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纪委“开方”能否为公车腐败“刮骨疗毒”？

公车超标、公车私用、公车浪费……近日成为多地纪检监督部门和媒体曝光的热点。车轮腐败,被阳光“晒”脱了皮。中纪委近期也明确表示将试点推行公务用车统一标识、GPS定位等制度,加大惩治力度。     

治理公车腐败要釜底抽薪

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张育彪提交《关于治理“车轮上的腐败”的建议》,针对老百姓反映较多的公车腐败问题提出了“公车统一标识”、“推进公车改革”等具体建议。     

社区“公车”小记

与其他单位的公车不同,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小港街道下邵社区的“公车”是停放在楼下的两辆自行车,每次社区工作者们要走访村民或深入企业,都要与它们结伴而行。     

南京车改如何进一步完善——“南京公车改革模式”系列报道二

本刊上期刊发《货币化改革：根治“车轮腐败”的良药——“南京公车改革模式”点评》一稿，对“南京公车改革模式”从5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点评，在广大读者中引起了较大反响。本期我们邀请南京市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马建珍、陈华两位专家分析车改中容易出现的一些问题，并提出相应对策。     

“公车上书”

“公车上书”汉代以公家车马送应举之人赴京，后因以“公车”为举人入京应试的代称。１８９５年（光绪二十一年），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失败后，派李鸿章赴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激起全国人民强烈反对。５月２日（四月初八日）康有为（１８５８－１９２７）联合在京会...     

温州公车改革如何撬动“三公”消费

核心提示：近日，温州继续推进公车改革。在国企公车改革完毕之后，温州准备拍卖除省管领导干部用车、执法执勤用车以外的所有公务车辆，用补贴和租车的方式，解决公务员的用车需求，改革预计可节省支出15％左右。温州公车改革的方案，有哪些可取之处，能否给中国公车整体的改革带来有益启发？能否让长期以来饱受民众非议的“三公消费”改革早日进入实质领域。     

新时代“微腐败”观的哲学意蕴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防范和治理“微腐败”,从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高度提出了一系列新范畴、新思想、新观点，形成的新时代“微腐败”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微腐败”观具有丰富的哲学意蕴，集中显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微腐败”的本质观体现了哲学本体论，“微腐败”防治的价值取向观及治理效果的评价主体观体现了哲学价值论，“微腐败”后果、成因及系统治理观体现了哲学方法论，“微腐败”观源自实践、指导实践并随实践发展体现了哲学认识论。新时代“微腐败”观为深刻认识和有效防治“微腐败”提供了哲学智慧与方法论指导。     

基层腐败治理场域中技术与组织的互嵌逻辑——以“互联网+监督”为例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党风廉政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但是基层腐败没有完全杜绝,基层腐败治理方式改革迫在眉睫。当前,大数据技术推动了治理结构与治理能力的巨变,回答了“技术如何引发组织变革”的命题。“互联网+监督”将技术与治理结合并运用于基层腐败治理,可以直击基层腐败的三大痛点：信息不对称引发的监管风险、基层权力末端的监管乏力、熟人社会的干扰困境。在基层腐败治理场域中,基层政府借助“互联网+监督”的技术优势,可以实现为群众直接监督赋权、为政府透明行政赋能的治理目标。这一过程不仅是技术对组织的塑造,也是组织对技术的吸纳,更是人民群众对组织的认可与支持,三者的高效互动共同推动着基层腐败治理变革。     

加强对基层“一把手”的监督

随着基层各种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对“一把手”监督工作的难度不断加大．“一把手”监督工作效率不高、效果不明显成为干部工作中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从目前的情况看来．当前对基层“一把手”的监督仍显薄弱．主姜表现在：“一把手”自律意识淡薄．不愿接受监督：上级组织对下级“一把手”重使用轻管理，疏于监督：同级班子成员碍于情面，不便监督；下级怕打击报复．不敢监督：群众不知情或不行使监督权力．无法或没有开展监督。要加大对“一把手”的监督力度．应从以下方面着手：     

亚文化视域下“腐败文化”治理透视

腐败顽疾屡治不止,激发了人们对腐败现象何以发生的多维探讨。其中,“腐败文化”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与深思。作为一种亚文化,“腐败文化”通过歪曲传统文化价值观念、与主文化进行对抗、侵占主文化的思想阵地以及加速腐败思想在腐败群体内部的“传染”等方式,影响腐败行为的生成。进一步来讲,“腐败文化”是传统文化“价值异变”的产物,借助腐败话语等信息符号加速腐败思想在腐败群体以及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传播扩散,以达到不断蚕食和破坏廉洁主文化的目的,最终引发人们对腐败的态度发生变化,促成腐败动机的生成,并催生腐败行为的实现。基于此,“腐败文化”的治理成为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从腐败观念、腐败话语与腐败行为等多维度来优化“腐败文化”的防治路径,通过清除“贪”“奢”“惰”等腐败观念,整肃腐败“显话语”与“隐话语”,以及从严整治潜规则等措施,将清廉价值观念的形塑与反腐制度机制相结合,从而实现对“腐败文化”的有效治理。     

“三不”一体推进原则的法理内涵与实践路径

监察法的基本原则是监察法学理论上的重要问题。然而,“三不”一体推进原则却被法学界遗忘了。监察机关不仅是反腐败机关,也是廉政建设机关;监察工作不是单纯的执法办案,而是综合性的腐败治理。“三不”一体推进原则体现了腐败治理的系统思维,契合了腐败治理的内在规律。我们应当摒弃“重办案、轻建设”的倾向,将这一原则融入办案和廉政建设的全过程。首先,对查办案件实行前期、中期和后期的全流程闭环治理。其次,对履职行为、制度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开展全周期廉政监督。此外,还应建立和完善联动机制、公众参与机制、考评机制以及廉洁合规制度。     

