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本《琵琶记》生角主线与乡村士子困局的书写

晚近以来,《琵琶记》的主角经历了从蔡伯喈到赵五娘的认知变化,而当下通行的各类《中国文学史》《中国戏曲史》也多将《琵琶记》界定为一部宣扬赵五娘仁孝贤德的戏曲,这种情况一定程度影响了对另一主角蔡伯喈情节线索及其相关主题的理解。《琵琶记》对乡村元素的书写透露出蔡伯喈“以耕养读”的家庭出身,而贫寒如洗和人丁不旺的家境则强化了蔡父意图通过蔡伯喈科考改变家庭命运的强烈愿望。“伯喈思亲”线索的绵延不辍,隐含高则诚经营蔡伯喈主角、主线的良苦用心。这些信息皆指向《琵琶记》演述的是,农村贫寒士子逾越阶层所面临的人生困局以及无法破解困局所导致的家庭悲剧。     

从《元本琵琶记》看明人对原作的歪曲

元代末年高则诚创作的《琵琶记》,现在有两个系统的传本.接近原貌的清陆贻典钞校的《元本蔡伯喈琵琶记》、明嘉靖年间苏州坊刻《新刊巾箱蔡伯喈琵琶记》及凌蒙初翻刻臞仙本《琵琶记》等是一个系统;而经过明人删改的通行本《琵琶记》又是一个系统.这两个系统的版本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别,但这种差别从来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一般认为,《琵琶记》版本的差别,总不至于影响到对它的总体评价.所以,不久前出版的《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所收的《琵琶记》,就是用通行本系统的汲古阁刊《六十种曲》本为底本向读者推荐的;现在有些研究者的文章,也还在使用这种通行本作为自己的立论依据.     

试论蔡伯喈和赵五娘的形象塑造

《琵琶记》是我国古代五大名剧之一。它的艺术成就很高,对人物的塑造也很有特点。本文重点谈谈剧中的两个主人公——蔡伯喈和赵五娘的人物塑造。     

一个具有民主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典型——《琵琶记》男主人公蔡伯喈浅析

大约成书于1356年前后的高则诚的《琵琶记》,不仅享有“南戏之祖”的盛誉,而且规范了以后数百年间的传奇创作,被历代戏曲作家奉为圭臬。然而,越是伟大的艺术巨构,就往往越容易引起人们各种各样的理解和评价。《琵琶记》就正是一部这样的作品。在诸多误解和贬抑它的论点之中,又较为集中于蔡伯喈这一典型人物身上。有的论家认为,高则诚“把赵五娘这一家的遭遇写得这样悲惨,目的并不在揭露封建社会的罪恶,要人反对它;恰恰是为了说明蔡伯喈、赵五娘等在这人所难以忍受的逆境里也能‘逆来顺受’,屈从封建道德”,诘难剧作家“把蔡伯喈写成‘畏牛如虎’的软骨虫”。有的则认为蔡伯喈“因循苟且,怯懦动摇”,指责剧作家对此未作“恰如其分的批判”。多少     

延宕的思考者——蔡伯喈与哈姆雷特形象比较研究

东、西方戏剧史上,相似的历史背景下出现了相似的思考者典型。英国伊丽莎白时期诞生的哈姆雷特形象以人生的负重者出现,他的个人悲剧代表了当时人文主义者的理想悲剧,他以忧郁、延宕的性格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共名。中国明代古典戏剧《琵琶记》中的蔡伯喈,背负沉重的人生思考,包涵深厚的文化性格,与哈姆雷特具有很强的可比性。二剧皆对主要人物延宕为主的性格进行渲染,并由此展开尖锐的戏曲冲突,但矛盾的调解方式及结局却大相径庭,由此烛照出东西方文化传统与戏剧观念的差异。     

"自由意志"的萌动与毁灭--蔡伯喈悲剧的人文观照

<琵琶记>的主人公蔡伯喈历来是个否定性形象,如果将他放在世界文化大背景下加以考察,就会发现这个人物性格中有当时西方流行的人文主义思想色彩的"自由意志".由于当时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这种"自由意志"根本无法实现.因此,蔡伯喈的悲剧是中国人文主义者的悲剧.     

