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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史载周族古公亶父之子太伯、仲雍南奔荆蛮,“自号句吴”,至其十九世孙寿梦时“称王”,始为强国。然而,“句吴”究竟因何取名,其含义是什么?史家争议颇大。有的说是地名,《史记·吴太伯世家》刘宋裴骃《集解》引宋忠语谓:“句吴,太伯始所居地名”;有的认为“吴”是国号,而“句”则为夷语之发声,颜师古注《汉书·地理志》称:“句音钩,夷俗语之发声也,亦犹越为于越也。”《左传》“宣公八年”孔颖达《正义》也说:“句吴,句或为工,夷言发声也”;东汉赵晔《吴越春秋·吴太伯传》:“古公卒,太伯、仲雍归赴丧毕,还荆蛮,国民君而事之,自号句吴。吴人或问:‘何像而为句吴?’吴太伯曰:‘吾以伯长居国,绝嗣者也。其当封者,吴仲也,故自号句吴,非其方乎。’荆蛮义之,从而归之者千有余家,共立以为句吴。”如此,则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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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史书记载的缺略,吴国在西周至春秋前期的这段历史,长期以来几乎是一片空白。战国时期纂定的编年体史书《春秋左传》,至宣公八年(公元前601年)始出现吴国的记载。作为国别史的《国语·吴语》只记述了吴国的末代王夫差的一些史事。《史记·吴世家》自太伯立国到寿梦称王,所叙也极简略,除太伯出奔、周章受封稍有说明外,其余只是记录了世系的名字。《十二诸侯年表》中吴国的纪年是从寿梦元年(公元前585年)才开始的。东汉初年袁康、吴平编纂的《越绝书》中有《记吴地传》,赵晔撰写的《吴越春秋》中有《吴太伯传》,所记吴国早期史事也没有多少新内容,无法看清其发展的脉络。基于上述原因,本文试图根据碎见于各书的文献记载,几十年来的考古发掘,以及近人的研究成果,对吴国的建立、早期疆土的开拓、经济的发展、政治的沿革和文化的进步,作一些拾遗补阙、考稽钩沉的工作,以求对吴国自西周至春秋前期的这段历史有比较清楚的了解。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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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昭公二十七年》:“使公子掩余、公子烛庸帅师围潜。”《史记·吴太伯世家》及《刺客列传》、《吴越春秋》“掩余”并作“盖余”。李富孙曰:“《释言》曰:‘弇,盖也。’《释文》:‘弇,古掩字。’《〈周语〉注》《〈淮南·说林〉注》并云:‘盖,掩也。’是掩与盖义同。”又引武氏亿曰:“《韩非·说林》‘将攻商盖’,《书》作‘商掩’,《孟子》作‘伐庵’,此奄、掩、盖字异而义同。”今按:武、李二氏之说实皆本于《史记索隐》。《〈吴太伯世家〉索隐》曰:“《春秋》作‘掩余’,《史记》并作‘盖余’,义同而字异。或者谓太史公被腐刑,不欲言‘掩’也。”武氏、李氏正是据《索隐》前说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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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定公六年>突兀提及了一个历史人物"吴大子终累".后,其人在<左传>中再无记载,亦无补记.后世诸多文献,如西汉时的<史记>、东汉时的<吴越春秋>、西晋时的<春秋经传集解>、唐代的<吴地记>、南宋的<吴郡志>、元代的<吴越春秋音注>、明代<东周列国志>、清代<曲园杂纂>等,都对这一历史人物与吴王阖庐(阖闾)、夫差的关系,进行了论述、解析.在梳理与之有关的学术论述后,着重指出:吴地这一历史人物引发历代不绝如缕的评述、争论,并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学术论述链条.其背后,展现的是吴地学术的涓滴成水.同时,它也清晰地构成现代苏州经济生活中某些产业(如旅游等)的丰厚人文基础.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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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氏春秋·孟秋纪》的《论威》讲到专诸“独手举剑至而已矣,吴王壹成”。高诱的注说:“专诸一举而成阖闾为王,故曰吴王一成。成谓专诸能成吴王也。”杨树达氏提出不同看法,他以为文中所谓吴王,不应是阖闾,而是吴王僚。“吴王壹成”即是在专诸举剑之下,吴王僚被击而死。他从字义上作了解释,以为“成”当读”朾”。他以《说文·木部》“朾,撞也”为证,说“一成”犹云“一击”。(见杨树达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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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书·罗含传》 :含父尝宰新淦 ,新淦人杨羡后为含州将 ,引含为主簿 ,含傲然不顾 ,羡招致不已 ,辞不获而就焉。