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群体：清除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盲点”——基于武汉市农民工文化生活的调查

通过对武汉市农民工的深度访谈,发现农民工可算是公共文化服务的"真空"群体。分析了"真空"群体的公共文化生活的现状:一是面向"真空"群体的公共文化服务缺失;二是"真空"群体自身文化生活处于无奈与渴望的境地。认为该群体出现的原因有2个:一方面是由于政府过度强调总体式文化服务方式,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农民工内部出现的分化及其差异化需求,致使"真空"群体的文化生活仍处在空白状态;另一方面是由于该群体受其生存以及生活环境的影响,对文化生活需求的内部消费动力不足。提出了将"真空"群体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改善其文化生活现状的5点建议:明确责任,保障"真空"群体的基本公共文化权益;正视差异,对不同群体提供差别化公共文化服务;创新服务,面向"真空"群体提供更具针对性的公共文化服务;供需衔接,建立健全"真空"群体公共文化服务需求表达机制;改善条件,提升"真空"群体公共文化服务的内在需求。     

基于谋生伦理的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建设

通过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等方法,对农民工群体的生存状况及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状况进行了解。发现当前农民工群体的生存状况总体较差:工作条件差、生活负担重、社会交往封闭,仍旧是以谋生作为中心任务;尽管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同时采取了一些举措以满足农民工的文化需求,但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依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偏离。由此提出,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建设需要从农民工本身的生存状况与特点出发,应从完善社会保障,解除后顾之忧;加强经费投入,做好培训工作;做好调查研究,完善需求表达机制;加强引导宣传,提升农民工参与意识等方面提高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的针对性。     

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困局及其路径重构——“社会化供给与多元主体参与”模式的一种设想

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存在着供给不足、供给不均与供给无效等问题,未能有效满足农民工群体日益增长的复杂化、差异化文化需求。基于多元治理和参与原则,创造条件让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构建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的多元主体参与和社会化供给模式：一是重塑政府主体性地位,转变政府职能,强化政策引领和统筹监管;二是政府与市场形成“掌舵”与“划桨”的平等合作关系,实现文化企业生产与政府购买的社会化供给;三是有效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鼓励“官民合作”与志愿性服务,推动社会组织与公益力量积极参与;四是激发农民工的“文化自信”,提升农民工自身文化自觉意识和文化参与能力,挖掘农民工自身文化创造潜能。     

城市融入视角下的北京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状况

在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文化融入逐渐成为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重要测度指标之一。利用北京市"城中村"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对首都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消费现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内容贫乏、满意度不高。闲暇时间少、收入低、社交网络窄是影响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消费的主要原因。据此,提出加强宣传,扩大农民工对公共文化服务的知晓度,经常开展面向农民工的文化活动,充分发挥社区、企业以及社会组织在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提供方面的作用等建议。     

“第三空间”视域下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的完善——基于W市调研的调查

通过访问调查、个别深度访谈等研究方法,深入地分析W市关于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的现状。运用"第三空间"理论分析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得出结论:农民工群体的身份认同有其独特性———既不是农民身份,也不是市民身份,而是独特的农民工身份,为此,应有的放矢地规划与开展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研究发现:由于行政操作偏差,政府意识不到农民工身份的独特性,使得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出现偏差,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农民工的差异性文化需求,客观上使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成了一句空话;此外,市民的无形排斥和农民工的自我"封闭"使得这一现状更为严峻。基于此,提出了政策调整的建议:明确常住地政府的主体责任意识、遵循服务逻辑、重视农民工文化工作的机制化运作;创建需求、宣传、可触、互动等"四型"公共文化服务。     

