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道与成人——《庄子》视域中的真人与真知

《庄子》区分了体道之知与极物之知:后者限于经验领域,前者则指向形上的智慧;通过二者之分,《庄子》彰显了道的智慧对人之“在”的意义。体道之知与人的存在之间的关系,具体地展开为“真知”与“真人”之辩;真知在融入于意识与精神世界的过程中化为人的具体存在,人的存在境域又在不同的层面上构成了面向对象、敞开世界的本体论前提。以如何得道为指向,《庄子》一方面提出了坐忘与心斋之说,由此强调了解构、消除、净化既成精神世界对于把握道的意义;另一方面又突出了“以神遇”的直觉方式。对《庄子》而言,以道为内容的“真知”不同于经验层面的知识:经验之知所指向的是外部对象,“真知”则旨在提升人自身的存在形态(广义的成人),后者蕴含着认识与涵养、认识方式与存在方式的交融。     

中国传统思维的三个特征：整体思维、辩证思维、直觉思维

中华民族的传统思维有三大特征,即整体思维、辩证思维、直觉思维。整体思维注重整体统一、“天人合一”“天人和谐”追求天、地、人、我（心）的和谐统一。“辩证思维”重视普遍联系和对立统一,以追求和谐协调、统一为目的。“直觉思维”是相对于“逻辑思维”而言的,是人类认识的基本形式之一。在中国古代,道家、佛教以及儒家都特别重视直觉思维,三大思维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对科学技术的影响尤其深重。中国之所以没有能自行步入“近代科学”的殿堂,部分原因可以追溯于中国思维。     

中国哲学史上的直觉思维管窥

直觉思维是中国重要的思维方式之一,对于直觉思维的评价历来就存在着不同意见.文章试图通过梳理和论证中国哲学史上许多哲学家关于直觉的思想,以期达到立笔者一管之见,即虽然直觉具有非逻辑性和偶然性,但却是至关重要的、不可或缺的获得真理的思维方法.没有直觉就难以把握形上智慧.     

知识的悖谬与德性的超越--中西德性传统的差异与沟通

知识与德性的统一在古希腊和中国先秦时期都是哲人从事哲学省思与生活实践的首要原则,但由于哲学发展的不同路向,作为理论和方法的知性之知在中国哲学的延承中逐渐趋于没落。而在西方,近代理性主义的勃兴促成了知识论的单向发展,同时导致了德性之知与实践智慧传统的自我遗忘。它所造成的后果是,在科学日益发展的时代,人愈是强调自身对于自然的宰制,却愈是滑向了物化的边缘;愈是置身于人所建构的外在物质世界,愈是造成自身精神世界的荒漠与德性的破缺。当代人的这一生存悖论所折射出的其实是西方知识论单向扩张的悖谬,它在德性之知与实践智慧…     

直觉思维与现代新儒学

“五四”以后的现代新儒学(以下简称新儒学),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中坚持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地位,表现在思维方式上就是推重直觉。二十年代初,梁漱溟在一片反孔的声浪中打出“新孔学”的旗号,在哲学方法上主张用身心体验之的直觉对抗冷眼旁观的理智,成为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第一个倡导直觉说最有力量的人”(贺麟语)。在新儒学后来的发展中,崇尚直觉成为它的基本特征之一。本文试图通过对新儒家有关思想的剖析,从思维方式     

怀疑、超越与人的存在方式——西方哲学家的智慧观

通过分析西方哲学家对具体的智慧形态的理解,可以看出他们认为智慧是人的怀疑精神,是人在意识之中的超越、超越途径以及在超越中所获得的成果.智慧也是人的一种存在方式,但智慧或具体的智慧的价值总是存在限度.人们可以通过各种正确途径来获得智慧,比如理性思维、合理使用语言、信仰、直觉等.     

