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然之术”与“陶朱遗风”

由于我国历史上封建统治阶级“重农抑商”政策的影响,文人士大夫阶层轻视商业活动的传统观念,形成了一种极其偏颇的社会职业观。认为商业活动既不增殖物质财富,也不改变商品的数量质量,而是以贱买贵卖为手段,以获取利润为目的的非道德行为。这当然是偏见,是误解。本文不讨论商业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仅就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经济理论     

《史记》阙"刑法书"探微

体大精深的《史记》为什么会阙“刑法”这门十分重要的典章,是司马迁的疏漏,还是有意安排,尚未有人专题研究①。从“一家言”的角度出发,重新认识司马迁,就会发现他的八书中之所以不撰《刑法书》者,一、是他道家黄老思想在著述中的实践和完善;二、阙“刑法”表现出司马迁对历代暴政,尤其是对秦皇汉武峻法酷吏烦苛人民的抗议,他通过对汉朝建立以来一兴一衰的考察,揭示法与道德,暴力与礼义,兴盛与衰败的辩证关系;三、不向强权者低头,不为暴君作《书》,旨在恢复传统的礼乐制度,批判“卖官鬻爵”、“入粟除罪”的经济政策,净化每况愈下的社会风气;四、司马迁不开“刑法”之先河,兼有以“刑余之人”告诫后人的现身说法,内涵着为自己鸣冤叫屈的无声呐喊。亦是他思想与体例的完备统一。     

“路径依赖”与中国古代的重农抑商制度

"路径依赖"在中国古代重农抑商制度的形成、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战国时期,重农、抑商思想开始有机结合并有所发展,与其有关的制度建设在秦国取得成功;秦朝继承、发展了重农抑商制度;在西汉,这项制度得到了充分检验,并形成了制度选择到制度确立的制度变迁模型.由于"路径依赖"的存在,这一模型在中国经济制度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虎符》与《信陵君列传》看郭沫若对古典文学的继承与革新

《史记》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历史巨著,同时也是第一部卓有成就的传记文学作品,鲁迅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本文分析了司马迁的《信陵君列传》与郭沫若的《虎符》,考察了二者的异同,寻求其原因;研究了两位作家的艺术个性,探索郭沫若对古典文学如何继承、借鉴与革新;并在此基础上总结文学艺术发展的规律。     

司马迁祠现存碑石与价值探讨

司马迁是我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人们为纪念司马迁,特地在陕西省韩城建造了一座祠庙,名为＂汉太史司马祠＂。祠内现存古今碑石一百余通,内容涉及司马迁的人品与人格、司马迁祠墓的历史变迁、修缮祭祀活动、历代文人墨客的诗词评价,以及《史记》相关篇章中的名言警句等,是研究司马迁、《史记》、司马迁祠庙的珍贵财富,价值甚大。     

读《史记·越世家》一得

司马迁《史记·越世家》中有“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一语。二千多年以来,围绕着这一记述,学者展开了关于越人族源与越夏关系的争议。我认为,对“少康庶子”这一关键词的理解值得商榷: 首先,所谓“庶子”不应理解为“庶出之子”,因为嫡庶之制始于商而为夏代所无。这里的“庶”犹言庶姓、异姓。《诗·小雅·伐木》孔疏:“庶姓,与王无亲者”。《周礼·秋官·司仪职》郑注:“庶姓,无亲者也”其次,所谓“子”也不应理解为子嗣,因为越夏在人种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在文化方面既有     

司马迁论孔子与《春秋》

司马迁所撰《史记》与孔子颇有关系 ,其中孔子笔削《春秋》之事及《春秋》之书对于司马迁的史学思想都产生过重大影响。今试讨论其中的若干问题 ,以就教于学界同仁。1　　司马迁从积极入世的角度出发 ,定下了自己撰写《史记》的基本思路 ,这便与董仲舒对于《春秋》的推崇发生了密切关系。董仲舒是汉代公羊春秋学大师。他借阐发孔子写《春秋》的微言大义来宣传“大一统”思想 ,为汉代统一封建国家的巩固找出理论依据。他直言“春秋大一统者 ,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汉书·董仲舒传》) 司马迁对于董仲舒的这个思想十分推崇。他在阐述…     

司马迁的“政绩观”

政绩，即官员在任内的工作成绩，是时下出现频率很高的一个词儿。其实，细究起来，这也是“古已有之”，不绝史册。“燕王吊死问生，与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燕国段富，士卒乐佚轻战。”以战国策·燕策》）讲的就是政绩。商勒法行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史记·商君列传第八》）这也是讲的政绩。滕子京滴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待兴。”（《岳阳楼记》）还是讲的政绩。相比较起来，当数司马迁的“政绩观”似更全面、更科学，更值得探讨。“民大悦”，是司马迁政绩观的第一个标准。司马迁把“民大…     

简论先秦时期的重农思想及其措施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文明古国,有着几千年传统的重农思想。新石器时代,原始农业就已经发生并不断发展。三代时期,圣贤君主无不重视农业生产。春秋战国时期,是重农思想形成的重要时期。李悝、商鞅、管子等的重农思想及重农措施,对促进我国古代农业生产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研究总结它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論司馬迁的史笔

我国古代杰出的历史家和文学家司马迁所写的《史记》,之所以为中外古今许多学者推崇和学习,是与其优良的史笔有密切的关系的。 (一) 史笔的优劣高低,首先是能否写历史真实的问题。司马迁的《史记》素有“实录”之称。《史记·太史公自序》:“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司马迁讲这些     

探索兴亡之道，钩沉历史辉煌──评陈学文先生的《龙游商帮》

探索兴亡之道，钩沉历史辉煌──评陈学文先生的《龙游商帮》鄢卫建在中国封建社会，历代统治者多半奉行重农抑商政策，商人的活动受到了明显的制约，其经商活动多半是单个的，分散的。但到了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流通范围扩大，商品数量和品种的增多，商业中具...     