农民工城市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探析

当前农民工群体在城市社会结构中,仍处于明显弱势地位,文化生活极度贫乏。传统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模式未能很好解决农民工群体的文化需求问题,产生了明显的供需矛盾。农民工城市公共文化产品供给内容设计,必须要兼顾目标消费群体的特点及公共文化物品的特性。供给模式则必须充分考虑供给链上提供者、生产者和消费者这三者构建的制度关系和良好的互动过程。改变传统公共行政体系为主要特征的供给方式,寻求新的治理机制并依此完善制度设计,是解决有效供给问题的关键。在公共文化产品提供者与生产者之间建立激励及约束机制,确定契约安排的界限与条件、服务质量及绩效评估的标准;在消费者与公共文化产品生产者之间建立公共选择机制及需求反应机制,使生产者对变化的公共文化需求及其特定群体的消费偏好有及时反应;供给过程建立PDCA质量监督系统,确保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文化培养

随着80、90后新生代农民工数量的增加,加强对其精神文化需求的研究越来越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新生代农民工是一个新兴的群体,是构建"和谐社会"伟大战略的重要推动者。他们一方面追求精神文化生活,但另一方面又在理想和现实的碰撞中挣扎。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特征进行描述,分析其精神文化缺失的原因,并针对原因提出了相应建议:完善法律制度,保障新生代农民工劳动权益;加强政府引导,完善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企业主动关心,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归属感;关注农村基层,营造农村精神文化新风。     

农民工市民化的文化环境构建探析

分析了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文化环境存在的问题以及制约农民工市民化的文化环境原因,提出了构建农民工市民化文化环境的若干对策:(1)帮助农民工确立自我认同感,创新自我认同方式;(2)将农民工文化生活纳入政府公共文化管理范围;(3)加强新闻媒体的宣传力度,增加社会的认同度和包容度;(4)推进体制改革,确保农民工参与社会文化活动的权利;(5)加强法律教育培训,增强农民工的法律意识。     

新生代农民工组织信任状况的实证研究

调查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对基层组织机构及管理者、组织能够维护工人利益等方面的信任度较低.相对而言,新生代农民工对高层组织机构及管理者、组织能够维护自身发展能力和工友利益等方面则信任度较高.个体状况与生活经历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组织信任状况有较大影响.企业可以从加强农民工组织参与、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建立和谐组织互动机制、加强企业信任文化建设、提高农民工文化素质等方面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组织信任.     

农民工NGO行为倾向的网络调查研究

本研究通过对12家农民工NGO网站的调查进行分析,认为农民工NGO承担着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提升农民工文化素养、开展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提供子女教育服务以及为政府决策建言献策的功能;体现了赋予农民工平等社会待遇、促进农民工职业和家庭发展以及创新农民工NGO建设与管理等的行为价值取向;呈现出服务内容层次化、差异化和专业化的行为特征以及逐步介入危机处理的行为趋势.在当前城镇化趋势和"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下,农民工NGO应探索"行业化"与"社交化"相结合的服务模式,拓展服务内容和服务群体,并推进第三方评估,建立农民工NGO效益评估和风险评估方法体系.     

农民工政治文化的嬗变与和谐社会构建

指出政治文化规范一个社会的政治生活,不同的政治文化演化路径直接影响着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方式;而当前农民工政治参与陷入制度化参与虚置与非制度化参与激增的困境中;这一方面加大了社会的交易费用,降低了社会运行效能,另一方面,侵蚀着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影响和谐社会的建设;在研究的基础上,从制度理论创新的视角,提出应进一步促进和完善农民工制度化政治参与生长的物质、制度、组织、社会及农民工内生能力等方面的制度创新。     

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需求问题探析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一个新兴的群体,是构建"和谐社会"伟大战略的重要推动者,加强对其精神文化需求的研究,是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的一项任务,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新生代农民工对精神文化的需求必将呈现一个不断上升的趋势。同时,在多元文化、经济收入、社会制度、自身条件等因素的影响下,新生代农民工在思想文化、娱乐文化、科技服务、社会交往等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难以得到有效的满足。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政府、社会、企业以及主体等多个方面共同努力。     

异质性视域下的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服务供给政策满意度研究

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对精神文化的需求愈加明显。如何改善当前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政策,更好地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需求,是目前政府或企业等部门亟需解决的问题。华东地区三省(安徽省、江苏省和浙江省)八个县(市)的新生代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政策的满意度的实证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对当前阶段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政策基本持满意态度;各项文化服务供给政策、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体特征(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和文化程度)、家庭特征(家庭人口和家庭年收入)等是影响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政策满意度的重要因素;且各因素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次序性。     

