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学”话语与“人民”话语的纠结——“新时期”初期小说的启蒙认同困境及其叙事表征

尽管＂新时期＂初期小说以＂写真实＂话语和＂人学＂话语呈现出向＂五四＂启蒙精神的回归,但在＂新时期＂特定历史意识和文化逻辑的制导下,其启蒙认同的建构却又显示出不同于＂五四＂启蒙文学的文化心理机制和叙事表征。     

“五四”启蒙传统的回归与重构——“新时期”初期小说的启蒙认同困境及其叙事表征（之三）

“新时期”初期小说的启蒙叙事,既回归了“五四”新文学的“人学”话语和国民性改造主题,又延续了传统革命叙事中的“阶级”“人民”话语并在“新时期’’路线话语中得以历史化展开。较之“五四…‘新时期”初期的启蒙叙事显示出一种特定历史意识和文化逻辑统摄下的选择倾向和问题意识。     

启蒙话语中的“无讼”景观

通过引入"无讼"这一法律文化概念,可发掘出一类独特的中国现代文学现象——"无讼"。启蒙话语中的"无讼"内涵着三种叙事模式。"无讼"叙事隐含着现代作家对国民性以及传统礼俗文化的双重批判向度。"无讼"叙事与启蒙意识形态支配下创作主体的批判性创作动机有着内在关联。这决定了"无讼"文学文本对"无讼"复杂思想内涵的揭示总体上只具有片面的深刻:侧重表现"无讼"是传统礼俗文化塑造的结果,是国民意识保守的产物,而无意于探索其客观根源、深厚的人性基础和作为一种个人选择的独特个体性。但严肃现实主义的客观写实精神毕竟能够把"无讼"的复杂内涵客观地涵融进去,这就为我们阐释"无讼"文本的客观性和人性内涵留下了批评空间。因此,要深入阐释"无讼"文本,研究者须超越启蒙意识形态的支配,具备符合"无讼"文本本身特点的"法"的批评眼光。     

“不可靠”的可靠性——新时期小说的儿童视角叙事

不可靠叙事作为突破此前全知角度的文学创作手段,给新时期文学带来了新的审美和文化意义。儿童作为人类群像中特别的存在,在欢笑与泪水、美丽与幻灭的生命延续中,凭着不可靠叙事的限知视角在新时期中表现出独特的文学、社会学、历史学的价值,其中隐含在成人意识形态下的作者叙事,是用来反思整个文化和社会背景的隐形视角,而这也是儿童的不可靠叙事主体向可靠性叙事的转变。     

“以人民为中心”的话语叙事及世界意义

“以人民为中心”有着深刻的话语理论渊源和实践基础,它既继承与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又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的人民观,更贯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设计、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给出了与时俱进的时代回答。与此同时,面对全球发展不平衡以及诸多不确定性的复杂现实,“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叙事所坚持的人民立场,为解答“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也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文学叙事的跨学科机遇与挑战——论小说的“多重叙事”

小说“多重叙事”是应“泛叙事”浪潮中文学叙事的机遇与挑战而提出的。小说以“多元化统一”的语言表意方式与“以小见大”的叙事审美特点,在建构方式上形成了以叙事主体与“个体—群体—国家”相关联的“多重叙事”结构。小说“多重叙事”理论的提出,在理论层面,推动了文学领域“双重叙事动力”的深入与细化;在实践层面,实现了小说文本内外真实性的多重解构与再建构。     

小说叙事:从方法论到本体论的突破——略论新时期具有后现代主义特征小说中的叙事

在对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模仿、借鉴及由其启发而逐渐自主创新的过程中,新时期具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小说对传统叙事法方法论的突破和延展是较为广泛的,如在文本的去主体化、叙事的破碎与断裂、语言结构的拼贴、情节的漂移、界限的消解等诸多方面,均体现出新时期具有后现代特征的小说将叙事从一种小说创作的方法提升为小说创作的本体性意义的鲜明特征.     

