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汉字及俗字研究综述

汉字自汉末传入朝鲜半岛,直至19世纪末,一直是朝鲜半岛官方使用的正式文字。俗字是汉字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汉字产生发展传播过程的始终,而韩国俗字亦是汉字在发展传播过程中产生的重要变异形体之一。通过对韩国汉字及俗字研究现状的介绍,可知其在整理及研究方面存在着四个问题：缺乏对韩国历史汉字和俗字材料的系统整理;当前韩国汉字及俗字研究存在着不平衡性;缺乏在文字学理论基础之上对汉字域外传播途径及规律的探讨;缺乏对现代计算机技术的充分运用。这些问题的梳理,将会为当前的韩国汉字研究和域外汉字研究提供有意义的借鉴。     

敦煌俗字与宋本《玉篇》俗字字形之差异及其原因初探

敦煌俗字产生年代起于西晋延至北宋初年（咸平五年）,其中大部分俗字产生于唐五代时期。宋本《玉篇》是中古到唐宋时期历史汉字汇集之大成者,对其间各个时间层次的历史汉字进行了定型规范,其中亦收录一百多个俗字。本文以敦煌俗字与宋本《玉篇》俗字为例,通过俗字字形再现的方式,从笔画、构件、造字模式三个层面考察两者在字形方面的差异,总结差异规律,并探寻差异原因之所在。宋本《玉篇》作为传统正字学字书所具有的规范性,决定了其在收录俗字字形方面的不全面性。宋本《玉篇》是与传统的正字学一脉相承的,这就说明其主要任务在于收录规范社会用字的正字。而魏晋六朝社会用字混乱的状况亦在客观上推动了这种＂规范＂行动。敦煌文献并不仅仅只有佛经文献,亦有许多通俗变文、蒙童识字读物、账本等,而其书写者的身份和地位更是庞杂繁多,使得敦煌俗字字形繁复多样,由此导致其与字形单一的宋本《玉篇》俗字的差异。写本文字是手写文字,相对于印刷文字在字形上有着比较大的随意性。而＂写本时期＂正处于汉字书写无定格,讹俗随发,形体混乱至极之时,这时的俗字既有继承沿用,又有创新与罢用,每每具有其时代特色。于是作为写本文字之一的敦煌俗字便具有了较大的随意性与独特的时代性,由此形成与宋本《玉篇》俗字的差异。     

汉字形体演变途径初探——以《敦煌俗字典》为例

汉字系统的演变是一个长期、复杂、多层次的过程。《敦煌俗字典》中收录了大量俗字,同一个汉字的多种形体反映着汉字多途演进的过程。本文从《敦煌俗字典》中的俗字出发,分析这些不同字形产生的内部机制,探寻汉字形体演变的多种途径。     

俗字在日本的传播研究

现行日本汉字,主要指2010年改定《常用汉字表》中的2136个汉字,也指2002年日本规格协会制定的10040个JIS汉字。从汉字变异角度看,其中包括大量的汉语俗字,如变体俗字、扩散性俗字、佚存俗字,也包括一部分和制异体字。考察日本俗字变迁史,揭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汉字选择与趋向,纠正现行辞书对日本俗字的不当判定,这对于近代汉字研究具有重要学术意义。     

俗字的理据性及其俗用现象分析

国家语委一再要求使用规范汉字,但是汉字俗用现象却屡禁不止,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俗字的存在有着一定的理据性。这种理据性表现在很多俗字的书写是根据字义的暗示变换偏旁而成,属于一种对汉字构形的新的解释。合理的、被人们接受的俗字字释是汉字形义学的历史观点的体现。     

中国俗文字学研究导言

一、俗字和正字法这里所说的“中国俗文字”,是指汉字中的俗字。因为“汉俗文字”这样的名称没有人用过,颇览生硬;“汉字俗文字”也很囌噜别扭;所以比照“中国文学”“中国文学史”等名称称为“中国俗文字”。唐人颜元孙著了一部《干禄字书》,把汉字分成“正、通、俗”三类。他说: 自改篆行隶,渐失本真。若总据《说文》,便下笔多碍,当去泰去甚,使轻重     

汉字构形理据的历史演变与汉字的记号化

在早期阶段,汉字是象形的,构形理据为物象。随着汉字的发展,汉字构形的理据转换为词的音义。汉字形体的演变,尤其是隶变之后,以物象为基础的汉字不再象形,构形理据消失,这些象形字就成了记号字。以词的音义为构形理据的汉字,由于形体的变化、词的音义的变化以及字用的变化等方面的原因,构形理据也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变成了记号字、半记号字,汉字呈现记号化的趋势。汉字记号化的趋势需要我们对汉字性质、汉字结构理论等方面,有新的思考。     

宋代韵书中的俗字标识与文字观念研究

《广韵》《集韵》和《礼部韵略》是宋代官方颁布的三部韵书,它们均以不同的方式记录了俗字和异体字。但是,由于编纂目的和使用范围不同,这三部韵书对于文字的俗体、异体和正体的界别标准也并不一致。相对于唐代韵书而言,宋代韵书皆为官方修纂,雕版印刷,与科举考试制度密切相关,在韵字编排上比较严格,它强调正字,排斥俗字,俗字一般不出现在正文中,或别出注明,或在正字下注释"俗作某"。这种编排体例对文字的社会规范化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从中可以考察唐宋人文字观念的变化以及汉字简化过程中的一些问题,这在汉字史的研究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从出土战国文字材料看“隶变”

