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整理项目农户参与程度的影响因素研究

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农户参与农地整理的现状,对农户参与农地整理项目的程度进行了测定,并对影响农户参与程度的因素进行了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地整理项目农户参与程度偏低。影响农地整理项目农户参与程度的显著性因素有是否为村干部、农户耕地面积、农地流转价格、是否涉及权属调整、是否成立了农户质量监督小组、农户参与农地整理项目权责的明确程度、地区差异、村干部对农地整理的态度、户主文化程度、农户耕地块数、灌溉和机械等投入成本、本村经济发展水平、对已实施的农地整理项目满意程度、农户参与农地整理项目工作程序的清晰界定。所以为充分调动农户参与农地整理的积极性,政府部门在制定政策时应重点考虑上述显著性因素。     

基于感知价值的农民参与农地整理项目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运用感知价值-行为意愿逻辑和有序回归分析模型,以湖北省部分县市390份农户问卷为样本,对农民参与农地整理项目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民对参与农地整理项目的感知价值是影响其参与意愿的决定因素,基于感知价值从农民对参与农地整理项目的预期收益和预期成本两方面来分析其参与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是合理可行的;农民对农地整理项目的认知、地方政府对农地整理政策宣传的重视度、村民的政治身份、参与是否有劳务报酬对农民参与意愿有显著正的影响,参与所发生的交通费用对农民参与意愿有显著负的影响。因此,政府有关部门应采取如下政策措施:在农地整理项目实施过程中重视农地整理政策及项目信息宣传工作,提升农民对农地整理的了解度和认可度;建立健全农民诉求表达机制,鼓励农民多途径参与农地整理项目,提高农民参与农地整理项目的效率;重视农民所提的意见和建议,建立农民意见反馈机制和奖励机制,给予参与农民一定的劳务报酬,提高农民参与的积极性和有效性。     

农地整理项目中农民受益支付与受损补偿——以湖北省5个县区为实证

农地整理项目实施中农民的受益与受损研究对完善农地整理项目投资政策和补偿政策具有重要参考作用。以湖北省5个县区为例,利用农户问卷调查数据分析农地整理实施中农民受益类型及其支付意愿、农民受损类型及其受偿意愿。研究表明：农民的受益类型包括灌排水更方便、通行更便利、投劳收入、耕地质量提升、增加耕地面积等类型,前三者较显著,后两者不明显;农民受益后的支付意愿是,绝大多数受访农民愿意为受益而义务投工或出钱,但也有少数受访农民拒绝支付;即便农民意愿采取同种支付方式,但农民之间的支付额度仍存在差别。农民利益的受损类型主要包括耕地被占用、青苗损失、耕地质量降低、田块分割、塘堰被填、祖坟迁移、房屋拆迁等损失类型,前四者的发生比例很大,后三者的发生比例较小;农民利益受损后的受偿意愿是,100％的利益受损农民认为利益受损应获得补偿;不同的利益受损类型,农民期望的受偿方式存在较大差别;不同的利益受损方面,农民意愿接受的受偿额度存在较大差距。在调整和改进农地整理项目投资政策和补偿政策时,应以农民需求和农民意愿为导向,提高农地整理项目的农户满意度。     

基于制度激励与约束视角的农地整理项目农民参与行为研究

以邓州市农地整理项目区的后期管护为例,研究管护制度环境下农民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为完善农民参与政策提供科学依据。结果表明:在禀赋方面,受教育程度及耕地面积对农民影响较大;在制度约束方面,内部管护制度完善程度、外部监督制度有效程度、后期管护制度改进程度对农户参与行为也具有较大的影响。建议提出:政府要加大宣传力度,建立后期管护奖惩及监督机制,并且不断完善后期管护制度,保证管护环境的稳定和可持续性。     

农地整理项目实施中的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现状研究

通过文献梳理,界定农地整理项目的核心利益相关者,分析其利益诉求。利用专家问卷和农户问卷数据分析农地整理项目实施中农民利益代表主体、表达客体和表达渠道的选择。研究表明:农民、地方政府、村委会是农地整理项目的核心利益相关者,3类核心利益相关者有不同的利益诉求,甚至存在利益冲突;农民利益代表主体主要包括村委会、小组组长和农民组织;农民利益表达客体主要是乡镇政府和国土资源管理所,村委会和农民组织是利益表达的"初始客体";农民利益表达既可借助人大、政协、信访等正式渠道,也可通过村委会、小组组长、农民组织等非正式渠道来实现。最后,提出重构农民利益代表主体和表达渠道的几点启示。     

