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缘哲学的思辩: “无为无不为”

脑缘哲学的思辩：“无为无不为”文咏“悖相”是一个结合词，是由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概念构成，二者在判断上是对立的，在认识座标上是同一的，二者在思维形式上是异位的，在思维内涵上是同位的。“悖”者乃背反之义也；“相”者乃思维抽象形式。“悖相”范畴的提出，...     

存在的逾越-试析马里翁在《无需存在的上帝》中对海德格尔的批评

本文主要探讨的是当代法国现象学家马里翁在 《无需存在的上帝》中对于海德格尔的 批评。一方面，马里翁接受了海德格尔对于传统形而上学的理解和批判，把形而上学的本质理解为一 种 “存在－神学”，其核心原则是将上帝看成是一种 “存在者”；另一方面，马里翁又反过来批评海 德格尔使上帝从属于作为 “存在者之境域”的 “存在”，因此没有从根本上摆脱 “偶像崇拜”。马里 翁认为，上帝既不是任何意义的 “存在者”，也不从属于作为 “存在者之境域”的 “存在”，而是一 种至高的 “爱”或 “馈赠”。作为这种 “爱”或 “馈赠”，上帝逾越了存在。     

翻译伦理与“他者”研究从勒维纳斯到德里达、斯皮瓦克

“他者”研究的深入给翻译伦理研究带来了巨大的促动与启迪,几个重要的理论家是勒维纳斯、德里达和斯皮瓦克.勒维纳斯认为“我”不应同化“他者”,必须尊重“他者”,必须无条件地为“他者”服务;德里达认为勒维纳斯过于理想主义,德氏既强调“他者”异于“我”,真正的翻译要保留和尊重“他者”文本中体现的差异,又指出“我”要避免因太好客而成为“他者”的人质;斯皮瓦克又进了一步,不仅指出“他者”并非整体、同一的概念,“他者”各有特性,而且明确倡导“直译”的方法,为实践者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指导.     

语文学科的素质教育

在语文素质教育中，以考试作为检测教学效果的方法还是必需的。考试既服务于素质教育，又要求语文工作者改变教育观念，改革教学方法，面向社会，培养学生达到既“高分”又“高能”之目的。     

追查“使贪者”

大凡贪官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有的贪官收受贿赂,谋取私利,而在背后又被更大的贪官利用、使唤。这样“背后”的“更大的贪官”即为“使贪者”。为了保住自己的官职,达到既升官又发财的目的,贪官们趋炎附     

《屈原列传》通解(续)

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何故而至此？”屈原日：“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销其糟而咦其？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今见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江全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已故乎！”乃作《怀沙》之赋。……于是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屈原既死之后，楚有…     

“约法三章”不宜割裂

中华书局本《史记》、《汉书》，把汉高祖刘邦为三秦父老“约法三章”四字割裂开来解读标点是不妥当的。它既与流传已久的成语相悖，又不符合马、班原意，且历代史家也无如此解读者。此误很可能源于对原典文句中“与”字词性的误判。     

回应当下性：“平衡论”之于行政法的意义

现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已有效地控制了行政专横，保障了公民权利；社会发展要求扩大行政权、约束公民权。为了适应这一社会趋势发展的需要，现代行政法在世界各国都不同程度地跳出了“管理法”或“控权法”的窠臼，“平衡法”渐渐成为世界行政法的主潮。我国行政法本质上是一种“平衡法”。因此，我国行政权既受到控制，又受到保障；公民权既受到保护，又受到约束；行政权与公民权之间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平衡。     

离骚学与中国古代文论

离骚学与中国古代文论许结一从初汉到晚清历时两千余年的楚辞研究，既以其虚灵活泼、芳菲郁勃的生命律动卓然自立其理论风格，又以“骚者，诗之变也”￣［１］的历史意义和“裴回循咀，且感且疑”，“涕泪俱下，情事欲绝”￣［２］的情感抒泄，成为古代文论中一条不断衰变...     