谈司马迁运用档案撰写历史

我国古代杰出的历史家司马迁所写的历史名著《史记》记述了古代数千年的历史,尤其详实地写了当代(汉代)近百年的历史,为我国史学树立了一个里程碑。司马迁能够在《史记》中详写当代史,有多方面的原因,就他掌握材料来说,除了参考丰富的历史文献和利用调查访问记录而外,主要就是运用了档案材料。     

《史记》感生神话与司马迁表现艺术

《史记》记载了商、周、秦始祖和汉高祖的感生神话,其中商、周、秦的感生神话都以经典为依据,但都简略;而刘邦的感生神话则详细、系统,与他的史学思想相悖。通过深入研究发现,从汉高祖到汉武帝经历了历史神话化的过程,形成了君权神授的理论。司马迁的《史记》完成了神话历史化,但又在其中设下了微言大义。后世不察,以此为书写历史著作的模范。     

论伪满的文化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在对我国东北地区壮丽河山挥舞列宁所说的“火和剑”的同时,也带来了思想文化上的奴役与镇压政策。毛泽东同志把这种政策概括称为“野蛮政策”。现在让我们看看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东北的十四年统治时期,推行这种思想文化上的“野蛮政策”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哪些灾难和痛苦。总结这一历史,对中日两国人民来说,都是有益的。一法西斯文化统治伪满文化具有高度集中、垄断的特征,一切文化组织机构都操纵在日本人的手里。     

论司马迁的道德观

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司马迁的道德观。恩格斯家过:“人们恢复自觉力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的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就是说,从生产交换所业已进行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反杜林论》)因此我们在问题展开之前,有必要先来划定一下他的阶级属性。我们认为,司马迁是地主阶级中的一员。这是因为,司马迁生活的那个时代是地主阶级统治的封建时代,他又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时代的特点和家庭的出身就决定了他首先受的是     

《史记》体系再考察

长期以来史学界对《史记》的研究一直存在着一个问题,即不以司马迁本人的认识来解读《史记》,而是将后人的某些“程式化”的认识强加于其书。文章试图以司马迁本人的史学思想为指导重新对《史记》作一考察,以还原其本来面目。     

“成于三”的思维定势与司马迁思想的结构特征

“成于三”是司马迁在《史记》中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也是一个洞察历史的新视点。但是长期以来,这一视点并没有引起历史学界的足够注意。笔者认为,这一视点具有划时代的革命意义。作为一种思维定势,它突破了中国古代既有的占统治地位的二元对立式思维模式,倡导一种和合式的思维定势;作为一种哲学,它开启了一种新的理论视野和历史哲学,不但瓦解了自足型、封闭型性的主流意识形态和语言霸权主义,导引新的意识形态,而且还衍化出一种新的生存智慧或生存哲学,体现了司马迁构建理想化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吁求。它不但成就了司马迁特殊的人格,成为司马迁特殊人格的象征;也成就了司马迁的思想,成为司马迁创新思想的标志。其主要特点是,生成性、超越性、稳定性和平衡性。     

论《史记》的“太史公曰”和“互见法”

《史记》中颇有一些“太史公曰”偏离了传记的主旨,显得言不由衷。“太史公曰”承“君子曰”而来,本应发挥裁决史实的责任,但汉代史官丧失了神权,而司马迁从个体命运出发的史著也脱离了史官传统。这些冠冕堂皇的“太史公曰”不过显示了司马迁的职业意识和对史官传统的依恋之情。《史记》“互见法”深受古史“十功不能赎一过”观念的影响。司马迁相信在其他传记中出现的过失记载,并不影响人们据本传而对人物所作出的评价。“互见法”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求得人物在本传中道德和精神的明确单一,以便于评判,而这又与史官的撰述传统相联系。“互见法”显示了司马迁为遵从古史体制而对自己情感的抑制,也反映了史传由记事转而为述人的某种限制。     

《毛诗正义》“孔子删《诗》”观及其成因

＂孔子删《诗》＂由司马迁提出,《毛诗正义》开始置疑,后世多有论说。《正义》总体赞成此说,但又认为孔子之前已有亡诗、今本《毛诗》部分篇目由太师及国史编定,古诗非皆由孔子删编。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主要原因是《正义》延续前代成说、根据事实立论、反对司马迁等。它在唐代仍能被普遍接受,则是因为这一说法与其时孔子地位下降的社会思潮相吻合。     

论《史记》所弘扬的中华民族的气节风范

司马迁的《史记》是对近三千年来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总结与弘扬。在这部巨著中,司马迁深刻地总结与大力地弘扬了中华民族崇尚气节、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民族精神与气节风范,并对"游侠"与"刺客"的作用与积极意义进行了深刻的辨证。这种民族精神与气节风范生动地体现在《史记》各种人物传记中,它对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的形成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