公路电子眼“病”得不轻

9辆车在同一秒钟、同一地点被拍到违章,大部分电子眼未经检测和年审长期违规“服役”,一些公路每隔三五百米就安装一台电子眼,许多路段限速过低成为“罚款陷阱”,有些地方电子眼已演变成“创收工具”……违规、不规范使用电子眼正成为公路“三乱”新的表现形式,引起广大车主和群众的不满,也损害着执法部门的形象。据广东省政府治理公路三乱督查队统计,在对交管部门的投诉中,有70%是关于电子眼使用方面的。     

高淳“三个创新”促帮干部廉洁

当前，要促进反腐倡廉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必须强化融人意识，自觉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各项工作放到经济建设的大局中去把握，做到监督而不干扰、到位而不缺位；必须转变思维定势，从过去侧重研究“从职能出发能做什么”．转变为“从经济建设大局考虑需要做什么”。为此，全县在帮助干部防范腐败上重点要做到“三个创新”：     

我国区域应急合作协议的制度优化——从“依法援助”到“依约协作”

区域应急治理是应对公共危机跨界性的关键之举，而区域应急合作协议是其稳定运行的制度保障。基于“依法援助”与“依法协作”的双重模式，我国区际应急治理应当形成制度合力，开创共享、共治、共赢的新局面。尽管“依法协作”现已成为区域应急治理的潮流，但仍然具有法律定位空白、运行机制设计粗糙、横向补偿机制失位、信息共享存在壁垒等问题。通过根基维度、政治维度、系统维度、组织维度的精准分析，凸显其灵活性、专业性、可持续性等特征，实现区域应急合作协议的法制化、制度化与责任化。     

从“在场困境”到“缺场悖论”——反向全景敞视下的“第五种权力”

空间与场所,是权力的重要构成部分;权力,总是在一定的空间中存在,而又要控制一定的空间。而“在场”,则是权力监督的必要条件之一,它往往由各类纪检、监察部门来实施。而由于中国监察系统存在先天不足,使这种“在场”往往会流于形式,往往会以“不在场”而告终,即所谓的“在场困境”。与其相关的是“缺场悖论”,它是指在现实生活中,大众具有“普遍在场”的特性,即“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但由于缺乏沟通的渠道和表达的平台,这种意义上的大众“普遍在场”往往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存在,从而使大众在社会监督中往往处于“离场”或“缺场”状态,这又构成了“缺场悖论”。,在现实中“无处不在”的大众之所以在权力监督中屡屡“缺场”,主要在于缺乏一个发布、表达的场所。网络空间的出现,真正实现了物理空间和虚拟场所的分离,使得被监督对象的行为无所遁逃,从另一种意义上实现了由边沁到福柯的“全景敞视”,即“反向全景敞视”,从而产生一种新的“在场”关系,使“在场困境”与“缺场悖论”双双迎刃而解。     

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三治结合”及其宪法逻辑

乡村治理体系包含自治、法治和德治三个系统,乡村“三治”各系统分具不同的内涵,也有着互补性。《宪法》是沟通“三治”各系统的桥梁,促使“三治”各系统形成一个整体,同时通过《宪法》这一制度性媒介,转换“三治”彼此的价值,防止它们相互激扰,进而促进“三治结合”的整体效能。在治理现代化的语境下,要以自治增活力、以法治强保障、以德治扬正气,健全党组织领导下的“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从而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向现代化转型。     

职业教育质量治理:公共之“道”与理性之“路”

职业教育质量治理是一个关涉多元主体参与、多维利益博弈的“公共性”复杂系统。“个域共同体”因个体理性的有限性限制，在质量管理上易引发“由外至内”“自上而下”和“从出到入”的混沌逻辑。公共理性指引下的职业教育质量治理之“道”，即在思维逻辑层面确立一种“公共”思维意识，通过遵照普遍的公共意志，建立在质量治理上的公共理性思维；在实践逻辑层面，须寻求在“理性”指引下的共治之“路”，以助推最广泛公共领域发展的共生与共赢。     

“三治”结合背景下乡村德治的定位与转型

当代“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中的“德治”本质上是以德治国方略在乡村治理中的贯彻落实。德治在乡村治理体系中的定位与以德治国方略在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定位是一致的。当代乡村德治需要借鉴传统乡村德治的思想资源和方法途径,但还需要进行以下几个方面的转型:一是当代法治背景下的德治重新定位及德法关系的调整;二是乡村德治主体从乡绅向以农村基层党组织为领导核心、以村民为主、新乡贤和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的多元治理主体格局的转型;三是乡村德治之“德”从儒家道德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的社会主义新道德的转型。     

高校违规收费的形式、原因及对策

近年来,高校违规收费正逐步得到遏制,但是治理工作仍然比较艰巨。高校违规收费形式多样却不断翻新,其原因主要是政府投入不足,教育成本上升以及政府监管不力,高校中饱私囊等。文章从统一思想、进一步增强责任意识、加大政府投入严肃纪律、加大监督检查和处罚力度、坚持艰苦奋斗、勤俭办学方面提出了根治高校违规收费的对策。     

货币化改革：根治“车轮腐败”的良药——“南京公车改革模式”点评

近日，南京市区县级机关车改工作正式启动，这也是南京市于2005年4月底完成全市92个镇及涉农街道公车改革后，自下而上、循序渐进地继续在全市推进公车改革的又一重大举措。那么，如何看待南京的车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