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影响我国中小企业出口规模的实证研究

基于2001—2013年我国30个省市面板数据,从金融规模、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3个角度,详细探究了金融发展与我国中小企业出口规模的关系以及影响效应。结果表明：金融规模对中小企业出口规模扩张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金融结构对中小企业出口规模扩张产生促进作用,而金融效率指标对中小企业出口的影响不显著;政府财政支出和外商直接投资显著促进中小企业出口活动,基础设施水平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中小企业出口活动。     

重庆FDI与金融发展关系的实证研究

运用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等经济计量方法,对重庆1985~2006年外商直接投资与金融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外商直接投资与金融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协整关系;外商直接投资是金融发展规模增大的重要原因,金融发展规模对外商直接投资影响不显著,而外商直接投资与金融发展效率之间的因果关系也不显著,重庆外商直接投资与金融发展之间缺乏协调互促机制应值得重视。最后,文章提出了简要的政策建议。     

辽宁工业品出口复杂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出口复杂度反映一国或地区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体现其在国际贸易格局中的地位与竞争力。近年来,中国通过技术创新促进了制造业升级,工业品的出口复杂度得到了提升。采用剔除加工贸易数额后数据测算出近十年辽宁工业品出口复杂度水平,并采用灰色关联度方法计算各相关因素与辽宁工业品出口复杂度的相关程度。得出结论:信息化水平、人力资本以及经济增长对辽宁省工业品出口复杂度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及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对辽宁省工业品出口复杂度的作用小一些。因此,提高信息化水平和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积极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是提高辽宁省工业品出口复杂度的有效途径。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区域创新水平提升——基于内部供给与外部需求视角的分析

"双循环"背景下,努力实现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是新发展格局的核心内容,而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传统金融的有力补充,对区域创新水平的提升具有重要影响。鉴于此,本文系统梳理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影响区域创新水平的内在机理,并运用2011-2018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其机理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业务发展有助于缓解融资约束问题,进而直接促进区域创新水平提升;中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可通过提高人力资本供给以及促进产业升级产生外部需求间接促进区域创新水平的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在高校以及中西部地区的创新溢出效应更为明显,同时在作用机制上,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促进产业升级产生外部需求促进区域创新水平的提升,中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则主要通过提高人力资本供给促进区域创新水平的提升。     

城乡金融发展非均衡化对城乡经济增长差距的影响研究

文章从城乡交易成本差异、城乡储蓄与投资差异、城乡金融资源配置差异等维度出发,从定性的角度探讨城乡金融发展非均衡化影响城乡经济增长差距的机理;并运用1992-2010年中国28个省级单位面板数据,进一步实证城乡金融发展非均衡化对城乡经济增长差距的影响。结果发现:在控制城乡固定资产投资、城乡市场化水平、城乡外商直接投资和城乡人力资本等指标前提下,城乡金融规模、结构和效率对城乡经济增长差距的影响极为显著,两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成立。文末就实现城乡金融均衡化、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西部地区金融发展、FDI溢出与经济增长——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研究

利用2002-2014年西部地区各省区面板数据,构建相应的面板门槛模型,基于金融发展的视角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通过理论与实证研究发现,目前西部地区金融发展程度对于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不显著;而FDI对于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推动作用;FDI溢出对于经济增长影响的大小和方向都基于区域金融发展程度的双门槛效应,从而得出FDI的引入必须与当地金融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相适应的结论。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促进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门限效应研究

地区人力资本禀赋、研发资本存量等因素可能制约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效果。利用我国省际面板数据,使用门限回归模型对这一命题进行检验的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整体来说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具有促进作用,但作用效果在不同地区存在差异。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效果基于人力资本、研发资本存量、经济规模因素存在单一门限效应,即当人力资本、研发资本存量、地区经济规模低于门限值时,OFDI对当地产业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较小或不显著;上述因素跨越门限值后,促进作用显著且促进效果增长。梳理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机制,通过引入地区客观条件这一因素,解决了目前国内对于该领域研究的争议,对研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影响具有一定的意义。     

金融发展、技术进步与中国低碳经济增长效率——基于空间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研究