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农户出资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以粮食主产县市监利县和仙桃市农地整理项目区为研究区域,采用CVM调查农民专业协会管护模式下农户参与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出资的意愿。运用农户合作行为博弈模型逻辑分析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农户出资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而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和农户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研究表明,在农民专业协会管护模式下,83.04%农户对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有出资意愿,高于村集体管护模式下的出资意愿;家庭承包地面积、农户对后期管护工作重要性的认同程度和农地整理项目工程设施质量是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农户出资意愿的重要影响因素。据此提出为促进农户积极参与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出资,应培育农民组织作为后期管护主体,对工程设施进行定期检查与养护;鼓励、支持和保障农户进行耕地流转和规模化经营;加大对后期管护的工作内容和重要性的宣传力度;加强农地整理项目施工监管力度。     

农地整理项目的效益分析

农地整理项目效益分析是土地整理研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目前我国关于农地整理项目效益分析的研究很薄弱。确立农地整理项目效益分析指标体系及其指标权重,提出农地整理项目效益分析综合判断模型十分重要,可以对今后的农地整理项目效益分析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农民参与土地整理的现状与愿望调查研究

本文采用随机抽样入户访谈法对山东省农民参与土地整理的现状及愿望进行调查研究。研究表明,农民一定程度上参与了土地整理,但参与不及时、不深入,农民对土地整理存在自己的愿望。研究认为,应建立农民全程参与土地整理机制,成立土地整理农民组织,充分发挥农民的主动性、积极性,让农民广泛地、有组织保证地全程参与到土地整理中。这对促进我国土地整理事业健康发展,切实保护农民利益和全面推进新农村建设意义重大。     

农地整理中农民利益受损的受偿意愿及影响因素

利用武汉城市圈5个县区390份农户问卷调查数据,分析农地整理项目实施给农户带来的利益受损状况、受损类型、农民利益受损后的期望受偿方式和受偿额度;并以耕地被占用损失为例,运用多元有序选择模型估计耕地被占用损失的受偿方式和受偿额度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利益存在一定程度的受损,受损类型包括耕地被占用、耕地质量降低、田块分割、祖坟迁移、青苗损失、房屋拆迁、塘堰被填和宅基地减少;不同的利益受损类型,农民愿意接受的补偿方式、补偿标准差异较大;家庭总人口、村干部身份都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影响耕地被占用补偿方式的选择,而年龄、受教育程度分别在1％、15％的显著性水平上影响耕地被占用补偿标准的选择。研究结果可为土地管理部门的补偿政策调整提供支持。     

农民参与对农地整治工程质量的影响研究

通过构建博弈模型,以湖北省部分县市360份农民问卷为样本,采用定序回归,分析农民监督对农地整治项目工程质量的影响机理,以期为遏制监理与施工单位的合谋行为,提高项目工程质量提供依据。结论表明：目前农地整治项目区工程质量普遍较低,主要原因在于广大的受益农民被排除在工程质量监督之外,难以发挥社会监督的效力,监理与施工单位的合谋行为得不到有效约束。而引入项目区农民参与施工监督,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可行性。相关部门应从制度建设和政策实施层面探索并构建农民参与农地整治的工程质量监管机制,有助于项目工程质量的提高和整体功效的发挥。     

农地流转意愿决定因素分析

基于安徽省农户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模型,分析影响农地流转意愿的主要因素。实证结果表明:农民市民化意愿是影响农地流转意愿的第一大因素,而农民城市生活感知是仅次于户主文化水平的第三大影响因素,家庭劳动力负担率与农地流转意愿呈显著的负相关。此外年龄、家庭人口数、外出务工率和农户类型对农地流转意愿没有显著影响。基于研究结论,提出加大对农民的人力资本投资,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转变城市社保差别化供给机制,对进城农民"放权让利"等政策建议。     

农地整理对农户使用农业机械行为的影响——基于湖北省部分地区的农户调查

在分析农地整理对农户农业生产投入行为影响的基础上,构建出农地整理对农户农业机械投入影响的理论模型,并采用农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地整理项目的实施会对农户使用农业机械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其中农户对农地整理的认同程度和农户对农地整理项目实施的满意程度对农户使用农业机械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户参与农地整理项目实施的意愿对农户使用农业机械行为有正向影响,但影响不显著。进而得出如下结论:在农户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情况下,农户的农业机械投入存在一个最优规模,农地整理项目的实施会影响这个最优规模的大小;农户使用农业机械行为受到农产品市场价格、劳动力要素市场价格、资本要素市场价格、农户家庭特征、农户资源禀赋和农地整理的影响;农地整理项目的实施对农业机械化发展有促进作用。     