“辞不获”后盖涉上而脱一“已”字。“辞不获已”为中古习用的成语 ,意思为迫不得已。《三国志·魏志·公孙瓒传》 :“绍遣将攻之 ,连年不能拔。”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载袁绍与公孙瓒书曰 :“遂跃马控弦 ,处我疆土 ,毒遍生民 ,辜延白骨。孤辞不获已 ,以登界桥之役。”《晋书·陆机传》 :“(机 )谓秀曰 :‘自吴朝倾覆 ,吾兄弟宗族蒙国重恩 ,入侍帷幄 ,出剖符竹。成都命吾以重任 ,辞不获已。’”《宋书·武帝本纪上》 :“义众…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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爵位为商周时期天子以下的五等禄爵,即公、侯、伯、子、男.<春秋经>中记载吴君寿梦及其后历代吴君爵位为"吴子".<史记>记载西周初年,吴五世周章受西周朝廷"封之",后世学者注为"武王追封为吴伯,故日吴太伯."<史记索隐>引<国语>则说,"吴本伯爵也".春秋后期吴国君寿梦时,晋"联吴制楚"后,吴国与中原列国通好.在吴与中原列国国君晤面的外交场合,<春秋经>记载中原列国国君爵位时,却不记吴国君爵位,且多用模糊吴爵位的"会吴"及"会""吴人"等记之.<国语>记载关国君夫差在黄池盟会与晋争霸时所说的"孤欲守吾先君之班爵,进则不敢,退则不可",表明了夫差对吴君爵位"吴子"的不满,而这一时期发生的"吴来徵百牢"事件,既反映吴国君夫差以极端形式表现对出吴君爵位排次较后的反弹,同时也表现出对中原文化及其礼制的不满.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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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于春秋末期鲁哀公十三年的黄池之会，是一次重要的历史事件。然而，这次会盟，究竟吴国、晋国谁为盟主？这似乎已经成为千古公案。但此事不仅关乎黄池之会的历史真相，而且关系到对《国语·吴语》史学价值的认识，故笔者不揣鄙陋，述闻拾遗，略陈己见，以祈于《国语》研究略有裨益焉。 一 黄池之会，吴、晋孰先？其争端肇自《春秋》经传及《国语·吴语》的不同记载。 《春秋》经曰：“（哀公）十有三年、……夏，……公会晋侯及吴子于黄池。” 《左传》曰：“夏，公会单平公、晋定公、吴夫差于黄池……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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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近年来,在吴文化的热烈探讨中,论者每每论及华夏文化对吴文化的影响,而对吴文化给予华夏文化的影响则注意不够。文化的影响从来都是相互的,现有资料表明,至迟远自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长江下游吴越地区的文化就对中土文化发生了联系和影响。到春秋晚期,随着吴越的崛起和争霸华夏,这一影响达到了高峰。本文拟就春秋晚期以来吴文化的北向影响作一初略的探索,以期对整个吴文化研究的拓宽深化有所裨益。一据《庄传》记载,襄公十九年,鲁为报谢晋伐齐救鲁之功,特赠晋中军将荀偃以“吴寿梦之鼎”。寿梦为吴王,《吴越春秋》载其曾“朝周适楚,观诸侯礼乐”,并与“鲁成公会于钟离”。文献载其重器——“寿梦之鼎”辗转于华夏重要国家鲁、晋,透射出春秋中晚期吴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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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吴文化记载看《史记》的文化综合特点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史记》中的《吴太伯世家》等篇章，对吴国的历史文化有较详细的记载。通过这个记载，我们可以看出先秦西汉时期吴人尚武好勇、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等特点。吴文化作为一种独特的地区文化载入史册，体现了《史记》的文化综合特点。这种综合是一个复杂而艰巨的过程，它既是时代的需要，又是创造新文化的必由之路。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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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学者所编《中文大辞典》(第十八册)“江北”词条下云:“长江以北也。”且引《国语·吴语》:“吴王起师于江北,越王军于江南”为例证,谓《国语》中“江”指长江实误。三国吴韦昭注曰:“江,松江,去吴五十里。”