家。在中国从王朝国家转变为主权国家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陆地边疆也相应地经历了历史嬗变过程。"天下"表达盈缩的思想观念,对中国陆地疆域形成具有决定性的价值影响,需要对王朝国家"天下"与"中国"的价值理念进行合理的解读。"疆域"与"边疆"是有内在联系又有本质区别的两个概念,陆地边疆是中国历史上最古老、最基础性的边疆,近代中原王朝时期西南边疆的形成,具有鲜明的中国边疆特色和显著的历史特点。清王朝统一历史疆域版图代表着中国领土的基本范围,主权国家边疆具有临界性、边缘性和交集性的本质特征。人们可以透过主权国家边疆的本质特征,正确地认识和把握主权国家边疆所独有的特殊差异和内在规定性。边疆治理是巩固国家政治利益、人民根本利益的需要。     

边疆治理视野下的认同整合研究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在我国边疆多民族地区存在复杂的关系,尤其伴随着国内外各种影响因素的急剧变化,边疆地区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矛盾与冲突在局部地区被凸显出来,成为我国边疆治理的一项十分紧迫的现实难题。因此,必须将边疆地区出现的认同问题纳入我国边疆治理视野之中,并通过切实可行的措施对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进行有效整合,以确保边疆社会的安定与国家的统一。     

回顾与展望:我国边疆治理研究的现状、热点与趋势——基于CNKI期刊的文献计量分析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边疆治理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凸显,成为当下治理领域研究热点。本文以CNKI收录的584篇发表在北大中文核心和CSSCI期刊上有关我国边疆治理研究的论文为数据样本,借助文献计量学可视化软件Cite Space绘制知识图谱,结合部分边疆治理方面的重要文献,对边疆治理研究的现状、热点和未来趋势进行了探析。近年来,学界围绕边疆治理掀起了研究热潮,已有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边疆治理基础理论、逻辑与价值、实践路径和中国边疆学建设等方面,其中国家治理、边境治理、治国必治边、陆地边疆、新时代是研究的前沿热点。当前,边疆治理的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存在较为明显的薄弱环节。未来要拓宽研究视野,创新研究方法,加强多学科合作,以学科建设深化边疆治理的相关理论和实践研究,提升边疆治理能力,切实将制度优势转化为边疆治理效能,确保边疆民族地区繁荣稳定、长治久安。     

国家大义:边疆治理视阈下清代云贵地区义仓建设研究

清朝承继并发展形成传统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大一统格局,常平仓、社仓和义仓的发展完善,使清朝在各省建立起集仓储和荒政为一体的社会治理机制,并在救灾实践中提升了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粮食储备和赈灾救民关乎国家安全和边疆社会稳定,清代国家治理过程中的整体行政能力和社会治理水平,较大程度上满足了云贵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的需要,义仓建设作为多元协同参与的公共治理体系,其内地化发展态势深化了清朝政府对西南边疆地区自然资源的吸纳和社会治理格局的重构。义仓作为清朝政府应对灾害和荒年于各直省府厅州县地方设置的粮仓,其本质上是一种以民间社会力量参与为主、自主经管性质的救荒恤贫仓储类型和粮食储备制度,清政府通过义仓的建设和施济,较大程度上实现了对西南边疆治理的深度干预。清代云贵地区的义仓多设置于市镇,亦有部分建于少数民族村寨,存仓粮食主要由地方官员、士绅及民众自愿捐置,并在荒年通过无偿赈济的方式为灾黎提供保障。云贵地区的义仓经营管理及其灾荒赈济功能的调适与整合,是西南边疆地区内地化进程中国家治理和基层治理的重要样态,为清朝政府加强对西南边疆的社会治理提供了路径依赖。清代云贵地区在从华夏边缘向民族边疆变迁的过程中,内地化这一变迁主流成为西南边疆地区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协同并进的主要驱动力。义仓建设作为清朝国家强化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底层社会对国家认同的重要途径,是"国家在场"的"隐喻"。本文从边疆观与边疆治理的视角分析清代云贵地区的义仓体系的构建及其在西南边疆地区粮食安全保障和备荒救灾能力建设中的作用,以进一步探究清朝国家治理、边疆治理和基层社会治理制度和体系的丰富内涵。云贵地区义仓的建设是对传统重农重粮思想的体现和实践,是清朝加强西南边疆治理的重要策略,随着清政府在西南边疆地区统治秩序的规范化和系统化,义仓建设在灾荒赈济和西南边疆内地化的过程中提升了云贵地区基层社会的协同治理能力。     

近代以来海外中国东北边疆研究的主流脉络与基本矛盾——以“民族国家”语境下的相关研究为中心

近代以来海外中国东北边疆研究的主流话语脉络有三:其一为"民族国家"语境下的20世纪初期日本"满洲"研究,表现为非正义性与非理性;其二为由拉铁摩尔"农牧对立"观引发的"征服王朝"研究及其在战后日本学界的发展,其核心观念是将辽、金、元、清等王朝视为独立于中国史之外的游牧政权史;其三为"内亚史"与"新清史"研究,其特征是以"内亚"视角观察中国东北边疆,认为边疆影响中国。此三类研究,其本质特征都是以近代西方"民族国家"话语解释中国古代东北边疆,甚至直接割裂了中国与东北边疆的关系。从根本上看,这些海外中国东北边疆研究面临着两个基本矛盾:"民族国家"话语的普适性危机与西方"边疆"观念在中国的不确性。     

抗战时期华西坝教会五大学的边疆研究与中华民族整体性探索

华西坝教会五大学的边疆民族研究,是抗战时期方兴未艾的中国人类学与边疆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中国学者在应对国家民族构建和边疆开发建设中所作的学术努力。华西坝学人对开发建设边疆及促进边疆社会文化建设提出的系列建议,贯穿了对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构筑及增强抗战力量的关切。他们对中华民族整体性的认识及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思考,是民国时期中华民族思想链条上的重要环节,也与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学界对此问题的思考同频共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