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坛经》考证方法论再审视

在20世纪20-30、50-60年代,胡适先生通过在英国、法国所获得的《坛经》敦煌本、《神会和尚遗集》等资料,列举所谓"很明显的证据""更无可疑的证据""最重要的证据",认为《坛经》的作者是神会或神会一系,而《坛经》敦煌本为《坛经》最古本。胡适的上述结论引发了近代中国禅宗史及《坛经》研究最大论战的导火索。围绕胡先生上述结论及考证中的相关问题,学界多有争论,并持续多年,形成了20世纪学术史中的著名公案。通过诸多学者精细考证及研究,最终断定胡先生的结论不能成立。目前,虽然这一学术公案已尘埃落定,但在方法论方面所蕴含的诸多问题仍然值得深刻反思。例如,胡适考证《坛经》的动机、立意、目的、态度;执于文字相,难入《坛经》思想內在理路;以及没有契入《坛经》版本演变的内在逻辑等问题。     

胡适与校勘学

胡适不仅在考证学方面成绩斐然 ,对考证学的分支校勘学的研究也颇有建树。他因承了清代朴学家有关校勘的要义 ,对中国校勘学的发展作了一次总结 ,提出了许多创新性见解。认为中国校勘学起源很早 ;发现错误、改正错误、证明所改不误是校勘学的基本方法 ;排比异同各本 ,取其最古而又最近理的读法是校勘的最好方法。《水经注》的校勘研究是胡适的“象牙之塔     

胡适史学方法论再认识

胡适史学方法论再认识张书学不管承认与否，胡适是二十世纪初中国史学转型时期一个不可忽视的关键人物。与一般史学家不同，他的主要贡献和影响，并不在于具体的历史研究成果上，而是在对“方法的自觉”的提倡和“科学方法”的鼓吹上。从留学美国接受实验主义哲学之日起，...     

方法论上的中西会通——胡适方法论思想再探

在中国近代,胡适是一个开风气之先的人物,这一特点同样体现在方法论上。胡适曾以提倡新的思想方法而名重一时,其“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定理,几乎整整影响了数代人。从总体上看,胡适的方法论思想呈现出较复杂的形态,而其基本的框架,则表现为西方近代的实证主义原则及实验科学的方法与传统治学方法的沟通,它既使胡适的方法论思想该上了实证主义的印证,又使之获得了一种新的意蕴。     

论胡适《中国章回小说考证》的方法论

胡适的《中国章回小说考证》(实业印书馆1942年版,以下简称《考证》),同他的另一些思想倾向极为明显的政论文相比较,无疑是一部普通意义上的学术性论著。《考证》一书收入了关于(《水浒传》并后传、《红楼梦》、《西游记》《三国志演     

胡适白话文学观再评价

胡适的白话文学观,无论是其哲学思想基础,还是方法论,都源于他的实用主义哲学。胡适对文学内容并非没有足够的重视,但实用主义哲学效果至上的原则,使他选择了语言形式作为文学革命的突破口,这恰好顺应了时代的要求。将胡适斥为形式主义、改良主义,实际上是把胡适文学观的优长和特色当作缺点来认识。在某种意义上,胡适的白话文学观与其说是建构一种文学体系,不如说是为文学革命提供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案。实用主义使胡适文学理论的缺陷与它的优长显得同样醒目和突出。     

重新评价胡适《尝试集》

自胡适的《尝试集》一九二○年问世,历来评价不一。肯定者固然不少;但否定之批评尤不绝于后,特别是一九五五年开展胡适思想批判后,就只剩一片否定之声了。主要观点认为:《尝试集》“在内容上存在着很浓厚的属于没落阶级的腐朽意境和情调”。“有的还为浓厚的封建思想或洋奴思想所充塞。”它“既不能带来新的革命的内容,也不能解决诗的形式本身”。“它与我们真正的新文学根本是背道而驰的!”于是,这经鲁迅等人删订过     

胡适的治学方法论及其他

胡适作为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一位有过重要影响的人物,他的学术思想连同他有关治学方法的论述,值得加以研究和讨论。     

反抽象：胡适方法论的努力

本文试图从总体上把握胡适整个思想、学术活动的方法论问题。“反抽象”作为胡适全部思想方法的一个总特征，具有独特的内涵和重大的学术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反抽象”不仅仅是思想方法，更重要是它代表了胡适寻找的一种学者精神，本文主旨也正在于此。     

《胡适年谱》疏正

曹伯言、季维龙两先生编著的《胡适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 1 986年版 )是目前较流行的胡适年谱 ,该书收集材料比较详尽 ,是研究胡适的重要工具书。我本人和其他胡适研究者一样 ,从中收益不浅。另一方面 ,胡适是一个学贯中西的大学问家和政治活动家 ,知识面和社会交往都异常广博 ,因此 ,写好《胡适年谱》是一件十分不容易的事。尤其是在十多年前 ,对胡适研究的解冻刚刚不久 ,写好《胡适年谱》更是不容易的事。诚如该书《编辑说明》所说“书中疏漏不妥之处一定不少” ,的确 ,该书出现了一些问题。如 :印刷校勘问题 ;编辑过程中的疏漏 ,如出现…     

二十一世纪的胡适--读《胡适周围》

还是在1956年2月全国大规模地批判胡适的运动刚刚过去之后,毛泽东就说过:"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到了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     