新时期小说研究的“他者”视角

当今世界 ,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和信息交流的网络化导致了文化上的全球化趋势 ,形成世界文学的新格局。在这一格局中生成、发展起来的中国新时期小说 ,需要一个跨文化研究的“他者”视角 ,采用这一外在视角能够发现从新时期小说研究的内在视角难以发现的东西 ,从而深化对新时期小说的认识     

启蒙与“复魅”的双重变奏——试论中国当代启蒙困境

启蒙主义是继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文艺复兴之后的第二个进步思潮,启蒙主义即理性主义,主张用理性之光驱散黑暗、愚昧、专制,呼唤自由、平等、民主等,人道主义是启蒙主义的原点。中国是否仍需启蒙、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否发生效用纯属两个伪命题。从主体上讲,任何时代都需要启蒙,只是启蒙的对象、方式、思想内容要随时代变化而作出调整。只有从后现代主义的批判出发,彻底反思启蒙理性自身的局限性如启蒙理性宏大叙事、以西方为中心的普遍主义、以人为中心的主体主义,才有望从理论和实践上突破当代中国启蒙的困境。     

“文革小说”：政治叙事中的“英雄传奇”

所谓"文革小说"本文中是对"文革"时期创作、出版的一批长篇小说的特指,它们作为"文革"时期特殊政治语境的产物,其生成机制和表现方式完全被《纪要》等"极左"的纲领性文件所左右,在以工农兵为主体并为工农兵服务的意义上,通过向中国文学传奇叙事传统借取资源,形成了一种政治叙事中特殊的"英雄传奇",由此成为当代文学史必须予以检视的特殊现象存在。     

成长叙事中的家庭创伤记忆书写与情感认同——以“80后”女作家的小说为例

家庭创伤记忆是青年成长叙事中阻滞人格主体建构的障碍与生成畸形情感伦理的动因。纾解精神创伤、呼唤亲情关怀、直面家族史等是以张悦然、张怡微、笛安为代表的部分“80后”女作家群体亟需处理的问题。在回溯创伤记忆时,《茧》《细民盛宴》《西决》《东霓》等相关文本的叙事人贴近隐含作者的距离,将历史原罪、情感经济、家族隐秘指认为精神创伤成因,以对生父母、继父母和代父母的态度渐变完成情感认同,并借自白语调与叙事节奏使创伤书写或内蕴审慎节制、以柔克刚之美,或呈露出主体情绪恣肆宣泄的快意夸饰之美。但青年作家生活经验与历史反思力有限,自怜情结与性别身份的困囿使相关文本暴露了精神分析写作或情感夸张式宣泄的局限。     

“现代性”视野下的苦难叙事——以“文革”后小说为考察对象

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以对整个民族的想象性建构和实现个体的自主性为诉求,苦难叙事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本文试以“文革”后小说的“苦难”叙事为考察对象,在“现代性”视野和社会转型的话语中,追溯苦难的本质与根源,探索苦难叙事的表达策略和价值取向。文学以何种方式讲述苦难?这样的讲述方式敞开了什么?背后又遮蔽了什么?     

“情殇”叙事:论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反思启蒙的一种姿态

"情殇"叙事是中国现代女性文学中的一大现象,它以新女性"出走"与"回归"的逻辑结构,向社会发出"知识误我"的悲凉呐喊,并以"看破红尘"与"认命现实"的消极姿态,深刻地反映了知识女性对于性别"解放"的绝望心理。"情殇"叙事作为中国现代女性作家的爱情挽歌,集中表现了女性既不相信"爱情"更不相信"男人"的自省意识,以灵魂独语与灰色情调去反思启蒙是其最突出的审美特征。     

“人民问题”的启蒙困境:19世纪70年代俄国平民知识分子的实践探索

19世纪70年代的俄国平民知识分子在人民问题上的实践探索独树一帜。在柴科夫斯基小组道德主义的引领下,为了让俄国人民认识并参与革命,建立平等社会,平民知识分子发起了到民间去运动,并主要分为两大实践路径:一是煽动人民暴动,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另一个是通过平等交流与教育,使人民对文化和革命皆有充分的认识。第一条路径由于不了解民间实际的冒进和功利主义而找不到出路,第二条路径则由于知识分子与人民之间无法有效交流而失败。这两条路径的实践和其最终结局,体现了平民知识分子在人民问题上的启蒙困境。     

