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鲁会见”是真是假?

《图书馆杂志》今年第二期发表了上海电影制片厂编剧孙雄飞的《忆赵丹谈“毛鲁会见”的经过》一文。作者说,1979年冬的一天,他陪赵丹从徐汇区文化馆步行回上影厂,适中谈及电影《鲁迅传》,赵丹便把1961年5月1日毛泽东接见时的谈话告诉了他。毛泽东问赵有没有见过鲁迅,赵荅“没有”。其后毛泽东说:“我见过鲁迅,所以对你演鲁迅演得象不象,我有发言权。我是在北大见过,以后又去鲁迅家登门拜访。我见鲁迅时,鲁迅在教育部负     

对《鲁迅同斯诺谈话整理稿》的几点看法——1988年3月10日在法国巴黎第三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的讲演

1987年第3期《新文学史料》发表的安危整理和翻译的《鲁迅同斯诺谈话整理稿》,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这是安危根据从海伦·福斯特·斯诺那里得来的手稿原件整理的,发表时还同时发表了《埃德加·斯诺采访鲁迅的问题单》和安危的《鲁迅和斯诺谈话的前前后后》;人们的注意点自然是鲁迅谈话的内容,但安危的文章考订了提出“问题单”的人不是斯诺本人,而是海伦·斯诺;鲁迅和斯诺谈话的时间为1936年5月,当时海伦正在北京     

“散文的体裁,其实是大可以随便的”——《野草》的艺术技巧

鲁迅说过:“我想,散文的体裁,其实是大可以随便的,有破绽也不妨。做作的写信和日记,恐怕也还不免有破绽,而一有破绽,便破灭到不可收拾了。与其防破绽,不如忘破绽。”(《三闲集·怎么写》)鲁迅这段话是很符合艺术辩证法的。内容决定形式,形式为内容服务,形式主义的倾向只能对艺术形式本身起破坏作用。散文的写作,要从内容出发,自由活泼,挥洒自如地反映生活,表达思想,抒发感情。形式上,要灵活多变,不拘一格,如果离开了内容的需要     

为了革命 “拼命硬干”——学习鲁迅完全彻底干革命的精神

"你曾对我说:'我好像一只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血.'你'不晓得,什么是休息,什么是娱乐.'工作,工作!死的前一日还在执笔."——许广平《欣慰的纪念·献辞》每当读到许广平同志这篇悼念鲁迅先生逝世的献词时,我很自然地记起鲁迅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所说的话来:"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我在想,从一定的意义上讲,鲁迅这段话,正是他毕生战斗     

出“神”入“化”说点睛

鲁迅在谈他的小说创作经验时,曾经介绍过一种以着力刻划人物的局部特征来塑造形象的方法.他说:“忘记是谁说的了,总之是,要极省俭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我以为这话是极对的,倘若画了全副的头发,即使细得逼真,也毫无意思.我常在学学这一种方法,可惜学不好.”从此以后,人们便看到许多介绍、分析、评论这种“画眼睛”的方法的文章,迄今未止.可是,究竟何谓“画眼晴”?它所产生的艺术效果与追求的创作目标是什么?鲁迅这段话的精神实质又是什么?看法并不一致.     

从歌、传相和现象看唐人的传奇意识

自鲁迅提出唐代作家“有意为小说”开始,几十年来,学术界基本上都认可了这一观点,较早的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及后来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都征引了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的这段话。其实,明代胡应麟早就有过类似的说法。“凡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设幻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鲁迅的说法是对胡应麟的发展,将胡的“设幻语”和“作意好奇”发展成“有意为小说”。案,鲁迅所说的小说与胡应麟所说的小说在文     

他的“奶”和“血”养育了我的“肉”和“骨”

“我从十岁开始看鲁迅著作。鲁迅的思想和作品,深深影响、薰陶自孩提时代至今的我,并且决定了我的思想、个性和世界观的形成。我非常热爱和崇拜鲁迅!……”我认真地思索着,一字一顿地回答日本共同社记者伊藤正和另一位日本摄影记者。这是1979年11月的一天。 “那太好了!”神情一直淡漠沉静的伊藤忽然笑起来,“我们日本人对鲁迅先生也很熟悉;我本人同您一样,很早便看鲁迅的书,并且深深地热爱和崇拜鲁迅先生……”。“那么,至少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是‘同志’!”我也笑了。原来笼罩着谈话双方和其他在场     