高明和他的《琵琶记》

《琵琶记》不愧为“驿骝方独步,万马敢争光”的艳冠群芳的长篇戏剧巨制,它可以和《西厢记》、《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并论相提。《琵琶记》散入各个地方剧和各种唱腔中,变化万千,各有特点,但无不以高著《琵琶记》为其兰本。几百年来,这个剧本在人民中广泛流传,广大人民都追随着张太公对蔡伯喈的气恼痛骂而气恼痛骂,更追随着他对赵五娘的同情体贴而同情体贴。 《琵琶记》并非高明独创,早在南宋初年,陆游在《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一诗中说:“斜阳古道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正唱蔡中郎”。可见这个故事早在公元十二世纪中期就在民间流传,惜无记载,细节无从推敲。南戏     

人物形象登上戏曲主体地位的新阶梯——论《琵琶记》结构的戏剧价值

高明创作的《琵琶记》是南戏发展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明代戏曲理论家徐渭指出:“(高则诚)用清丽之词,一洗作者之陋,于是村坊小伎,进与古法部相参,卓乎不可及矣。”但应该说,使南戏变得“卓乎不可及”的,不是高则诚的清丽之词,而是他对人的高度重视和非凡表现。该剧主人公蔡伯喈、赵五娘数百年来一直得到人民群众的珍爱,被视     

试论琵琶记的悲剧冲突

我国古典戏曲名著《琵琶记》,一向被看做所谓“南戏之祖”(虽然这个说法并不确切);它的作者高明,则被推许为“中兴南戏”的功臣(虽然也有人对这个“作者”表示怀疑)。六百年来,这个剧目不仅在国内影响深远——从皇帝到庶民都很欣赏,为古今观众所十分熟悉,蔡伯喈、特别是赵五娘,已成为家喻户晓的戏剧人物;而且还产生了国际影响——继纪君祥《赵氏孤儿》之后在清道光二十一年(公元一八四一年)有了法译本。前人     

论《琵琶记》的叙事结构——李渔“立主脑”理论之透视

本文以李渔"一人一事"的"立主脑"理论为尺度,阐释戏剧<琵琶记>如何在将主人公蔡伯喈置于"遇试"与"从试"、"逼婚"与"重婚"的双重二元对立的叙事结构之中确立"重婚"为该剧之"主脑"的剧情实际,以此来论证李渔"立主脑"的戏剧叙事结构理论是符合戏剧艺术规律的真知灼见.     

论明清传奇对《琵琶记》结构范式的接受

《琵琶记》对明清戏曲的理论、创作和舞台表演等方面影响深远,有"曲祖"之誉。从脚色体制和音乐结构两方面分析明清传奇对《琵琶记》结构范式的接受途径,可以看出《琵琶记》在中国戏曲史上的地位。     

高明和蔡邕

《琶琵记》是高明的代表作,它的复杂的思想内容与蔡邕形象的复杂性格紧密相关。因此,正确地认识蔡邕形象的本质和特点,全面分析高明创造这一形象所表现的思想,对于科学地评价《琵琶记》的思想内容是至关重要的。     

论《琵琶记》

《琵琶记》没有列入《荆(钗记)》《刘(智远白兔记)》《拜(月亭)》《杀(狗记)》四大南戏之内,不少人为它叫屈。王骥德《曲律》(1610)已经说不清这个说法的由来,但是一个来源久远而被公认的说法不会无缘无故地产生。《南词叙录》称《琵琶记》的前身《赵贞女蔡二郎》为“戏文之首”,但《琵琶     

从蔡伯喈形象看古代知识分子人格的非独立性

本文是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人格独立性问题的个案研究。文章认为， 古代知识分子人格的非独立性几乎是命定的， 因为他们必须面对人生难以逾越的两大难题即经济生活和政治权威。蔡伯喈的形象告诉我们： 外部权威的重压与主体性格的软弱的双重叠加和外部的情理包裹与内在的功名欲望的有效吻合是导致士人人格丧失的两大重要原因     

