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诗歌内涵

在远古祖先的心目中,“歌”与“诗”是同一种文学艺术。“诗”是“歌”的内容(文学形象),“歌”是“诗”的表现形式(音乐形象),它们彼此相依、相互融贯,如同语言中词的音和义。中国古代的诗歌是一种歌咏的语言艺术,无“歌”不成“诗”,无“歌”没有“诗”。因此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诗人”这一称谓至少包括以下内涵:(1)自创并演唱诗歌的人;(2)自创或改编原创作品演唱的人;(3)只创作不演唱的人。而中国古代的诗歌是:以激情为血肉、以语言为建构艺术、以歌咏为表演艺术的一种文学体裁。以真情去激荡语言的美化,以歌声去撞击听众的和鸣,乃是中国古代诗歌的艺术特色。     

中世纪文学与伦理思想:爱、信、从

人类社会一旦形成,便生活在伦理规范中。道德有民族文化、时代的局限性,道德有反映统治力量的要求。社会的伦理思想与文学的审美观念密切相关,两者的交叉范围就是文学作品所反映的“人性”范畴。因而,文学揭示“人性”的认可程度必然受到时代的伦理规范的约束。因此,研究西方中世纪的文学创作与其伦理思想本身的关系是有积极意义的。先就文学作品本身而言,我以为,中世纪的文学中有三种特征值得注意。首先,表现为作品中的“伦理掩饰”现象,即指作品反映出的符合审美要求需要而社会伦理不允许存在的人的情感。这体现在英雄史诗和骑士传奇中。例如,法国的《罗兰之歌》热情赞美了抵抗外族侵略与战友战死疆场的英雄人物“罗兰”,作品极度描绘了“悲壮的场面”。     

托马斯·阿奎那 “灵魂论”心理学的哲学解读

托马斯·阿奎那认为， “魂” 是生命的表现和原则。 人是理性的生命， 具有 “灵魂” 的生命原素和理智性的生命模式， 因此兼具生长、 感觉、 欲求、 移动和理性等五种生命力量。 作为具有生命潜能的身体的实现， “灵魂” 的机能包括 “生理性” 和 “感官性” 两种。 “理智” 与 “意志” 是灵魂特殊的官能。 “认知” 与 “移动” 是最能表现生命的两种 “功能”。 托马斯·阿奎那的心理学是以 “灵魂” 及其功能为中心来诠释人的生命现象的独特理论， 其最终指向是作为完满的至善存在的上帝， 因而成为其知识论、 形而上学和伦理学等的思想核心。     

视角主义与文本主义——罗蒂后结构主义实用主义评析

在当代文学和文化理论中,视角主义成功的例子之一是罗蒂的实用主义。罗蒂是从分析哲学营垒转向后结构主义和解释学的。罗蒂把哲学同文学连结在一起,主张以文学取代哲学,故他标举“文学文化”与“解释文化”。文本主义代替唯心主义,成为２０世纪的现象。所有的理智活动都是治疗疾病。后现代文化是治疗性文化。唯心主义的灭亡,导致浪漫主义的复苏。随着浪漫主义的衰落,偏爱和欲望在解释学理论中取得胜利。奇趣和蓄意为人类行为提供了根据     

文学思维活动的修辞化探寻:“文学命名”初论

“命名”是文学思维的核心“修辞”活动。“文学命名”的特异性首先表现为不定性、未定型和不断变化的过程性 ;其次体现在以“批评命名”与“文学史命名”交互生成、影响、作用等形成的整体性 ;其三是渗透于以超越性学理抽象与现象的客观性整合合孕而成的现实性 ;其四是含纳在“修辞”策略转换历史过程中的本体性。     

二十年代中国新浪漫文学的两类艺术设计

技巧、艺术的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概念，赋予了２０年代新浪漫文学最明显的形式层面─—艺术设计。２０年代新浪漫文学主要有两类艺术设计。一类是基本叙述的诗化与歌化：诗化现象表现在新浪漫小说情节无高潮和新浪漫戏剧冲突瞬间性、错位性、隐含性上；又表现在由此而致的情景定格上。歌化现象表现为诗的诗体偏长、采用叙述语言、有一定情节和戏剧因素等方面。诗化、歌化导致了叙事体裁与抒情体裁的接轨与趋和。第二类是深层文本的象征营构。诗化、歌化达到的定格情景中的意象具有象征意味，它们为新浪漫作品的象征奠定了客观基础。以此为基础，象征营构从意象自身象征和意象结构象征两方面深发开去，并得以建立。     