释“悳”

鲁迅先生在他的《名人和名言》中曾写了如下的一段话: 还有江亢虎博士,……谈到小学,说“‘德’之古字为‘悳’,从‘直’从‘心’,‘直’即直觉之意”,却真不知道悖到那里去了,他竟连那上半并不是曲直的直字这一点都不明白。这种解释,却须听太炎先生了。(鲁迅:《名人和名言》) 一九七二年底,我的一位朋友给鲁迅先生的这段话作注,要我帮他解决一下有关“悳”字的形义问题。他既问道于盲,我则义不容辞。曾先后给他写了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是:     

魯海遺珠——关于整理鲁迅谈话的一些体会

鲁迅留下了6百余万字的著作,这是我们宝贵的文化遗产和极为珍贵的精神财富,也是鲁迅对我国以及世界文化的卓越贡献,可供我们子孙万代享用。鲁迅誉满全球,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作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的鲁迅,他的伟大的精神、崇高的思想和深邃的见解,既反映在他辉煌的著作、书信中,也表现在日常的谈话里。正如鲁迅所说:“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鲁迅     

“小齿轮”、“大齿轮”指的是什么?

鲁迅先生为柔石的小说《二月》,写了一篇序,叫《〈二月〉小引》。叙文中有这么一段话: 他其实并不能成为一小齿轮,跟着大齿轮转动,他仅是外来的一粒石子,所以轧了几下、发几声响,便被挤到女佛山——上海去了。 他幸而还坚硬,没有变成润泽齿轮的油。 这段话幽默而又风趣,乍看一遍是不容易理解的。有些评论《二月》的文章,在分析肖涧秋时常引用这段话,但对原意都避而不解,有的作了一些解释或分析,但不中肯,我认为甚至违背了鲁迅的原意。如把“大齿轮”理解为社会,或“火热的革命斗争”,因此得出结论,认为由于肖涧秋没有走向社会,没有投入火热的革命斗争,因此悒郁、苦闷,没有前途。     

一位光明与黑暗激战时代的抒情诗人——鲁迅旧体诗综论

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说:“在我看来,鲁迅的气质毋宁说是位诗人。”从“气质”上对鲁迅作总体的认识和把握,实在是最有眼光,也实在是最有见地的。正是这个“气质”使得鲁迅的诗人的精神渗透了他的全部作品:鲁迅的诗作和散文诗集《野草》自不必说,他的叙事散文和小说也无不蓬勃着诗情。也许正是这种诗人的气质使然吧,郭沫若才敏锐地指出:鲁迅先生无心作诗人,而“偶有所作,每臻绝唱”。     

简论鲁迅杂文的艺术特性

杂文虽然自古有之,但是,到了鲁迅手里,经过他的改造与创新,却成为一种独立的“鲁氏文体”。鲁迅杂文有其独特的艺术性,表现了不朽的艺术生命力.一、战斗性与移情性大凡进步的杂文,都具有一定的战斗性。而鲁迅杂文战斗性的特质则是“韧性”。所谓“韧性”,鲁迅曾作过解释:“世间有一种无赖精神,那要义就是韧性。听说‘拳匪’乱后,天津的青皮,就是所谓的无赖者,很跋扈,譬如给人搬一件行李,他就要两元,对他说行李小,他说要两元,对他说道路近,他说要两元,对他说不要搬了,他说也仍然要两元。青皮固然是不足法的,而韧性却大可以佩服.”(《娜拉走后怎样》)鲁迅提倡这种“韧性”,主张要象兽性那样一口咬住不放的“咬筋”,对付各种旧势力。     

爱“数钱”的老太太

在广场晨练时,与一位朋友交谈,他说当天要回一趟村里的老家。我问他有啥事？他说看望老妈,再给妈一些钱。我问他妈的岁数和身体状况,他说88岁了,十分健康。我说家有高堂是儿女的福分,应该好好孝顺啊!这段话引起他对他老妈故事的一番讲述。     