农民工“市民化”视角下的社区公共决策研究

农民工作为城市发展与社区建设的可持续性推动者,在参与社区公共决策上具有坚实的合法性基础。当前,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下,农民工的社区公共决策参与有所突破,但是也面临着一系列的践行困境。因此,必须推动顶层设计,创设农民工社区参与制度;加强基层实践,发挥基层社区党组织在公共决策过程中的组织与协调作用,发挥政府构建公共决策落实机制与监督体系的基础性、引导性作用;积极培育社区成员的协商精神和公共理性。借助农民工参与社区公共决策的发展促进其"市民化"进程。     

浅谈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明建设问题——基于江苏省的调查

江苏是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要聚集地区之一。作为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的特殊群体,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文明建设状况不容乐观。新的历史条件下,要站在实现更高水平小康社会的高度,将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明建设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与企业文化建设、与社会管理创新相结合,齐心协力、互相配合,构建"政府主导、企业共建、社会参与"的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明建设新格局。     

社会工作服务农民工的功能与角色

基于我国成立最早的民办社会工作机构"协作者"长达十年专业实践而开展的行动研究,认为在城市化进程中,社会工作承担着推动农民工融入城乡社区生活的服务提供者、推动社会管理服务改革的服务创新者、推动农民工参与社会建设的能力建设者、推动农民工对社会重建信任的资源协调者、促进城乡群体互相接纳和谐发展的教育倡导者、促进社会群体相互支持的资源整合者、促进农民工社会工作发展的研究者、促进公民社会发展的组织建设者等多重角色;发挥着减少城乡差异造成的负面影响、促进农民工融入城乡生活、建设城乡公益文化、推动城市化和谐发展等功能。从而使社会工作服务农民工具有其他专业无法替代的独特角色和功能。应该从怎样建设服务农民工的社会工作人才、社会工作如何有效服务农民工两个角度,充分发挥社会工作服务农民工的角色与功能。     

农民工子女社会融入问题的调查与思考

随着农民工群体"家庭化"外出趋势的增强,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子女跟随父母进入城市学习、生活,产生了与城市社会的融合问题。通过对农民工子女在城市的就学情况、家庭教育、群体交往、社会参与四个层面的调查,分析了这一群体的社会融入状况,并就此提出一系列对策建议。     

在京农民工媒介消费行为模式的调查分析

农民工作为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其媒介消费行为及其参与信息传播行为会比较明显地影响到这个群体的行为,进而影响到整个社会的行为模式。该文通过对在京农民工的媒介消费行为的调查分析,管窥农民工媒介消费的行为模式、态度、动机以及消费特性,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社区参与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研究

社区参与对农村流动人口城市融入具有重要作用。以2014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专题调查"数据为基础,利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研究社区参与在农民工城市融入中所起到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社区文化参与、公益参与以及表达参与对农民工城市融入影响显著;流动时间、受教育水平、流动范围也是影响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重要因素。通过对不同年龄组别农民工进一步研究分析,发现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因素存在以下差异:社区文化参与对新生代尤其是"90后"农民工的影响较大;社区公益参与对所有组别农民工城市融入影响显著但在新生代农民工中作用更加明显;社区表达参与对两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都有显著影响,但在"80后"农民工中发生比最高,对"90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没有显著影响。     

农民工政治参与比较研究

政治参与是表达、维护、实现个人及团体利益的现实途径。农民工权益维护是这一群体研究的热点。通过对农民工与其他社会阶层政治参与的比较和分析,发现农民工政治参与意识薄弱,各种形式的政治参与程度和参与质量都低于其他社会阶层。究其原因,从宏观讲是我国城乡二元体制的转型滞后;从微观看是农民工群体自身的经济社会地位低以及由此所带来的社会心理所造成的。因此,提高农民工政治参与程度和质量,维护农民工权益,必须从上述几个方面进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