审美形式：一种主体性关系话语

文学本性认识的核心在“关系”,这种“关系”的初始内涵需要回到现代起始理论“表现说”下的“审美形式”思想中去考察。审美形式创造并非作家心灵的纯然表现,而体现为一种“反思性直觉”的创造方式,它内含了丰富的历史、社会、文化、心理等内涵。审美在性质上是一种“主体性关系话语”,“主体性”、“关系性”、“话语性”构成了审美形式认识的三个层次,而“关系性”既是审美形式的主体性和话语性中介,也是审美形式认识的核心。     

在精神生活的深层开掘——再论佛学思想对许地山思想及创作的影响

作为一个佛学家的现代作家许地山,在创作中形成了十分独特的个性特征。他不屑于对客观生活本体进行研究,而集中表现精神意识的变化流程。准确点说,这是一种“灵”的文学。佛教文化的唯识性和因明学,使许地山十分喜爱探视主体心灵在茫茫“苦海”中的每一点颤动。他追求的,未必是“灵魂得救”、心灵解脱之类,但略过社会的、政治的、伦理的具体现象不谈,而去研究这诸般社会“实在因”对“灵”的触动、影响,则是事实。这就使     

新文学源流的政治文化再考

0世纪中国文学的源流、传统问题 ,似乎已有了文学史的定论。但是 ,过往的认识 :一是从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或再现考察其演变 ;一是从文学本身的表现中寻求文学本质或规律。近代中国文学自觉与不自觉地走进了政治的系统中寻求生路 ,她不同于简单化的“政治”概念 ,很大程度是政治的心理诉求和文学精神现象的互动认知。新文学源流应该是 ,“文学救国”与“文学革命”所表现的特殊文化语境中的整合现象 ,是文学载体与历史转型交织生成的过程     

都市困境与新文学的“怀乡病”

中国现代乡土文学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文学现象。它曾追随思想启蒙而对乡土文化展开过猛烈的批判,也曾因创作主体在现代都市中的生存困境,而表现出“思乡”与“想家”的怀旧情绪。由“批判”到“怀乡”再到精神“返乡”,它反映的是新文学作家对于“西化”现代性的重新认识,对于几千年来乡土中国文化传统的重新理解。故“怀乡病”并不是一种“怀旧情绪”,而是一种自觉去守望精神家园的使命意识。它以文化遗传因素为连接纽带,集中体现着新文学作家的文化自信心。     

张竹坡小说创作论的主体间性

主体间性理论从新的视角揭示了文学的性质，即文学是主体间的存在方式。作为一种鲜活的审美体验的话语方式，张竹坡在《金瓶梅》评点中表现出了强烈而自觉的主体间性意识。围绕《金瓶梅》的创作过程，张竹坡揭示了作家在艺术虚构、生活体验、创作构思及艺术表达等阶段的主体间性，即作家必须与生活现象、文本做主体间的交流。张竹坡指出：《金瓶梅》作者“入世最深”，依“情理”、“借海扬波”、“依山点石”，以不同的“笔法”、“犯而不犯”、“白描”等艺术表达技法塑造人物形象，借小说以“泄愤”。张竹坡小说创作论的主体间性极具现代意义和独特价值。     

艺文理性与中国现代文学史叙事格局

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和发展中，一直存在着两种既有联系又有所区隔的发展取向。一种是从广义社会变革视角出发去透视文学问题和文学变革，一种是从具体文学问题和文学变革视角出发去看待文学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前者我们称其为一般社会理性文学变革倾向，后者我们称其为艺文理性文学变革倾向。在中国文学观念从传统向现代蜕变的背景下，这两种文学变革倾向的相互纠结和绞缠一直都存在，肯定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和发展中的艺文理性变革倾向，发掘其存在的必然机制，不仅对什么是“中国的”现代文学认识有意义，也对重构中国现代文学史叙事格局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报告文学不能合理想象吗?

报告文学应该是“报告性”与“文学性”两味俱全。当前不应该给它排座次,认为“报告第一,文学第二”。这不是“报告文学”的内部规律。恰恰相反,打倒“四人帮”后,在实事求是精神得到发扬,在“拔高”不再是报告文学失真的主要标志的情况下,它的“文学味”应相对突出。报告文学能不能合理想象?作者认为,合理想象有两种:一种是允许虚构的合理想象,一种是在真人真事基础上的合理想象。前者为小说等文学创作采用着;后者为报告文学等新闻性作品采用着,作者举例分析了后一合理想象存在于报告文学之中的现象。     

