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方东树的“诗道性情”说

方东树继承了儒家诗学的吟咏情性说,但又有突破;他强调"各有性情","说自己话",不必"深于义理","动关忠孝",提倡创作个性的多样化.     

吴锡麒诗论与浙派诗学思想的深化与新变

乾嘉诗人吴锡麒是浙派诗学中后期转关的重要人物之一,他虽无系统诗学著作,但蔚为大观的诗文题序、尺牍、日记等,均明确地体现了独特的诗学思想。即兼采唐宋,上溯汉魏,摒弃浙派的专宗宋诗;主张性情学问,相辅相成,扭转浙派一味重"学"的创作倾向。     

从《诗麈》、《载酒园诗话评》看黄生诗学思想

以《诗麈》、《载酒园诗话评》为主要依据,讨论了黄生的诗学思想。认为黄生所说的“比兴深微,寄托高远,有得于性情,有裨于世教”是他论诗的纲领,从这四个方面对黄生诗学思想加以阐发,认为在黄生的诗论中,把比兴提到形象思维层次,提高意境创造高度;对“诗品”与“人品”关系的论述;对性情与“理”的关系和“理”的概念的诠释;对诗歌既要重“世教”又不能是说教的阐述,等等,都有新意,这是我们今天仍然重视黄生论诗著作的主要原因。     

黄宗羲诗学中“元气”的现实语境和理论内涵

宇宙天道层面的“元气”看似玄远,但在黄宗羲这里却有着切近的现实语境和思想理论内涵,具有易代之际的时代文化特征。黄宗羲在诗学中论述的“元气”,意在强调主体性情。黄宗羲诗学中的“元气”以主体的政治立场、道德意识、学术理念为归旨,其中具有阳刚之气的风雷之文与黄宗羲的处世策略存在一定的紧张关系。     

性情正还得性情真——论朱鹤龄的诗学理论

朱鹤龄论诗的思想内容,要求诗＂上之补裨风化,下之陶写性情＂,主张性情正;又倡导性情真：诗必须真实地表达思想感情,有感而发,有为而作。在此基础上,其卓有见识地强调人品正：只有高尚正直的人品,才能表达出正且真的性情。他论诗的艺术风格,提倡转益多师、风格多样化,主张兼容并蓄,博采众长。朱氏在诗学上识解宏通,许多观点与后来的诗论大家叶燮相通,发《原诗》理论的先声。其为艳体诗的论辩,与沈德潜、薛雪的保守落后比,进步观点尤为难能可贵。     

论元人诗学观的特色

作为金、南宋之后的一个统一的朝代 ,元代的诗学思想显示出新的特色 :其一 ,主张吟咏性情 ,跟宋代大异其趣 ,现出复归唐音的色彩 ;其二 ,提出诗乐相合的观点 ,为兴起的“今乐府”寻得《诗经》以来的诗学传统 ;其三 ,以是否合乐作为标准 ,将诗歌分为“古诗”、“近体”两大类 ,较仅从格律上作区别更具理论色彩 ;其四 ,提出了“诗学”的观念 ,把诗歌作为一种“学”来探讨。由此四点可以得出结论 :元人的诗学思想较前人更显系统和深入。它既是对前此诗学思想的总结 ,同时又开创了诗学思想的新局面 ,为古代诗学思想的近代化奠定了基础。     

以性统情,秾丽婉至——杨慎“主情”诗学观念及其创作实践研究

杨慎在哲学上主张"合性情",反对将"性""情"割裂来谈,同时又强调"以性统情",使情欲在性的指引下得到合理发展与满足。杨慎"约情合性""缘情绮靡""含蓄蕴藉"的诗学主张便是这种"性情"观的体现。他还以自己的创作部分地实践了这种诗学观念,从而形成一种"秾丽婉至"的诗风。     

沈德潜的审美理想新探

乾隆时期的诗学大家沈德潜 ,一向被视为“格调说”的倡导者 ,但他实际上在继承了严羽和明七子“格高调逸”理论的同时 ,又吸取了明清以来主性情、重创新的思想 ;他推崇杜甫“鲸鱼碧海”的风格 ,而又赏识清远宛然的诗境 ,主张壮美与优美的结合、格调与神韵的统一。他的审美理想 ,更能体现乾隆盛世的审美文化特点     

王夫之对朱熹性情论的反思及其“兴观群怨”新说

朱熹主张"四端皆情",提出中和新说,给情以适当地位.王夫之在反思朱子的性情论时,明确认定四端是性,七情是情;性为道心,情为人心,批评朱子走的是"以性为情,以情知性"的路子.王夫之的思想特点是"根据个人心性而推演出人文繁变",他将自己的性情论思考贯注到诗学领域,重申了"诗道性情"的诗学命题,并以之提举和改造传统的"兴观群怨"之说.     

“诗哲”与“文道”——以柏拉图与朱熹为例

柏拉图和朱熹都是世界文化史上弃诗从道的哲学巨人,柏拉图批判荷马接续“诗哲之争”;朱熹批评苏轼则终结“文道之争”.诗哲争强调诗哲二分,哲学超越诗歌;文道争主张以道为本、文与道合.两者对诗文的批评都包容着对诗文最深刻的认识,柏拉图对真理的强调是他批判诗歌不“真”的根据,朱熹哲学的道本论特征是他强调诗本性情之“正”的前提.强调“真”与凸显“正”是柏拉图诗学与朱熹诗学的差异所在.     

