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对中国史学科学化的构想

20世纪初期,史学领域内曾对“科学的历史学”的基本特征及其实现途径进行过引人注目的争论。其间,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基人的李大钊从指导理论、学科形态、目标追求、研究体系等不同的层面提出了中国史学向科学化形态发展的构想。在当时,这一理论阐释,其前瞻性和科学性显而易见。它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也对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傅斯年与中国现代史学的科学化

由于中国现代思想界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和西方自然科学知识、治史方法的熏陶，傅斯年一生致力于以自然科学为楷模建立历史学，试图“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为了追求“纯粹客观”的历史学，他极力排斥主观，消灭自我，把历史学严格地限定在史料学范围之内。他还以史语所为大本营，聚集和培养了一大批贯彻和传播其治史旨趣的专家学者，由此形成了一个以追求“科学”、“客观”的史学为目的，以整理、收集和考订史料为其内容，以“求真”和“务实”为其风格，具有强大声势和广泛影响的学术集团。傅斯年对中国现代史学科学化做出的种种努力，促进了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他的主要贡献在于把历史学自然科学化，他的失误也恰恰在于唯自然科学是尊，用纯粹自然的眼光看待并要求历史学。     

论西方社会学的传入与中国近代史学的变革

西方社会学的传入主要体现为一个过程,其在中国的传播对中国近代史学的变革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其理论和方法多被中国近代史家吸收和借用,由此使得史学的内容、理论、方法、功用和价值体系等均发生了多重面、多向度的变革,从而推动了中国史学的近代化进程和科学化走向。     

试论中国现代史学观念的形成

２０世纪初,随着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中国史学开始走上科学化、独立化、专业化的发展轨道。在这个过程中有三个因素起了决定性作用：一是西方近代科学观念的传入;二是民主自由观念与民主政体的建立及其影响;三是现代教育体制的建立与职业历史学家的出现。这些促成了中国史家对史学研究工作有了全新的认识。出于对科学的崇尚,他们大多具有客观主义与实证主义的治史思路,把主要工作放在史料考订上。但也出现了唯科学主义的倾向     

史学史研究的当代趋向:史学比较与全球视野

20世纪末,后现代主义思潮与全球化进程的影响使得当代西方史学史的研究表现出某些新的趋向,即从跨文化的视角进行吏学比较、总结不同史学传统的经验与成果,并展现其间史学交流的过程与复杂关系,以期建立多元现代性的全球史学史的基础.     

史学科学化一百年

从近代以来“科学”一词的翻译和引进及其与史学相联系的过程来看,科学并不是史学研究的具体规范,人们认为“史学是科学”只是希望以科学的方法规范史学研究,以期达到理想的境界。然在究竟使用何种科学方法,如何使用科学方法等方面则差别很大。反对者则试图以人文弥补科学的不足,虽然科学和人文精神在史学研究中并非“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然而由于认识论的滞后,学者们在“史学是不是科学”问题上纠缠许久。中间虽然有新人文学派的补偏救弊,但始终没有从认识论上加以解决,这也是时至今日仍然有不少学者争论这一问题的原因所在。当然,各派建立科学史学的实践,仍然有力地促进了史学现代化的进程。     

梁启超与近代中国民族史学

中国民族史学是中国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近代中国史学变革过程中 ,民族史学研究决然不可忽视。梁启超的史学成就与地位深为人知 ,其史学之核心实为民族史学。     

论中国史学史上历史考证与史学批评的融合

在中国史学史上,历史考证与史学批评呈现出水乳交融的态势。历史考证中的纠谬、考异、商榷等是史学批评的重要形式,历史考证中蕴涵丰富的史学批评思想。同时,史学批评也离不开历史考证,史学批评总要涉及历史考证的问题。历史考证中的实事求是精神可以给予史学批评以学风上的滋养。     

中国史学的双重职能

每个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都会遭遇一个很难摆平却又必须摆平的问题,即幸福与德行有可能相背离的问题： 　　一个有福的人未必是一个有德的人,有可能一生屡做恶事; 　　一个有德的人未必是一个有福的人,有可能一生历经苦难。 　　一个民族若要维护其社会公正,就必须设法在这德与这福之间保持某种平衡： 　　对那些有福而无德的人予以追究, 　　对那些有德而无福的人予以补偿。 　　反之,若不做这种追究和这种补偿,那些有福无德的人就会无所畏惧,那些有德无福的人就会深感失望。于是,这个民族就会出现价值失衡,只重视幸福而轻视德…     

实证主义与中国近代史学

在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过程中,实证主义的历史认识论及其方法论,成为新史学建设的理论基石。本文以实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线索,分析了实证主义由最初的科学方法论向后来的泛科学主义转化的具体过程,并阐述了这种转化对新史学学科建设的深刻影响。     