“以意逆志”论－中国传统文学释义方式的现代审视

“以意逆志”是孟子提出的一个有关文学释义的纲领性理论命题。围绕这个纲领性的理论命题，中国古代的文论家和批语家对文学解释活动中释义者与释义对象之间的关系以及文学释义的具体途径进行地深入而辩证的探讨，既充分尊重接受者和释义者的主体意识－“意”，又强调文学解释活动最终不能背离对作者和作品愿意－“志”的理解和把握，同时还把文学解释活动看成是释义者之“意”与释义对象之“志”通过“逆”的方式相互交融而形成新的意义的过程。“以意逆志”的文学释义方式比较好地解决了西释义学理论无法解决的某些理论难题，其中所蕴涵的文学解释学思想在今天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所”字詞組后附之“者”字新探

<正> 在古代汉语中,所谓“者”字词组和“所”字词组里的“者”和“所”,究竟是什么词,历来众说纷纭,各自成理。近年来,影响较大的有两家:一是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以下简称《王力本》),认为是“特别的指示代词”;一是南开大学中文系语言教研组编的《古代汉语读本》(以下简称《南开本》),认为是“助词”。大家知道,上述用法的“者”和“所”具有两种主要作用:一方面有称代作用;另方面有附着作用,即同别的实词黏着在一起,构成名词性词组。侧重于前者,便说是“指示代词”;侧重于后者,便说是“助词”。但是,无论“代词说”还是“助词说”,都同时承认“者”和“所”客观存在着的另一种性质。如《王力本》,既说“‘者’字是一种特别的指示代词”,又说“它通常用在形容词、动词或动词词组的后面组成一个名词性的词组”。这后一句,实际上是承认“者”字的附着作用。又如《南开本》,既指出“作为助词的‘者’字,它木身不能单独使用,一般要黏附在别的词语之后,构成一个名词性的主从词组”,又指出它们“有称代的作用”。而“称代作用”是代词特有的性质。     

通过海外华人观照中国文化及国民性

近代以来，由于多方面原因，大批中国人走出国门到海外居住求生，他们身处中西文化交流的结合部，“两脚踏中西文化”，在另一文化环境中保持着华夏文化传统。走向世界的中国人通过他们进行民族反省，外国人也因此而加深了对中国文化本质的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和国民性既有长处和优点，也有缺点和不足，既不能全盘否定也需要扬弃和发展；海外华人文化品格，反映了中华民族既保持文化传统，又适时变化的民族性；他们使外国人认识了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和平、守法的民族，而不是一些“黄祸论”和“中国威胁论”者所说的“有危险性”、好侵略的民族     

有限存在者是神圣存在者吗——与一种对“有限的神圣的存在者”的新理解商榷

康德把理性存在者分为具有感性偏好的有限理性存在者和不具有感性偏好的无限理性存在者两类，只有后者才是意志完善的神圣存在者，不存在所谓有限的神圣存在者。但是，在《如何理解康德的“有限的神圣的存在者”？》一文中，刘作坚持将康德哲学中的endliche heilige Wesen译为“有限的神圣的存在者”，并将其理解为既具有感性偏好、又具有神圣意志的理性存在者。刘文坚持机械翻译的“理由”不能成立：它对“有限的神圣的存在者”的界定不符合康德对神圣存在者概念的界定，它设想神圣存在者具有感性偏好和追求幸福，违背了康德关于神圣存在者的基本思想；它降低了神圣存在者的标准，为endliche heilige Wesen概念找出的相应对象达不到神圣存在者高度；它误以为康德提出endliche heilige Wesen概念是为了表明“偏好不是德性的敌人”，没有认识到康德的意图在于表明天使、上帝这类神圣存在者所具有的伦理学，是超出人的德性论的道德论。刘文对endliche heilige Wesen的译解存在无法摆脱的困难，只有将其译为“终极的神圣的存在者”，认识到该概念特指天使和上帝这类“精神存在者”，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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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修与曹操之间的是非评议

《三国演义·杨修之死》选择各种历史资料进行艺术加工，写杨修“恃才放旷”；现代历史学家翦伯赞写杨“以家世文才自傲”：都认为他被曹操杀死是罪有应得。本文根据曹、杨同时代人鱼豢所写《典略》否定两说，并进一步比较两人的道德品质，认为弱小者既被枉杀于当时，又被丑化于后世，只能为暴君张目，应公允地还他们各自的本来面目。     

科学性与宗教性的双重变奏——汤因比思想理论矛盾的再探讨

汤因比的思想在20世纪中期以后受到诸多职业历史学家质疑与批评。其重要原因在于他试图在其理论中综合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其历史研究既求“真”，又求经世致“用”；既试图发现历史演进的“规律性”，又要以史为鉴去解决文明的困境。也正是基于此，他的思想才产生了其他历史学家所不及的社会影响，至今其思想余绪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