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商定条件的国际法演进述评

为应对"生物剽窃"现象,强化遗传资源利用领域管制,《生物多样性公约》首创"共同商定条件",作为各国构建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法律框架的基石。其后历经《波恩准则》和《名古屋议定书》的发展,"共同商定条件"在国际法层面的演进路径已趋明晰。概括而言,共同商定条件要求获取申请者必须与遗传资源提供国的有关主体在法定标准的基础上进行谈判,并就获取遗传资源以及分享惠益的条件达成一致。     

基因专利的惠益共享

本文结合典型案例,讨论了基因专利惠益共享问题,包括基因专利权的归属、基因资源主权原则、基因专利惠益共享方式、知情同意权等,最后对我国相关立法提出了建议,主要包括统一基因资源保护和管理立法,严格相关法律责任、在专利法中规定遗传资源来源披露制度和知情同意制度等。      

我国履行《名古屋议定书》的挑战与对策——兼谈对农业遗传资源获取和利用的影响

我国于2016年9月6日正式成为《<生物多样性公约>关于获取遗传资源和公正公平分享其利用所产生惠益的名古屋议定书》缔约方。议定书在《生物多样性公约》基础上,制定了一个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获取与惠益分享的国际制度框架,从遗传资源获取、惠益分享、监测利用等多方面规定了缔约方的履约义务。我国遗传资源十分丰富,但当前本底数据不清、生物科技水平相对落后、法律法规体系存在漏洞、后续谈判研究不足,是我国履约面临的巨大挑战。因此,我国应加强基础研究,增强开发利用能力,加快国内获取与惠益分享立法,积极开展后续谈判研究。同时,农业遗传资源的获取和利用也将受到较大影响,未来针对农业遗传资源的获取、利用和惠益分享活动都将纳入法制轨道,可谓机遇和挑战并存。     

《专利法》第三次修订中的生物剽窃问题探析

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遗传资源显示出巨大的科学价值和经济价值,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严重的生物剽窃问题。各国纷纷加入《生物多样性公约》》《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国际湿地公约》等国际公约,同时积极进行国内立法活动。中国第三次修订《专利法》,对生物剽窃问题进行规定,在立法中首次明确提出遗传资源的来源披露制度,对遏止生物剽窃行为,保护中国遗传资源必将起到积极作用;但该法没有对遗传资源披露制度的基础即遗传资源国家主权原则进行确认,没有明确规定遗传资源披露制度的适用对象、审批机关、审查内容等基础性问题,也没有对遗传资源披露制度的目的惠宜分享制度进行规定。依照修订后的《专利法》条文仍然难以解决具体的生物剽窃问题。     

我国生物遗传资源立法模式路径选择

生物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保护、获取与惠益分享是我国环保领域弱项,当前国内立法既无法满足国际公约履约要求,又无法满足国内日益增长的生物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实践要求。通过分析我国生物遗传资源立法现状,剖析当前立法问题,结合国外生物遗传资源立法模式,提出我国生物遗传资源立法进路:修订既有法律、加快专门立法进度、制定综合性立法。     

人类遗传资源研发的伦理原则

人类遗传资源具有不同于传统资源的特性,其具有属物性也具有属人性,其使用价值在一次性研发中转移,且具有多重权属。人类遗传资源的研发首先应当遵循事先知情同意原则,研发前告知其权属人并征得其同意;其次,应该遵循无伤原则,不能对当事人的身体及隐私造成伤害;再次,应遵循公平原则,资源的提供者和研发者利益共享;最后,应遵循正当原则,使用合法的手段获取研发材料。     

数字经济时代个人信息处理的法律基础

在数字经济时代,为实现个人信息保护与利用的平衡,2021年8月20日通过的《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将规范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作为立法目的之一,并围绕其具体构建个人信息处理制度.个人信息处理的合法性事由不仅包括知情同意,还可涵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而敏感个人信息一经泄露或非法使用即会产生侵害权利的高度风险,其处理应受到严格限制.应在解释论上进一步完善个人信息处理制度,构建知情同意的动态信息披露机制,完善个人信息处理的合法性事由,确立"原则禁止、法定允许"的敏感个人信息处理原则,从而奠定数字经济时代个人信息处理的法律基础.     

数字经济时代个人信息处理的法律基础

在数字经济时代,为实现个人信息保护与利用的平衡,2021年8月20日通过的《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将规范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作为立法目的之一,并围绕其具体构建个人信息处理制度.个人信息处理的合法性事由不仅包括知情同意,还可涵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而敏感个人信息一经泄露或非法使用即会产生侵害权利的高度风险,其处理应受到严格限制.应在解释论上进一步完善个人信息处理制度,构建知情同意的动态信息披露机制,完善个人信息处理的合法性事由,确立"原则禁止、法定允许"的敏感个人信息处理原则,从而奠定数字经济时代个人信息处理的法律基础.     