中国古代乐律理论发展及相关问题初识 --从中国科技史的一个微观视角看中国历史的走向

在音乐史上 ,乐律的发展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中国当时的科技水平 ,明时朱载土育创制了十二平均律 ,说明在乐律的发展过程中 ,中国仍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 ,但遗憾的是朱载土育的十二平均律被束之高阁 ,无人问津。这与中国音乐文化的传统诸如雅音乐、民间音乐、音乐美学和音乐的功能密切关联 ,从而限制了其被应用、推广和进一步发展的可能     

20世纪小说史研究

古代小说研究宋末元初起步 ,处于萌芽状态。直到 2 0世纪小说史学研究才成为一门学科 ,并形成世界性的影响。 2 0世纪小说史研究的发展历程经历了三个阶段 ,各有其成就和不     

近百年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综论

中国政治思想史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始于20世纪初叶,迄今已近百年。近百年来,这一研究领域固然出现了众多学术大师,却没能够形成得到学术界公认的明显的学术派别。尽管如此,以方法论为参照,大体上还是可以划分为“新学历史学”、“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和“现代政治学”三个流派。其中,新学历史学流派在三四十年代最为活跃,可谓大师辈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流派的鼎盛时期是50年代至70年代的大陆学术界;现代政治学流派源起颇早,兴盛却晚,然而这一流派代表着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发展方向。     

评《二十世纪中国作家心态史》

本文是对杨守森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作家心态史》的学术批评。文章指出该书类似史料长编 ,作者惯于材料平面的罗列排比 ,不无简单化的分门别类 ,却拙于分析 ,更无力纵深地“探讨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 ,致使既定理论设计未能如愿以偿。文章还批评了该书部分章节概念芜杂 ,持论偏颇 ,史实有误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意识形态悖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时间”维度与文学史书写

文学史是文学时空的再现,其变动主要源于文学观念的改变;1980年代中后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出台本意是对过去政治意识形态干预文学史书写的反拨,它带来了现代文学史书写的历史转型与巨大飞跃,这在文学史书写中具重要历史意义;站在21世纪的今天,从时间的视角进一步反思“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会发觉它照样建筑于意识形态之上,这是一个带矛盾、悖论的文学观念,它所深具的文学史书写的历史积极意义与消极性相伴相生.     

中国哲学史的再开拓:语言哲学

90年来借鉴西学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做法是可取的,现在应对中哲史研究作再开拓:除了继续从子书,还应从经书,小学书,古代注疏中找材料,形成语言哲学的新路.本文通过举例,围绕名、字书、注疏体裁相关内容,具体阐述了中国古代语言哲学问题.     

国学运动新倾向述评

中国二十世纪之初兴起的国学运动具有显著的国粹主义性质。自1919年一种新思潮在国学运动中出现,提倡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此后在对新材料研究、白话小说考证和古史讨论等方面取得重大成就,使新倾向成为国学运动的主流。古史辨派和历史语言学派均属于新倾向的两个流派,它们的发展促进"新考证之盛行"。此种新的科学考证方法是继承了中国传统的考据学并吸收了西方近代实证主义方法,它为中国学术提供新的事实依据,澄清历史与文化的诸多重大疑案,纠正传统文化观念的谬误,成为中国传统学术转向现代学术的起点。     

20世纪初新史学思潮的历史地位

通过对新旧史学的对比分析 ,文章认为 ,2 0世纪初在社会历史进程中所产生的新史学思潮 ,有其特定的综合价值和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但是 ,作为一种系统的史学主张 ,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     

论重写《日本汉文学史》

迄今为止,只有日本学者撰写过《日本汉文学史》,但都很不理想。不是材料太简、叙述枝蔓,就是观点偏颇,其中代表日本学者这方面最高水平的猪口笃志写的《日本汉文学史》一书也存有诸多缺点和错误。因而,都不能反映日太汉文学史的起初面貌。无论从文化交流与比较研究的需要,还是显现中国学者的不同立场,都应该重写一部由中国学者撰著的“日本汉文学史”。这部“日本汉文学史”从宗旨、纲目、分期、撰述的方法与具体材料的处理都应该提出新的独立的见解。     

柏拉图和中国六子思想的趋同性

西方柏拉图和中国的孔孟、老庄、荀朱亲自躬耕,集众家之长,创立一系列独特的政治、道德、教育、社会、经济等新观念,并将这些观念逐渐长期渗透到欧洲和中国的历代广大统治者和百姓头脑当中,并由此影响和推动着欧洲和中国的思想文化体系朝着既定的方向迈进。柏拉图和中国六子在某些思想创新方面有着惊人的一致,两者进行比较对于当今东西方文化追本溯源是有一定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