一“隶变”是汉字发展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阶段,是汉字由象形文字体系进入表意文字体系的转折点,是汉字进一步走向记号化的标志。这是一致公认的事实。但是,“求书”,究竟产生于何时?它是怎样产生和发展的?它与小篆的关系怎样?对这些重要的问题,历来众说纷纭,直到目前为止还未曾有较为统一的意见。本人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探索並且在目前条件下能够探索的问题。     

汉字的力量

文明足迹 一些人认为,汉字之所以叫“汉字”,是因为它是汉族人使用的文字。这个说法不准确,取名“汉字”有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汉朝对中国文字的贡献。在秦朝统一义字的基础上,汉朝对文字的整理、规范、检索、革新达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高峰,隶、楷、行、草或发轫于斯或勃兴于斯。     

经济性与理据性之辨——对《通用规范汉字表》51个异体字“转正”的再思考

《通用规范汉字表》把《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以下简称《一表》）中的部分异体字＂转正＂为规范字,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本文从经济性角度分析了转正后可能引起的问题。认为,异体字转为规范字不但需要从理据性角度考虑,还需要从经济的角度考虑,计算转正后的成本和代价。     

“女”人与汉字的男性化

女人作为人的一个性别归类,和"女"字作为一个符号所表达的内涵,为我们证明了一个事实:在《说文解字》时代,女人仍然更多的是一种物品,是一种被男人审视和把玩的物品.但更重要的是它证明,创造汉字,或者更准确地说,当汉字发展到《说文解字》时代,女人失去了(或者就从来未曾拥有过)对汉字的驾驭和控制.汉字被男性化了.     

"六书"新解

"六书"即象形、会意、指事、形声、转注、假借六种造字方法.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认为"六书"之中象形、会意、指事、形声是造字之法,转注和假借不是造字之法,而是用字之法.将"六书"一分为二,一部分称为造字之法,另一部分称为用字之法,这种观点是建立在把汉字仅仅看作是文字--同拼音文字一样的文字的基础上的,依据这样的汉字理论研究"六书",必然得出"转注" 与"假借"不是造字之法,而是用字之法的结论.根据汉字的性质和"六书"本身的特点,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六书"不仅是汉字的造字之法,同时亦是汉语的造词之法."转注"和"假借"虽然没有形成新字,但却形成了新词,根据汉字字词合一的特点,"转注"和"假借"既是造词之法,又是造字之法.从这个角度看,"六书"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把"转注"和"假借"看作是"用字之法"而排除在"六书"之外是不合适的.     

《说文释例》对汉语文字学理论构建的贡献

王筠的《说文释例》一书 ,在阐述《说文解字》的编排说解体例的同时 ,探讨了汉字的产生与发展、文字与语言的关系以及汉字的性质等问题 ,分析了汉字的结构条例和演进规律 ,这些都为汉语文字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因此我们可以说 ,在清代的《说文》四大家中 ,王筠对汉语文字学理论建构所作出的贡献最大     

汉字字体研究的新突破--重读启功先生的《古代字体论稿》

启功先生的<古代字体论稿>,历37年之长途跋涉,63年出版,78年重版,99年修订补充再版,似乎经久不衰,但其中的深刻意义,并没有真正被发掘出来.这是一部把汉字字体的各种现象看得十分深透、细腻的著作,是汉字史、汉字书法学的精深之作.本文注重发掘<论稿>在汉字字体学方面的独创见解,同时在<论稿>基础上,为汉字字体学这一新学科定位.     

汉语拼音应用的优势、局限和问题

汉语拼音是给汉字注音和拼写汉语的工具。它能够准确反映和规范普通话 ,方便汉语的排列和信息处理 ,方便地代替汉字。它不能记录古代汉语、汉语方言 ,不能获得汉字的多余功能。今后要使字母名称汉语化 ,要正确使用隔音符号、声调符号等 ,要大力普及正词法 ,要通过普及普通话和汉语拼音 ,消灭大量存在的拼写错误 ,为音素汉字的实现创造必要条件     

现代汉字的结构类型

本文从表音、表意功能的角度考察现代汉字的结构类型,首次提出现代汉字的结构类型应分为意符字、意音字、记号字和半记号字四类。     

汉字形体对汉语词汇的影向

文字记录语言,也能影响语言。在汉语中,有一些词语的用字,并非采用它们所表示的意义,而是采用它们的形体特征。其中,有基于汉字形体分析理论的假会意结构,有以汉字整体轮廓为基础的各种比拟表形。由这些方式产生的词语,具有明显的俚俗色彩。     

《大金西京大普恩寺重修大殿记》碑文用字现象分析

《大金西京大普恩寺重修大殿记》是山西省大同市大普恩寺(先称做善化寺)保留最完整的碑刻之一,也是善化寺所存碑碣中刻立最早的一方。对碑文中的1088字的用字现象做了认真的辨析后发现,在这1088字中,按保守统计,有264个异体字,4个通假字。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既有客观方面的,又有主观方面的。为了更好地继承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便于阅读古籍,我们有必要对上古汉语的用字现象做更细致的了解。     

中国民间文艺学百年足迹

伴随"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的对民间口头文学及其他民间艺术的关注与研究,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别开生面的崭新篇章。从作品的丰厚积累到相关理论著作的陆续问世,标志着中国民间文艺学正走向成熟。保护民间文化的世界性热潮,使其发展获得了新的机遇,强化卓然独立的学科品格,是建设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