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超先增长的理性思考

在当今世界和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无论人们的认识有怎样的分歧,大城市超先增长是事实,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大城市之所以超先增长是因为这种模式具有经济、社会和人口的聚集优势,在城市化进程中有辐射和扩散作用,有比较完整的城市化内涵。然而大城市在其增长过程中也有自身的矛盾和问题。研究城市化进程的客观规律,发现困扰大城市发展的矛盾焦点是城市人和城市区位的矛盾。     

从乡村工业发展看我国城市化的道路

城市化走向现代化的过程表明,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历史趋势,这一趋势已为世界各国所重视。作为一个社会运动的过程,城市化突出地表现为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的转化,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的演变。对此,联合国在1983年就曾宣告:二十世纪不断推进的城市化将成为二十一世纪轰轰烈烈的、举世瞩目的伟大剧目。由于大城市是大工业和商业的集中地,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中心、传播城市文化与城市生活方式的中心,因而具有较高规模的聚集效益和较强的文化效应,在整个社会发展中,特别是在带动中小城市和农村小城镇繁荣中,起着     

中国城市化模式的选择问题研究

中国过去在城市化问题上存在着认识误区 ,制约了城市化进程 ,致使中国现阶段的城市化水平还比较低。经过 2 0多年的改革开放 ,中国城市化水平目前正处于一个由低水平向中等水平过渡的快速发展时期。中国的城市化应该由控制大城市、积极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模式 ,向以大城市为主导的城市化模式转变     

试论城市化问题

当前城市化消极方面的问题突出表现在如下方面: 1.人口爆炸以及与之相关的问题。人口爆炸使城市人口密度不断提高,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城市出现了严重的交通拥挤现象。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战后的世界人口爆炸与中国解放以来人口增长的幅度以及持续时间有密切关系。中国现在面临大城市过度膨胀,城市规模的增长速度远远大于城市化的速度。城市人口密度过高,必然引起交通拥挤,道路严重不足。城市人均遭路面积低于其它国家水平,如上海市区人均道路面积仅仅是1.87平方米。     

中国聚落城市化道路的困境解析

中国人居聚落的发展道路是曲折的,特别是进入城市化发展时期,表现出浓郁的中国特色:聚落城市化发展是被动地受工业化进程牵制而逐渐形成的,其路径的独特性取决于推动聚落城市化的基本矛盾的独特性。中国的聚落城市化是建立在从农业大国向工业大国转变的交叉点上,这是大量农业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的过程,巨大的人口压力不仅挑战着城市的容纳力并压迫着城市系统内的资源水平,因此中国的聚落城市化中的根本矛盾,从根本上说,是既要实现工业化又要实现生态化的矛盾。这一矛盾反映在聚落主体的心理层面则表现为城市人的反城市情结与农村人的望城心态的矛盾。特别是庞大的农业人口,在相对较短的时间涌入城市,也带来如人口、交通、生态等诸多现实问题,更加剧了中国聚落城市化进程中的发展困境。     

对广州城市建设 实施CI战略的思考

随着近代工业革命在世界范围的扩展，城市化运动成为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城市化的速度、规模和程度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客观尺度。因此近代以来，各国都非常重视城市化的发展。我国的城市化运动发展也很快，小城镇变为城市，中小城市发展为大中城市，大城市则向大都市、国际大都市方向发展。广州市作为中国的“南大门”、华南的经济文化中心和广东的省会，也面临着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问题，然而在国际化大都市的规划和建设过程中，人们往往产生急功近利的思想和行为倾向，盲目地、片面地扩大建设规模，结果造成了城市…     

日本城市化初始阶段的典型性和独特性

近代日本作为东方后进国家工业革命一个成功的典型,其原始积累与工业革命同步,城市化也因此呈现出比较典型的显著特征。一是城乡对立、劳资对立、工农对立、官民对立关系突出;二是历程短,程度不高,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伴有大量浮动人口和人口倒流现象;三是在城市化过程中,日本超先发展起来的大城市拥有相当规模的国营大企业、矿山和军事工业,这在近代各国城市发展中具有独特性。     

小家庭的时代

人口学家J.布杜尔在答《新观察家》问时指出,目前城市化的发展已经停止。在1954和1975年极度的城市化时期,小城市或大城市的增长率高于整个国家的增长率,而村镇人口日趋减少。现在,这种趋势颠倒过来了。一个多世纪以来,这种现象还是第一次。至少在法国是这样,因     

新时期中国城市发展转型研究

1990年以来,中国城市化的内涵发生了转变。中国城市发展战略从过去过度重视中小城镇发展,向以大城市建设为中心、中小城镇协调发展、分工明确、功能互补的新型城镇体系转变。本文认为,中国的具体国情决定了城市化只能走一条大、中、小城市共同发展,数量与质量并重的城市化道路。     

大城市郊区农业转型与流动农民的再小农化 ——以上海市为例

城市化的迅猛发展使越来越多的人口在城市聚集并脱离农业,由此催生庞大的农产品市场需求.为顺应这一结构性变迁,大城市郊区的农业由低值的谷物生产向高值的果蔬种植转型.与传统农业相比,这种高附加值的新型农业能够更充分地吸纳就业并产生更高的经济收益.流动农民正是辨识到农业转型带来的市场契机才选择投身大城市郊区农业,展开再小农化的实践.研究大城市郊区农业转型与流动农民的再小农化,对重新评估农业的自身潜能与发展空间,认识农民流动的阶段特征与总体趋势具有重要意义.     