《生物多样性公约》与我国外来入侵物种控制

《生物多样性公约》在保护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组成成分的可持续利用以及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制度的建立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我国自加入公约以来,积极履行公约规定的义务,推动了我国生态系统的保护和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针对外来入侵生物的预防,必须在国际层面进行。我国应该充分发挥公约的作用,以此来推进和完善外来入侵物种控制的各项工作。     

基因资源:从生物剽窃到公平获取与惠益分享——立法问题探讨

生物剽窃,损害了基因资源所属国及所有者的利益,也不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为了防治生物剽窃,相关国际立法确认了基因资源的获取与惠益分享原则,这是进步,却也存在缺乏细化方案和具体执行机制等明显不足.完善国际立法的关键是赋予基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安排以较强的法律约束力.为此,基因资源丰富的国家一直进行不懈的抗争,并在相关国内立法上做出了努力.作为基因资源大国,中国应制定基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的专门法,并应适时修改保护生物资源的法律法规,在其中补充或增加与不同基因资源的特点相契合的获取和惠益分享法律条款,但应以公平与合理为限.     

上榜中篇小说点评

<太阳为谁升出来>是一篇中规中矩的现实主义小说,但你也可以说它非常"后现代",它解构了它所写的一切;<纪念碑>是一篇先锋小说,但却体现出本土化,具有本土之根.     

对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政策的思考

鉴于未成年人的特殊性,针对未成年人的刑事政策体现了提前干预的特点。但在我国的实践中,未成年人出现不良行为时学校、家庭和社会则是处于缺失状态,而未成年人的行为触犯法律或构成犯罪时,对其处罚又比较严厉。针对此现象,在未成年人不良行为的初期应加大教育、挽救的力度,而在未成年人有违法或犯罪行为时则应适用轻缓的惩罚。     

对网络广告传播的几点思考

作为广告界的一大热点，网络广告的运作效果却难尽如人意。从广告信息传播角度来看，对网络广告认知度低、广告与网站关系暧昧、传播信息与目标受众信息寻求发生错位，是网络广告在传播流程上存在的主要问题。针对这些问题，笔者认为，借助传统媒体，扩大对网络广告的认知度，理顺广告与网站关系，培养网民的忠诚度，是促进网络广告成熟的当务之急。     

网络环境下反不正当竞争问题研究

本文借鉴国际网络环境下反不正当竞争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对网络技术引发的不正当竞争提出立法建议。修改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制定相应法规，完善法律体系，并呼吁人们强化网络保护意识，全面提升现代网络通信技术。     

内隐性别刻板印象研究综述

通过国内外内隐性别刻板印象的研究成果，我们发现性别刻板印象在两性中确实存在，而且随着认知心理学研究方法的进步，这种内隐性别刻板印象的间接测量方法也在逐步完善。比较典型的有加工分离法（PDP）、内隐联想测验（IAT）和刻板解释偏差（SEB）等方法。     

基于食品供应链的最优质量的价格影响研究

为提高我国食品质量安全水平,以风险规避的供应商和制造商构成的食品供应链为研究背景,分别在集中式供应链以及制造商和供应商分别作为领导者的分散式供应链的3种不同情况下,建立以预期效用最大化为目标的优化模型,研究食品价格对最优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与市场需求更近的供应链主体所决定的质量水平会因食品价格的上涨而提高;而另一方所决定的质量水平会受到食品价格的直接和间接双重影响。最后以数值分析了食品市场的质量敏感性对这种影响的作用,并且依据研究结论提出了建议。     

企业技术创新动因的相关研究综述

通过国内外学者对创新、技术创新、自主创新、生产性创新和非生产性活动的相关研究可以发现,企业家既会从事生产性创新也会从事非生产性活动,关键在于企业家对两项活动的收益、成本及风险等所作的比较.要有效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必须一方面激励企业从事创新活动,另一方面要抑制企业从事非生产性活动.     

基于信息非对称的消费者行为研究

传统经济学的消费者理论研究是建立在完全信息假设条件下的,而在现实生活中,消费者与企业经常处于信息非对称的境况之中。从信息搜寻、逆向选择、博弈均衡三个方面,就信息非对称下的消费者行为进行了研究,指出了在信息非对称条件下要建立一个健康、稳定、和谐的市场经济秩序,需要企业、消费者、政府和社会中介组织的共同努力。     

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的几点思考

后勤改革是目前我国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高校后勤改革的社会化方向与目标的确立，是我国高等教育不断发展和管理体制改革的需要；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完善，政府及其有关职能部门的主导作用，为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提供了社会客观环境。在主观需求与社会客观环境趋于一致的条件下，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成为必然趋势。     

关于奢侈品税立法的思考

奢侈品作为一种高档或顶级商品,无疑是那些富足有余的人们经常关注或消费的对象。课征奢侈品税,其实就是征富人们的税,不会因此损害中低收入的普通消费者的利益。相反,通过课征奢侈品税,然后再把这部分税款通过社会公共福利等形式提升低收入人们的生活质量,这就在社会财富的二次分配上给那些社会上的"最不利者"带来了补偿利益。如此通过税收立法的手段,一方面削减了高收入者的财富,另一方面又形成对低收入群体的补偿,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社会财富的分配达到了相对的平衡,从而更加有利于分配正义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