通过建立包含非期望产出的非径向、非角度的SBM模型,文章测算了中国1998-2015年各个省份的低碳经济增长效率,然后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低碳经济增长效率的区域差异性和空间相关性,最后建立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实证考察了金融发展、技术进步对低碳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样本期间,中国低碳经济增长效率表现出较强的省域差异性,东部沿海省份的低碳经济增长效率较高,而大多数中西部内陆省份的低碳经济增长效率则相对较低;省际低碳经济增长效率在空间上并非呈随机分布的特征,邻近省份表现出显著的空间模仿效应,具有明显的集群趋势;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结果显示,通过对金融发展水平指标分解发现,金融发展规模对低碳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不显著,而金融发展结构对低碳经济增长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以专利授权量、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为表征的技术进步均能显著地提升低碳经济增长效率;此外,人力资本对低碳经济发展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能源消费结构、政府干预和城镇化则对低碳经济发展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人力资本与FDI区位抉择的关系——基于大连市金州新区的面板数据分析

人力资本存量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抉择影响是由外商直接投资的类型所决定的.具体来说,低学历的人力资本有助于劳动密集型的外商直接投资的引进,而不利于高科技外商直接投资的引进;高学历的人力资本会抑制劳动密集型外商直接投资的引进,而促进高科技外商直接投资的引进.通过对大连市金州新区、原大连市开发区与原大连市金州区从2000年到2010年的面板数据进行混合回归,得出了此结论.基于此实证结果,金州新区在“十二五”期间应当加强人力资本的建设,调整与升级人力资本的结构,从而提高外商投资的引进水平,促进其产业结构升级与转换的方针实施.     

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特征及竞争力影响因素分析

在对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现状与特征描述的基础上,利用1995-2008年的数据,通过一个基准的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企业规模、人力资本、外商直接投资、研发投入、技术创新和制度安排与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以及出口竞争力指数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企业规模、人力资本、外商直接投资、研发投入和技术创新对我国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规模都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其中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最为显著;但在出口竞争力的提升上,研发投入的正向作用最为显著。据此,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建议。     

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与国家经济安全

改革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大规模进入中国,对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外商直接投资的双重作用和双重效应,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同时我们一定要对其规模和结构进行控制,预测其适度规模和趋势规模。同时,对目前因外商直接投资过度增长已经引起的总体规模安全、能源安全、产业安全、技术安全、金融安全等问题高度重视并采取相应措施。     

金融发展与企业出口决策——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经验研究

本文在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下通过构造金融发展规模、金融深化程度等多项指标,采用2001—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研究金融发展对中国企业出口决策的影响。研究表明:整体来看,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结构、金融深化程度以及金融发展效率能够显著促进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出口集约边际,而出口扩展边际受到显著抑制。同时在区分企业所处地区以及所有制之后发现,以上金融发展变量对不同地区及所有制的企业出口决策的影响均存在明显的差异。     

国际贸易、外商直接投资与资本配置效率——基于我国东中西三大城市群的分析

城市群经济是现代区域经济的显著特征。对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不同发展阶段的三大城市群2000—2013年面板数据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国际贸易、外商直接投资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不同。研究发现:引进外资有助于提升城市群的资本配置效率;外商直接投资除了通过调整产业结构来优化资源配置外,还可以通过减少政府干预程度促进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国际贸易与资本配置效率在三大城市群中均呈现负相关,中西部城市群国际贸易的加深有利于该地区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国际贸易能够通过改善企业运营效率促进资本配置效率的提升。鉴于此,中西部城市群需要进一步扩大对外贸易开放度,积极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参与全球价值链,以此提高资本配置效率,提升城市群的竞争力,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     

财政教育投入、产业结构升级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财政教育投入是我国教育投入的主要力量,对于普及义务教育和形成人力资本发挥着重要作用。人力资本是提高劳动力质量和实现技术进步的主要基础,研究财政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效率的作用机制和区域差异具有很好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框架下,探究产业结构升级在财政教育投入影响全要素生产率过程中的调节效应。从全国数据看,财政教育投入可以直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弱化了财政教育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增强了财政教育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在其他控制变量中,GDP增长率和城镇化水平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明显促进作用,对外开放程度、外商直接投资、金融深化和科技投入占比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较大区域差异。据此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金融科技促进了区域金融发展与金融服务收敛吗？