清代“苦戏”风格论(续)

(一)怨悱而不乱的苦剧风格 《琵琶记》是元末南戏,又称传奇之祖。关于该剧的评价,上至明太祖,下至一般文人,记载甚多。甚至可以说一部《琵琶记》的流传史,便伴随着中国悲剧观念的发展史。清代毛声山父子对《第七才子书》(《琵琶记》)的评点和总论,是目前所见最为细致繁密的专论文献。     

封建道德的颂歌——从赵五娘等形象和主要情节看《瑟瑟记》

在我国古典文学艺术遗产中,《琵琶记》是一部影响较深远的名剧。虽然这部作品也反映了下层人民的某些疾苦,揭露了统治者的专横残暴,但其主旨却仍然是通过对“有贞有烈赵贞女,全忠全孝蔡伯喈”的表旌,宣扬封建道德。我们认为,评价这部作品,决不能抛开作品总的倾向,仅就其部分可取的情节,片面地加以赞扬,甚至连同反动的、落后的东西也一并肯定。但过去几年,在《琵琶记》的讨论中却存在这种不良的倾向,有人把它誉为“具有非常强烈的反封建意义的作品”,说它“是以和人民共通的情感,暴露封建制度的罪恶”。我们认为,这种背离科学的评价不仅不利于帮助人们正确理解作品,而且也有意无意地宣扬了封建道德。     

《琵琶记》与古代曲论的几个重要命题

《琵琶记》在中国戏曲史上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创作方面的典范意义,在理论方面也引发了很多思考。经过考察可以发现,古代曲论中不少重要命题,诸如寓言、怨谱、本色等皆最先与《琵琶记》有关。由此出发,更可全面衡量《琵琶记》及其批评在中国戏曲史和中国戏曲批评史上的重要意义。     

丁廙《蔡伯喈女赋》与蔡琰《悲愤诗》二首的真伪——兼论《后汉书·董祀妻传》的史料来源

《后汉书·董祀妻传》所载蔡琰《悲愤诗》二首的真伪问题已有长达千年的争议,因缺乏实证而至今未果。实际上,丁廙《蔡伯喈女赋》正是我们此前苦苦寻求而未得的一个实证,它完整记录了蔡琰归汉前的生活经历和状况,将其与《悲愤诗》二首对读,可以发现二者描述的蔡琰事迹达到了惊人的一致,由此可证《悲愤诗》二首表现的史实是完全真实的。因《悲愤诗》二首的真实性已经在丁廙赋中得到了有力的印证,这就宣告了这场旷日持久的历史争议的结束。蔡琰曾经也是邺下文人集团的一员,其《悲愤诗》二首与曹丕、丁廙同题《蔡伯喈女赋》的创作有着密切关系,它们同是建安十八年至二十二年间邺下文人集团一次集体性文学创作活动的产物。《董祀妻传》的史料来源,应是曹魏时代项原的《列女后传》而非世所谓《蔡琰别传》。《董祀妻传》记述的蔡琰事迹和创作情况是真实可靠、确切可据的,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检验。     

论《琵琶记》在南戏传奇中的地位与影响

元末明初人高明写就的《琵琶记》历来有“南戏中兴之祖”的称誉。谈到高明及《琵琶记》,明人张琦说:“自金、元入中国,……大江南北,渐染胡语;而东南之士,稍稍变体,别为南曲,高则诚氏赤帜一时,以后南词渐广,二家(指北曲、南戏)鼎峙”(《衡曲尘谭·作家偶评》);日人青木正儿说:“《琵琶记》实为南戏复兴之第一杰作,后日作南     

20世纪《琵琶记》研究范式论

20世纪的《琵琶记》研究范式,大致经历了从现代转型,到社会学范式主导,再到文化学范式漫衍的更迭递嬗。每一次研究范式的变迁,都从不同角度拓展与深化了对《琵琶记》的研究,反映了不同时期学术背景下的研究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