中华民族“全面觉醒”的开启——五四启蒙运动中的“觉悟”话语

五四启蒙开启了中华民族全面觉醒的新阶段:从技术到政治、再到伦理问题层层递进,达到了"吾人最后之觉悟";从鸦片战争时期少数先驱者个体觉醒,到甲午战败后士大夫阶层"具有群体意义的觉醒",再发展到五四时期实现"全面觉醒";从近代初期少数先驱者的被动惊醒,发展到五四时期对民族命运的自觉反省与对唤醒民众使命的自觉承担。时人对"觉悟"的定义包括:启蒙者的主动"自觉""自己觉悟"与启蒙者唤起工农的"觉人""人人觉悟",科学(学术)觉悟、"政治的觉悟"与"伦理的觉悟"(傅斯年等人还提到了"社会的觉悟"),对外不许列强侵害主权的民族主义觉悟与对内不许军阀把持政权的民主主义觉悟,个体意识的觉悟与群体意识的觉悟,从一般倡导"国民觉悟"到重点启发"阶级觉悟"。通过创办报刊进行启蒙宣传是五四思想家非常重视的传播渠道、觉悟途径,《民国日报·觉悟》《觉悟》等报刊在实现"第一次全面觉醒"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感性的觉醒与理性的匮乏——从冰心小说看“五四”启蒙主义文学的局限性

冰心的小说对"五四"文学的"觉醒"主题及其启蒙主义文化精神做了重要诠释。通过冰心小说,可以看到"五四"启蒙主义文学的特点及局限性。"五四"启蒙主义文学带有明显的青春文化特点,集中表现为感性生命的觉醒和理性精神的匮乏。二者之间的矛盾,形成了"五四"启蒙主义文学"人的觉醒"的困惑,以及由此而带来的迷惘、感伤情绪。     

公共痛苦中的历史信赖──论“伤痕文学”时期的小说历史叙事

本文通过解读“伤痕文学”时期主要以“文革”１０年历史作为书写对象的小 说,着重考察和分析它们的历史叙事观念。本文认为,“伤痕” 小说的历史叙事同建国初期 小说的历史叙事一样,显示出了强烈的历史理性信仰：这种历史理性由于是以乐观的历史 唯物主义为核心的,因而它们倾向于将“文革”１０年的黑暗历史理解成光明莅临前的暂时 过渡,它们对于历史的叙述也因此总是充满着传奇性和喜剧性。不同的是,因为“伤痕” 小说之于历史的叙述,首先是关于个人痛苦的叙述,所以它们对既定的以集体为历史观照 视角的宏大叙事模式还是有所突破的,尽管这种灾破相当有限;而索解出这种“有限”的 因源,也同样是本文的目的之一。     

失衡的转向──“破”与“立”与1958年《人民文学》的叙事策略

1958年《人民文学》的叙事策略围绕着“破”与“立”做了许多重要改革。这主要表现在：破“文学即人学”的文学观,立“两结合”创作方法;破个体创作主体论,立集体创作主体论;破“批判现实主义”,立“革命的浪漫主义”。以《人民文学》叙事策略的这种转向为标志,50年代末文学创作在总体上开始向“工具论”和“武器论”转型。     

论“十七年”小说的情感教育与伦理叙事

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间的社会主义建设不仅是深刻的政治、经济革命,而且是深刻的道德伦理革命。在"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中国农业社会以血缘、亲情为轴心的传统家庭伦理秩序被打破,人们的情感方式、道德意识、伦理观念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建国后"十七年"文学承担着"教育和改造人民"的历史使命,这一时期小说中的父子关系、夫妻关系等显示着当代中国社会感情矛盾与伦理冲突的整合与转型,解读"十七年"小说的情感教育模式和伦理叙事方式对理解20世纪中国家庭伦理的"最后之觉悟"具有深刻的人文价值。     

新乡村政权与伦理秩序的想象与重构——合作化小说叙事中的“改造”模式及其阐释

动员、改造农民参加合作化是50至70年代农村题材小说主题表现的重心所在,在合作化小说叙事中,主要是从乡村政权与乡村伦理宗法秩序的重构乃至身体上的"劳动改造"等一系列有着共性特征的情节模式将"动员"与"改造"这一国家话语形象有力地传达出来的。对合作化小说叙事中的"改造"模式予以梳理和挖掘,将有助于从多维的视角透视"改造"叙事背后所潜隐的政治文化蕴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