2000年的世界大城市人口预测

最近,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组织(UNFPA)发表了《世界人口白皮书·1986》,对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世界大城市人口作了预测.所谓大城市,一般指拥有1,0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1970年超过1,000万人的大城市只有纽约、东京、上海;1985年,墨西哥城、圣保罗、加尔各答又加入此列.据《白皮书》预测,到2000年世界上的大城市将达到20个.墨西哥城和圣保罗的人口均在2,000万以上.20个大城市的总人口将接近3亿,几乎相当于美苏两大国的人口之和.20个大     

二元社会结构与城市化(续)——四、城市病与城市规模

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发展小集镇的指导方针有一个重要依据,认为城市规模大了就会带来一系列无法解决的城市病。城市病是指大城市在发展中存在的种种问题:诸如住宅紧张、用地紧张、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犯罪率高等等。我国大城市不仅存在这些问题,而且还相当严重,那么城市病是不是一切大城市都注定要存在?我们认为答案应当是否定的。退一步说,即使要患病也有轻重之分。如同没有绝对健康的人一样,有轻微病症的人照常工作,有轻微病症的大城市照常运转,创造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成为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泛泛地笼统地强调城市病,认为我国大城市存在的种种严重问题就是城市本身应有之义,似乎是“天灾”而不是“人祸”,以此作为控制城市发展的根据是相当片面的。     

论我国城市化道路模式的选择

我国的城市化已经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城市化的任务也更加艰巨。我国的城市化道路呈“分散型”。在走“分散型”道路实现城市化目标的过程中 ,如何处理大、中、小城市的关系 ,仍然是城市化政策需要着重研究的问题。合理发展大城市、积极发展中等城市、科学建设小城镇 ,构建功能结构互补的合理城市体系是我国城市化道路的正确选择     

浅析台湾城市人口空间分布模式及其变动趋势

近期台湾城市化过程中人口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在区域结构上的变迁,使台湾城市化进程与人口的区域集中的速度已大大减缓.而且人口的迁移活动也显示了很强的区域特征:南部人口持续向中部和北部区域迁移,而台北市人口则向周边县市迁移.其原因是产业空间集聚与大城市城郊化起了主导作用.     

苏南城市郊区化与社区重建

自20世纪20年代起,西方发达国家在高度城市化的同时,步入了城市郊区化的新阶段,这不仅对其城市自身的发展,而且给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城市郊区化一般是指人口、就业和服务业从大城市中心向郊区迁移的一种分散化过程。西方国家的郊区化经历了城市中心人口、工业、商业及办公业等先后向郊区迁移的过程,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就全国整体而言,现阶段的城市化仍然处于农村人口向城市聚集的集中城市化阶段,但在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苏南等地区也已经出现了城市郊区化的现象,并由此引起了原由部分社区的分化与重组。因此,重视城市郊区化过程中的社区重建成为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新课题。     

地区经济理论的课题与展望

大城市的衰退与“重新农村化”自产业革命以来,人类随着城市化、工业化及经济的发展,步入了现代文明。现在我们又开始了一个重要的转变时代。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各种弊病在大城市地区的经济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伦敦与纽约等资本主义世界财富积聚的地方,是资本主义经济管理的中枢。在这些要害地区,近年来由于工厂企业倒闭,失业增加,住宅紧张,教育质量下降,因而城市问题越发严重了。同时,由于低收入人数增加和福利费用增加而税收难以增加,致使财政也陷于危机。     

试论我国现阶段的城市化道路

在我国实现四化过程中,特别是在当今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时期,城市问题,尤其是城市化道路,无疑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研究课题。我国城市化进程及目前水平城市是生产力发展、社会分工加深和生产关系改变的产物。城市化的过程,既是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的过程,又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     

伦敦城市疏解经验及对广州的启示

为解决中心区功能和产业过度聚集、人口超载、公共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等问题,我国各大中心城市近年来都提出了"功能疏解""建设城市副中心"等规划远景。实际上,超大城市疏解过度聚集功能的实践在国外城市发展历程中已经出现多次,而伦敦是第一个提出并实践城市疏解的城市,伦敦也在城市变迁中经历了从兴旺到短暂衰败、再到重新复兴的过程。回顾并分析伦敦一个世纪以来城市治理与规划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能够为广州城市发展建设提供借鉴。     

城市的发展和犯罪的控制

城市是人类文明和科学技术进步的结果,也象征着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和发达的水平。然而近年来,人们已日益注意到,城市的发展,也存在一个“边际效用递减”的规律。这就是说,城市发展也有一个临界点,现代化并不等于大城市的无限制的发展。当前整个世界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日益城市化,正在引起一系列难以解决的问题,如住宅、交通、环境污染、疾病等等,从而被人称为是一种“城市病”。然而更为严重的是,这些大城市往往都同时伴生着极为严重的高犯罪率,如美国纽约,在1982年时人口为707万,犯罪案件达到167.5万件,犯罪率高达每万人3218件;又如英国伦敦,1980年时人口为700万,犯罪案件达到66.3万件,犯罪率也达到每万人947件。尤其是当一国的经济处于高速发展的时候,犯罪率更是明显呈现出相应激增的现象。据日本法务省对东京、大阪、名古屋和全国在1973年、1975年、和1978年三年犯罪情况的对比统计(附图),可以不难从中看出以下几点带有某种规律性的东西:     

城市化的微观视角:个人的城市化

社会的城市化与个人的城市化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一个快速城市化的过程。对于城市化的研究，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进行：一个是宏观的角度，即从社会的角度研究社会的城市化；一个是微观的角度，即个人的角度，研究个人的谈市化。社会的城市化是指一个社会随着工血化的发展，农村人口不断减少，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市特质得到发展，从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传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许许多多的个人从农村进入城市，要经历一个从权村人到城市人转化的过程，这就是个人的诚市化。就目创我国的城币化来说，合两个重要的特征：一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