此段文字记载的是越未胜吴后再次灭吴之事,其“江”非指长江。《国语·越语下》有关于此事相应的较详记载,云:“(越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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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无达诂”与中国古代学术史的关系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诗无达诂”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与中国学术史的演进有着密切的因缘关系。透视二者的因缘,可以看出一种文学理论的产生,有赖于一定的学术气候;它的发展,也离不开与之相宜的学术思想和方法。一“诗无达诂”作为一种理论的总结,最初见于西汉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三《精华》篇:“所闻《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诂”字,据《说文》、《段注》、《说文通训定声》诸书的释义,均指以今言释古语,侧重于语言文字的通训。今人也多以为董氏的“诗无达诂”偏重于语言文字的歧异。这固然是其中一个方面,但《春秋公羊经传》、《尔雅》、《字林》、《广雅》、《汉书·杨雄传》注、《后汉书·桓谭传》注在指出“诂”为通古言、释故言之外,也兼指通“义”,说明“诂”在实际运用中并不限于一般语辞的通释,也兼指语义的变化。因此,董仲舒的“《诗》无达诂”既指诗字面的无通释,也指一首诗语义的无定解。“诗无达诂”是汉人通行的看法,除董仲舒外,稍后刘向的《说苑·奉使》也有记载:“传曰:《诗》无通诂,《易》无通占,《春秋》无通义。”据其文所论,“《春秋》之辞,有相反者四。”刘向认为,对《春秋》中的抵牾之处,不能拘于字面语义,读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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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西施的名字,可以说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但是,历史上的西施与传统的恋爱故事并不相干,她的一生充满了悲苦和不幸,最后,以被处死刑结束了宝贵的青春,并非跟随范蠡驾轻舟泛五湖而去。可叹的是人们颠倒了这一史实。试看新版《辞海》(第1832页)的释文: [西施]一作先施。春秋末年越国苧罗(今浙江诸暨南)人。由越王勾践献给吴王夫差,成为夫差最宠爱的妃子。传说吴亡后,与范蠡偕入五湖。见《吴越春秋》、《越绝书》等。明梁辰鱼据此故事编为传奇《浣纱记》。看来《辞海》似乎有所依据,其实纯是传说。查今本《吴越春秋》、《越绝书》也没有西施去从的记载,此两书的逸文中有所记载,但却是绝然相反的,而且都不是最早的记载。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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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末,唐高祖李渊起兵太原,派刘文静借兵于突厥。有关援唐兵马数,史书有两种记载。《旧唐书·高祖纪》:“(大业十三年八月)突厥始毕可汗遣康稍利率兵五百人、马二千匹与刘文静会于麾下。”同书《刘文静传》(《突厥传》略同):“(刘文静使突厥)始毕大喜,即遣将康鞘利领骑二千随文静至,又献马千匹。”《新唐书》中《刘文静传》与《突厥传》的记载也是矛盾的;其余《通典》、《续通典》、《文献通考》等书的记载,也互相矛盾;而都不出上述的两说。到底哪是事实呢?《资治通鉴》将借兵前后情况记载得比较清楚。义宁元年(即大业十三年)六月,李渊命刘文静请兵突厥时就告诫说:“胡骑入中国,生民之大蠹电。吾所以欲得之者,恐刘武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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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梁书·儒林·范缜传》载,范缜于天监四年因王亮一事而被谪徙广州。“缜在南累年,追还京。既至,以为中书郎,国子博士,卒官。”又按《梁书·裴子野传》:“二年(?),……时中书范缜与子野未遇,闻其行业而善焉。会迁国子博士,乃上表让之曰:‘伏见前冠军录事参军河东裴子野,年四十,……。’由此可知,范缜先任宫中书郎,以后又迁为国子博士。那么,范缜是在哪一年任国子博士的呢?上面提到的“二年”不知具体为何年。按范缜上书推荐裴子野时年四十岁,而《梁书·裴子野传》称裴子野卒于梁中大通二年(公元五三○年),共活了六十二岁,依此,则裴子野四十岁时正好是梁天监八年,亦范缜任国子博士是在天监八年.但这与前面记载有矛盾之处。据《梁书·裴子野传》载:“天监树,尚书仆射范云嘉其行,将表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