社会资本会影响农民参与村干部选举吗? ——基于CLDS数据的分析

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及边际效应分析,从农村地缘视角出发实证检验社会资本对农民参与村干部选举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民整体参与村干部选举意愿较高;社会资本中人际联系、人际信任、人际互助、人情往来和社会规范均对农民参与村干部选举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随着农民地缘社会资本存量的积累和丰富,其参与村干部选举的意愿越强烈;农民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地域特征和政府影响均对农民参与村干部选举意愿具有积极作用,其中政府影响和政治面貌对农民参与村干部选举意愿的提升尤为明显.基于此,建议政府重视和利用农村地缘社会资本优势,构建稳定和谐的乡村环境,加快人才培育和优化基础服务,为农民参与村干部选举创造条件.     

我国当前农地整理项目的选择评判方法初探

根据当前在各地开展的土地整理项目性质 ,提出了当前我国土地管理部门进行农地整理的立项原则 ,确立了模糊选择评判模型和方法 ,对指标的设计以及指标隶属度和权重的计算方法进行了初步探索。     

农地确权能否提高农户参与村庄选举的意愿?

借助中国新一轮的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在围绕产权行为能力与产权实际执行程度关系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采用CLDS 2016年全国6 940户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工具变量、两阶段估计等方法分析农地确权的选举效应,尝试回答农地产权这一经济权利能否带来农村更加广泛政治参与的问题。结果发现：农地确权显著提升了农户参与村庄选举的积极性,但这一影响只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家庭中成立;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家庭内部,相较于非农劳动力,农地确权更能提升农业劳动力参与村庄选举的积极性,相较于男性,农地确权对女性农业劳动力的选举效应更为显著。可能的机制在于农地确权证书的发放增加了农业生产主体,尤其是女性农业劳动力对农业生产收益的重视程度,进而提高了其参与村庄民主选举的积极性,目的在于以参与集体行动决策来拓展自身产权行为能力,从而获取预期农业收益。     

基于农民阶层分化视角的农地流转意愿研究——以广东省江门市为例

选取了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378个农民作为研究对象,通过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相结合,运用Logistic模型分析了农民参与农地流转的影响因素和决策行为机制。得到以下主要结论:(1)职业多样化和农民阶层分化是影响农地流转意愿与行为的主要原因,越是远离农业经营者身份及非农收入占家庭收入越高的农民,其农地流转意愿越强。(2)家庭个体特征、社会保障与流转规范化程度等因素对农地流转意愿产生显著的影响,其中,教育程度对农民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最大。(3)农村土地流转不规范,缺乏相应土地流转服务平台也会降低农村土地流转效率。鉴于以上结论,农地流转制度改革需要重视农民阶层分化的影响,同时要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素质,加强地方政府土地管理与服务职能,逐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积极推进农村土地规范化流转。     

农地产权制度:农民的认知及其影响因素——以江苏省兴化市为例

通过实地调研,从农地产权的五个维度郎所有权、转让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分析农民对现有农地产权制度的认知现状,并引入认知度指标总体反映农民对农地产权制度的认知程度,建立有序Probit模型分析影响农民认知度的因素。研究发现,农民的认知水平普遍较低,而且对农地产权的不同方面具有不同的认知水平;农户家庭本身所具有的内在特征以及家庭以外的变量构成了影响农民对农地产权制度认知度的内外部因素。     

政府主导型农地大规模流转中农民态度分析——基于安徽田野调查实证分析

通过多分类Logistic模型,利用实地调研的1 010份有效问卷对政府主导型农地大规模流转中农民持有的流转态度进行研究,得出性别、年龄、社会身份、人均耕地、子女是否外出打工、主要收入来源、对土地流转政策了解程度、承包期限认知、谈判对象、签约对象、流转前后经济转变情况、收入来源变化情况、地域等因素影响了农民的流转态度。最后,提出完善农村社会保险和养老保险体制,建立良好的就业信息平台,加强土地流转政策宣传,因地制宜地寻求合适的流转方式等建议,以保证农村土地流转的顺利推进。     

农户农地投入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以新疆焉耆县的147份农户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采用Logistic模型对农户农地投入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农户农地投入的意愿较高,调查农户中74.15%的农户表示愿意加大对土地的投入;家庭劳动力人口较少,90%以上的农户都雇佣劳动力,一年内雇佣费用7000元以上的农户占总调查农户的42.86%;67.35%的农户认为使用化肥越多,产量越高;家庭总人口、农业劳动力人口、户主文化程度、拥有农地面积、地块破碎程度等因素对农户农地投入的影响为正向;非农业人口、户主年龄和投入产品价格等因素的影响为负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