二十一世纪的胡适——读《胡适周围》

还是在1956年2月全国大规模地批判胡适的运动刚刚过去之后,毛泽东就说过:“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到了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前几年,在当今中国思想界颇有影响的李慎之先生也说过一句言简意赅的话:“20世纪是鲁迅的世纪,21世纪是胡适的世纪。”不论毛泽东是出于一个伟大政治家的直觉还是出于风趣,或许是二者兼而有之,也不论对于李慎之的话怎样歧见纷呈,但一个公认的不争的事实却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胡适在中国大陆“行情看涨”,而且在短期内还看不到“下落”的“征兆”。其实,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胡适之于中国社会转型…     

读《闲话胡适》

引言《闲话胡适》,石原皋著。刘海粟给他作序说;“最近在《艺谭》上陆续读到了《闲话胡适》一文,观点正确,叙说朴实简炼,从不同的侧面,再现了胡适的风貌,它引起读书界的重视并非偶然。胡适的亲友健在者无多,能写出这本书的人更是寥若晨星。”此书说“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去研究和分析问题”,“有助于人们认识胡适的真面目。”此书得到好评,发生了广泛的影响。     

孙诒让《札迻》之校勘学研究

在晚清的学术舞台上,孙诒让可以说是荟萃前贤,雄视当代,他与俞樾、黄以周被称为晚清浙江三先生,然以学术成就而论,俞、黄显然不能与孙氏相颉颃,所以章炳麟称赞孙诒让是“三百年绝等双”的学术巨人。孙诒让一生校书近百种,其最有代表性的著作就是《周礼正义》,《墨子间诂》和《札迻》。俞樾《札迻序》谓:孙诒让“其好治间事盖有甚于余     

《文艺学方法论问题》的方法论质疑

陈涌同志的《文艺学方法论问题》（《红旗））86年8期）是以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为宗旨的。文章发表后,在理论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盛赞者自不必说,就是持异议者,对其文章本身的方法论,尚未见提出异议。我在认真研读再三之后,对其思维推理方式的“辩证性”却极怀疑。故此,提出质疑,向陈涌及其他专家前辈就教。毋庸赘言,由于论题所限,本文不可能对刘再复同志的一系列理论观点表示看法,对陈涌同志文章的长处亦不能一一肯定。这是须事前申明的。 在我看来,陈涌同志《文艺学方法论问题》一文的方法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     

对《列子》的再考辨与再评价

<正> 流传于世的《列子》,其真伪及成书年代,唐宋以来学者聚讼不休。近代学界渐趋向于认定该书是魏晋人所托。这个结论大致是不差的,只是须要补充说明,该书含有先秦古《列子》及秦汉的若干思想资料,而思想体系是属于魏晋时期的。多年来在《列子》研究上还存在着这样几个问题:第一,未能将《列子》放在魏晋哲学思潮发展的广阔背景中,联系玄学的各种学派加以考察,因此不能具体地确定《列子》是哪一时期哪一派人物的作品。第二,有些学者虽然将《列子》作为玄学资料使用,但受“张湛伪造《列子》说”的影响,好象两者之间的关系一时难以说清,便在使用时,或者不加区别地混而用之,或者撇开《列子》只谈论《列子注》。这种含糊     

李敖与《胡适评传》

《胡适评传》一书 ,体现了李敖对胡适倡导的传记思想的理解 ,是李敖对胡适“新体传记”理论的大胆实践。他在作品中体现出来的细密宏阔的脚注叙述 ,展示出胡适成长的大背景 ,写出了那个时代的众生相 ;作品语言的简约含蓄 ,给读者留下了广阔的联想空间。作者摆脱了传统传记单纯评价传主的单一的审美规范 ,高屋建瓴 ,以巨大的叙事空间和含蓄的描述语言使作品充满了张力和厚重感 ,产生独具特色的艺术魅力     

胡适与《采石矶》

《采石矶》是郁达夫一九二二年,以清末著名诗人黄仲则为题材的一部历史小说,但据郭沫若的《创造十年》记载,这部小说的产生以及小说中人物的言行、思想则与胡适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似颇蹊跷,小说明明写的是已故诗人黄仲则,怎么和今人胡适有关系呢?近查创造社的旧杂志及胡适的书信集,方解开这个谜。事情原来是这样的。 一九二二年九月,郁达夫在《夕阳楼日记》一文里,针对当时新闻出版界某些人乱译滥译外文书籍的错误倾向,提出了严厉批评:     

胡适《尝试集》重议

(一) 一九一八年一月, 《新青年》四卷一号刊登了胡适、沈尹默、刘半农的白话诗九首,这是在“五四”前夕“文学革命”口号提出后首先出现的新文学作品。过了两年,即一九二○年,胡适的《尝试集》初版问世,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出现的第一部新诗集。集名“尝试”,是胡适反陆游的诗句“尝试成功自古无”之意,主张“自古成     

胡适《读楚辞》的积极意义

在八十年代关于“屈原否定论”的讨论中，胡适的《读楚辞》被当作“否定论”的代表作受到较多的批评。其实，产生于“五四”时期的《读楚辞》，具有正负两个方面的影响。被后人视为“屈原否定论”的发难之作，是其负面影响，前人多有论述。本文着重论述了它的正面的积极的影响。正面影响中，最突出的是，打破了两千年来，封建学者不敢触及的经学禁区，批评汉儒以经说骚，把秦汉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的封建社会才有的“君臣大义”观念，强加在战国时代的屈原身上，把屈原变成一个“忠臣的代表”、“伦理的箭垛”。这一批评，不要说在“五四”时期的学术界具有震撼作用，就是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胡适与其他“屈原否定论”者，有着根本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