为了探索金融科技对我国区域金融发展和金融服务影响的异质性,在深入分析金融科技对区域金融发展和区域金融服务影响机制的基础上,构建收敛度模型,利用2015—2020年全国样本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在金融科技推动下,全国金融发展和金融服务水平明显提升,区域间服务水平差距缩小,但区域间金融发展水平未出现明显趋同。金融科技在不同地区间的作用效果不同,对东部地区金融发展作用明显,对中西部不显著;对中西部金融服务提升影响较东部更加突出。进一步分析发现,金融科技发展有效促进了东部地区的金融集聚,而对中西部地区影响不明显,由此制约了地区金融发展趋同;金融科技发展产生的垄断效应限制了东部地区金融服务水平提升,但能有效弥补中西部金融服务下沉不足的短板,成为促进区域间金融服务均等化的重要因素。     

创新效率、产业特征与区域经济增长

随着我国各地区创新投入的日益增加,创新产出却并未同比增长,创新效率差异不断扩大。产业成为创新和区域经济发展的中间传导环节,各地区已有的产业类型和产业发展基础则成为影响特定区域创新产出效率的关键因素。实证检验证明,我国除东部地区外,在中部和西部,创新尚未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中部地区的创新产出增长速度远低于创新投入增长速度。在西部地区,创新投入越多,创新产出反而越少。在东部地区,创新投入之所以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主要受益于该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对知识转化的显著贡献,受益于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以及该地区多样化的产业类型带来的技术溢出和传递;与此同时,该地区发达的对外贸易和企业规模大小并未对创新效率的提高产生显著影响。     

乡村振兴背景下兵团农产品加工业转型升级效率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该文基于2006—2021年兵团农产品加工业面板数据,构建DEA-Malmquist指数模型和Tobit回归模型,对兵团农产品加工业转型升级的效率以及影响因素进行测评。结果表明:兵团农产品加工业转型升级的效率（ML指数）由2006年的0.968上涨至2021年的1.230,总体呈现出上升趋势;兵团农产品加工业转型升级的技术进步变化指数（TC）均值为1.267大于综合技术效率变化指数（EC）的均值1.130,表明兵团农产品加工业转型升级的ML指数增长主要归结于TC指数的增长;科研投入对兵团农产品加工业转型升级效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产业集聚程度对效率的正向影响作用并不显著,外商直接投资、金融支持力度和政府支持力度均对效率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基于此,该文对促进兵团农产品加工业转型升级提出相应建议。     

山西省区域经济差异形成原因的实证检验

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运用山西省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的官方数据,对11市经济增长差异形成的原因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对外贸易和政府财政支出会引起经济差异的扩大,外商直接投资会促使经济差异缩小,消费品市场规模、第一产业比重、第二产业比重、第三产业比重对经济差异的影响不显著。基于此,本文提出促进山西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建议包括：第一、坚持政府主导,培育服务体系;第二、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第三、努力推进工业化,加快城市化进程;第四、推动区域产业合作,实现区域经济错位发展。     

制度创新对产业转型升级影响的区域性差异

阐析了中国现行的制度创新对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程度,并以制度创新理论及推拉理论为依据,以全国31个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产业结构高级化法,借助现代计量经济软件Eviews6.0,对中国现行制度创新对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现状进行了具体的剖析与实证性检验;针对中国规模以上大企业、大中型企业、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的外资利用度高,进出比例较高,而民营与国有控股企业外资利用度低,出口贡献度低,产品缺乏国际竞争力等现状,以及中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发展特征,提出制度供给也需与时俱进、创新发展,结合不同地区实际发展现状,进行必要的充实和完善,继而有效地推动产业转型的升级.     

新型城镇化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中国经济30多年持续保持年均近10%的高速增长,是与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密不可分的。城市化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产业发展对城镇化进程的支撑作用非常明显,而城镇化进程又会对产业发展特别是产业结构升级有着重要影响。从全国范围来看,新型城镇化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政府投资和环境规制等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显著;研发投入、居民消费等也均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分地区来看,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城镇化对产业结构变化影响不明显,而西部地区影响显著且结果为正。我国的人力资本优势不明显,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没有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人力资本支持。为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加快推进城镇化模式创新;尽快形成产业结构优化的城市结构;结合各地情况制定不同的环境政策;全面提高教育水平;以区域联动推动产业协同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