创作动机和灵感触发点——《伤逝》与鲁迅许广平的恋爱

1 看了副标题,有人会喊道;“这种说法,鲁迅生前就愤慨地否认了,你还来胡说八道什么呀!”是的,鲁迅在1926年12月29日给韦素园的信中.确有以下一段写得明明白白的文字:“我还听到一种传说,说《伤逝》是我自己的事,因为没有经验,是写不出这样的小说的。哈哈,做人真愈做愈难了”。《伤逝》是小说,小说是虚构的。说虚构的小说《伤逝》写的是鲁迅自己的事,当然要毫不含糊地予以否认的。如果承认了,不就等于说涓生就是鲁迅,而许广平分明还活着,而且还和鲁迅幸福地相爱着,于是推断.鲁迅生活中还有一位神秘的女士,曾经和鲁迅恋爱、同居,后又离异,终于死于无爱的人间。这当然是无稽之谈.然而却很可以被鲁迅的敌人用来中伤鲁迅,鲁迅的愤慨是有道理的。     

在鲁迅的起点之上(下)

(上接<福建论坛>(社科教育版)2010年第7期在<鲁迅的起点之上(上)>) 三、两个不同的鲁迅简单地说,今天有两个不同的鲁迅.第一个鲁迅是文学的鲁迅.第二个鲁迅是历史的鲁迅.往往我们对鲁迅发生争论的时候,有关鲁迅的意见不和时,是在这两个问题上交叉了、模糊了.     

《朝花夕拾》分组研究

在《朝花夕拾》的《小引》里,鲁迅自己说这部回忆散文集“文体大概很杂乱”。这话很引人注目。人们知道,鲁迅历来很讲究艺术形式,很重视文体之美;曾经有人据其小说称他为Stylist(体裁家、文体家),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曾不无高兴地提到过这一点——为什么在文体显得更加重要的散文中反而会出现“杂乱”的现象呢?这话是不是只应理解为谦词呢? 看来不能。鲁迅不仅指出了这种杂乱,还介绍了“杂乱”的原因:“因为是或作或辍,经了九个月之多。环境也不一,前两篇写于北京寓所的东壁下;中三篇是流离中所作,地方是医院和木匠房;后五篇却在厦门大学图书馆的楼上,已经是被学者们挤出集团之后了。”这话很值得玩味。环境和文章的确是大有关系的;而且根据这段话,《朝花夕拾》十篇可以分为三组来研究。据我看,后五篇之末的《范爱农》一文,情形又有些特别,所以不如干脆分作四组。     

风雪万里栽铁花——回忆鲁迅先生片断

一九三一年冬,鲁迅先生在《<铁流>编校后记》中,一开头便说,这本书到能和读者相见为止,是“经历了一段小小的艰难的历史的”。他说的那些“小小的艰难的历史”。我不再重复了。现在略叙一点有关这书的当年的另一些小事。虽然,这不过是一些象鲁迅先生说的“让它随风而逝的小事情而已”。鲁迅先生约译《铁流》,是在一九二九年。那年十一月十八日《鲁迅日记》载:“寄霁野信并附与靖华笺。”同年同月十六日,致霁野信说:“有寄靖兄一笺,托他一些事情,不知地址,今     

同曹靖华谈鲁迅——摘自三十年代的笔记

在重庆,我同有名的翻译家、北京大学教授曹靖华进行过几次有意义的谈话。我和他在苏联没有见过面。我们两人初次会面是1937年在南京。那次见面时,我们并未谈到鲁迅。当时,我正在研究     

我们不能再“上当”了——关于鲁迅的讽刺理论及其他

<正> 在鲁迅研究中很多人常常谈到鲁迅的讽刺理论,并据此认为,鲁迅是一个善于讽刺的作家,讽刺是鲁迅小说的一个重要特色。例如,王瑶说:“鲁迅小说的一个重要特色是讽刺;特别是对一些否定人物的形象,他是常常给以无情的狙击的。”(《论鲁迅作品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文艺报》1956年20号)何家槐说:“第三,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在鲁迅小说中,也表现了他特有的讽刺天才和幽默风趣。象《彷徨》中的《肥皂》和《高老夫子》则简直可以称为讽刺作品。”(《鲁迅作品讲话》,长江文艺出版社1959年版)吴中杰、高云说:“沉郁的幽默和深刻的讽刺,是鲁迅小说艺术风     

阿Q命名文化密码之破译

关于鲁迅的研究,一直伴随着中国追求现代化的进程,具有巨大的文化意义。阿Q的命名,是鲁迅小说文本细读研究方面的具体问题,其中含有的文化密码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其文化密码的含义大体已经形成了象形说、情节说、意义说、拼音说等四种说法,包含了几十种不同内容的理解,这些阿Q命名的含义理解其实与阿Q形象的理解有很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