章学诚与袁枚诗学差异发微

章学诚对袁枚的批判,有来自诗学思想差异的因素.章学诚诗学思想中重视诗艺、重视性情的观点与袁枚性灵诗学似是而非,章学诚重诗艺而要求考察"诗之意义",提倡性情而又反对袁枚重视男女之情,这些差异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根源于才性论基础的不同的自我身份认同.     

元代诗序文中的诗学本源问题索隐

元代诗序文是一笔丰厚的文学遗产,其中蕴含着元人丰富的诗学思想与颇成体系的诗学理论。元人对诗学本源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与多方阐述,他们在前人文章论及传统诗论的基础上,标举“诚”“志”“理”“气”“人情”“性情”等诗学本源命题,并探讨其互联关系,渐次由哲学本体推衍至文学本体,最终达成“诗以性情为本”的共识,从而建构起尚自然的“性情之真”与尚伦理的“性情之正”的“双核”诗学本源理论。     

论赵翼诗学与诗作之独创性

赵翼是清代乾嘉时期著名的诗人、诗论家,时代与经历造就了他特殊的诗学思想与诗歌创作。他的诗学理论以反对"荣古虐今"与强调"独抒性灵"为基础,将争新独创放到了核心位置。文章在探讨赵翼"反对荣古虐今"的鉴赏论基础与"强调抒写性灵"的方法论基础之上,挖掘其诗学中讲求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创新的独创内涵;考察了赵翼诗作中争新独创理论的具体呈现,即用典工巧而又立足现实、抒写性灵且常存隐意、思想形式双双出新。     

论朱熹“心统性情”哲学思想统摄下的文学观

朱熹继承了中国古典诗学中的“缘情”发生学观念,发展了儒家“诗言志”的诗学思想,他从“心统性情”的哲学思想出发,肯定了诗歌创作源于诗人的情感体验,在“得其性情之正”的前提下“感物道情”,“涵咏自得”.“感物道情”是文学本质,主要体现在朱熹对《诗经》和《楚辞》的评价中;文学“感物道情”通过“涵泳”得以实现,最终达到“至圣”“至乐”的崇高精神境界.     

“文化诗学”的“诗学”含义

以斯蒂芬·格林伯拉特为代表的“文化诗学”的出现相对于西方的其他学术派别似乎蕴舍有更多的学派之间的倚靠关系,因而显得难以归类.但究其本源,从“整体性”、“真实性”、“合法性”这些基本理论层面进行考量可看出“文化诗学”与“古典诗学”的相通之处.大体上“文化诗学”走的还是传统诗学一路,特别是对大众性情的关注,使得文学活动更能找到生存合法性的根据.谈论“诗学”实际上就必须纳入“文化”视野,突显出“诗学”政治化的趋势.当然,在现代语境中,“文化诗学”还是实践出了一些新的诗学内涵.尤其是新媒介的出现,使得对传统艺术真实观的认识进一步明确.这一切,特别是“诗学”因其“泛文化性”而走向人类学的表现对富有诗论传统的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界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赵执信的诗学理论及其理论溯源

赵执信是清初著名的现实主义诗人,其诗学理论也是颇为值得研究的。他认为“诗之中要有人在”;“诗之外要有事在”;“文以意为主,以语言为役”;艺术风格“设格甚宽”应“各从其近”;要选拔真才,反对结成宗派。他的诗学理论继承和发扬了传统儒家诗教主张,强调了文学艺术“兴观群怨”、补察时政的作用。他之所以持这样的诗学理论和其生活道路、人生态度、道德人格、气质禀性有着密切的关系。     

归庄－明遗民诗学理论的杰出代表

归庄作为明遗民中的志士,其诗学思想可作为明遗民诗学理论的代表.他发展了"发愤著书"的传统思想,突出强调亡国时代的"大不幸";主张以人存诗,人品胜于诗品,特别推重遗民气节;他对诗歌创作的"兴会"、"江山之助"的阐释,也带有鲜明的遗民色彩.以归庄为代表的明遗民诗学理论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王夫之诗学“声情”论析要

王夫之作为我国古代诗学的一位杰出总结者,充分注意到诗与乐的同一性,极为重视对诗歌音乐美特征及规律的研究,他是中国古代第一个用“声情”这一概念论诗评诗的诗学理论家,“声情”论是他的“诗道性情”命题的合乎逻辑的延伸,在他看来,“声情美”即诗歌艺术的“穆耳协心”,亦即在“动听”的同时又道“性情”(包括诗人和欣赏者双方的性情).“声情”论体现了王夫之对古代诗歌艺术审美特质和文体特征的精到认识,在其诗学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儒家诗学思想的回归与扬厉——论清初诗人赵执信的诗学思想

“诗中有人”是赵执信诗学思想的核心,他肯定儒家诗学“发乎情”的同时,又鲜明提出“诗固自有其礼义”,强调诗歌真的规定性。其诗学以与神韵说分庭抗礼的面目出现,是儒家诗学思想的回归和扬厉,是康乾盛世诗坛的异响。     

诗学家宗白华--宗白华与中国现代诗学引论

诗学与美学具有混融性。宗白华诗学思想长期以来混融在其美学思想中,一直为研究者所忽视。宗白 华诗学主要体现在新诗理论、意境理论、比较诗学以及生命诗学等四个方面。宗白华诗学对中国20世纪诗学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但其理论价值尚有待继续深入的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