中国新时期文学对西方荒诞派文学的吸收和消融

西方荒诞派文学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明显形成的具有相似的文学见解的一种文学现象,它并不是一个有组织、有共同纲领的文学流派,但它有一个共同的哲学基础——存在主义哲学,“荒诞”概念是存在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支柱,加谬在《西诸福斯神话》里系统地阐发“荒诞”理论,使荒诞派文学有了思想基础。“荒诞意识是现代人面对社会、而对现实、面对世界的一些不合理现象,感到无法解释,因而产生困惑,最终以扭曲的方式去评判和表现这些现象而形成的一种思维方式”。荒诞派文学是西方后工业化社会精神危机和社会危机的产物。从20年代卡夫卡的“异化小说”开始,它经历了30年代法国的“人类处境小说”,40年代的存在主义文学和50年代的荒诞派戏剧,掀起了“荒诞”的高潮,最后到60年代扩延到美国的“黑     

现实性·合理性·现存性

现实和现实性是同一种意思,一般可以通用,是指包含内在根据、合乎必然性的存在,是事物现象和本质、形式和内容的统一,是客观存在的事物和现象种种联系的综合。“现实”和“现存”是有区别的。可是,现行教材中却把现实性规定为“现在的一切事物和现象的实际存在性”,把“现实”和“现存”混为一谈,这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 一 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等书中多次说过这样的话:凡是现实的东西就是合理的东西,但人们必须知道并且区分开什么是真正的现实的东西;在日常生活里一切都是现实的,但在现象     

中国文学观念的兼性特征

研究中国文学,首先要追问的是何为“中国文学”？或者换一种提问方式：“世界文学”语境下“中国文学”及其“观念”的根本特征是什么？学界关于中国文学观念的争论,长期滞留于“纯文学”还是“杂文学”、文学史上何时或有无“文学自觉”或“文学独立”等老问题。时至今日,老问题尚未解决,一系列新问题,包括如何看待方兴未艾的网络文学和非虚构文学、如何应对文化研究对文学的“浸入”、如何甄别文学关键词之中大量的“文化与社会的词汇”等等,则已然出现。刘勰讲“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故只有找到中国文学观念自身的关键性特征,才能真实而深刻地把握中国文学的神理与诗心。事物的起源决定事物的性质,中国文学滥觞期的《诗经》和“诗言志”,以诗学与经学的兼合在源头上铸成中国文学观念的兼性特征。“兼”者,通也;“兼性”者,兼通、兼融、兼包、兼怀、兼成、兼和是也。中国文学观念的兼性特征,表现于价值论是仲尼式“吾道一以贯之”,表现于方法论是彦和式“唯务折衷”,表现于文体论则是四库全书式“兼收并蓄,如渤澥之纳众流”。由价值论的“天行一道”,生成为方法论的“兼和两端”,坐实为文体论的“体备四部”,中国文学观念完成了自身的兼性建构,在世界...     

论竹林七贤的“无意为文”

阮籍、嵇康诗之无题化现象说明竹林七贤无意为文。这种创作态度的理论基础是嵇康“性动说” ,性动说的本质是任自然。无意为文表现在作品中就是师心使气 ,其长处是情浓言简、新颖独特 ;短处是“漫衍”。七贤所处的险恶社会环境激活了其原始诗性精神 ,导致其创作既有玄言文学 ,也有忧生之作 ,后者奏出了正始文学最强音     

"流言家"与红学

在当前虚热的红学讨论中,一种以“秦学”命名的红学研究,正在危害着读者对于《红楼梦》这一古典名著的文学阅读,将《红楼梦》“宫廷秘史”化,正是鲁迅当年所批评的“流言家”式的研究。与这种流言家式的研究相配套,出现了许多邪说谬说,集中表现为对《红楼梦》原著的不尊重,对作者的不尊重,比如将作者修改过的人物形象重新“风月化”等,这严重损害了《红楼梦》阅读的文学意义。     

文化霸权下的认同与错位——试论"皇民文学"表现形态之差异及本质蕴意

“皇民文学”的法西斯意识形态已成定论,但对“皇民文学”作品的评价却莫衷一是。尤其是一些别有用心的台独学者,甚至出现美化“皇民文学”的现象。因此,有必要对“皇民文学”的表现形态及具体作品,作出一番梳理。从文化阐释角度来看,“皇民文学”表现出了在异族文化侵略下的民族认同与错位,体现出一种反文化特质。     

“大师的批评”之另一面——论沈从文文学批评的局限性

30、40年代的沈从文,是京派小说的“大师”级人物。沈从文在小说创作的同时也写下大量的批评文字。作为“大师的批评”,沈从文的批评文字的确有独到之处,但其局限是非常明显的:个人艺术趣味对其文学批评的制约;对左翼文学现象作简单化排斥、抵制所反映出的批评家学术立场的缺失;对理论的轻视与排斥所表现出的轻理智主义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