应重视邯郸哲理性成语典故的研究——以《公孙龙子》为例

邯郸被命名为“中国成语典故之都”,这是邯郸地方文化建设中的一件大事。邯郸学术界有责任对其进行深入的挖掘和研究,提高成语典故之都的学术品位,造福于邯郸人民。文章从哲学的角度,通过对《公孙龙子》中“白马非马”和“鸡三足”进行的探讨,提出了应重视开发那些具有深刻哲理,给人启迪,给人以智慧的深层次的成语典故的观点。     

汉代知行观的逻辑发展

汉代哲学，特别是汉代中国哲学的知行观，至今仍然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20世纪40年代初，赵纪彬先生著《中国知行学说简史》，于汉代叙述了古文经学派的“知之匪艰，行之推艰”说及扬雄、王充的知行学说。80年代初，方克立先生著《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规》，考证出“知之匪艰，行之推艰”说乃是先秦哲人就有的见解，于汉代仪叙述了董仲舒与王充的对立。上述两位著名学者的研究，虽然各有创获，但都未能使人看出汉代知行观的逻辑发展的轨迹。其实，汉代中国哲学知行观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汉代的许多哲人都继承了先秦诸子“以其道…     

智者乐水:早期儒家传统中的智慧观

儒家关于智慧的理解对中国人的生活之道产生了长远而全面的影响,同时也为中国哲学与宗教的“智慧型传统”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从比较哲学的角度,通过解读先秦儒家知与智、智与德、智与乐、智与水等多维度的内涵,可以看到儒家智慧观不仅仅是一种对日常生活有用的箴言集合,而且是关于宇宙、历史、社会和人性的道德形上学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关于人超越自身局限,获得理想人格的一种阐释。     

朱光潜“直觉”理论的中西美学背景及其现代意义

直觉理论是朱光潜美学的核心内容 ,其中包含了西方现代哲学和美学多方面的思想精华 ,同时又透发出中国哲学和美学的智慧结晶。在新世纪中国美学的建构中 ,朱光潜的“直觉”理论依然保持着持久的生命力和现代意义 ,它为建立中国美学学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前提。     

论重建逻辑原理的基本内涵

文章对以前存在过的形式逻辑、范畴逻辑和语义逻辑进行了批判性反思,指出它们都未能全面地解释人知。全面的人知原理作为逻辑原理,应以思维与存在统一性的真谛为基本原则,将逻辑原则与直觉—体验原则,知与情、非审美之知与审美之知、形式逻辑、语义逻辑和范畴逻辑都统一于一个原理系统,只有这样,才能全面地揭示人知。所以,这种统一构成了重建全面人知逻辑原理的基本内涵。     

论朱熹关于中庸的语义辩证

宋代禅学对儒学的影响造成了儒学的神秘化倾向，它表现在程门道南学派静中体验未发、追求不可名言的直觉取向上。于是，以觉代知，并把人文奠定在私人性的直觉体验而不是公共性的、可以传达的知识的基础上就成了宋代儒学的主导形态。在这种情况下，儒学在什么意义上还是儒学，在什么意义上才能与禅学区别开来,就成为一个时代性的问题。朱熹通过对作为儒学道统精神内容之概括的“中庸”一词的创造性诠释，即把“中庸”定义为“平常”、“合理性”、“合逻辑性”，承诺了儒学在其本性上的可理解性。从而，克服了宋代儒学的神秘化倾向。由此，儒学在朱熹那里发生了成为理学、成为知识学的要求。     

工夫的哲学意义及其限度——兼议《儒家功夫哲学论》

作为中国哲学的重要概念，工夫至少涉及两个方面：其一是知和行的关系；无论是致知过程，还是德性践履，都关乎工夫。其二，工夫又与本体相关，这一关联中的工夫主要指践行活动或人对世界的广义作用。工夫的实质在于“做”或“做事”,本体则表现为“做”或“做事”的内在根据。哲学之为哲学，需要从道、智慧的角度去理解，应当避免因过度强调术而导致从“道”走向“术”。从总体上看，工夫侧重于有意为之、勉力而行，这与不思不勉、自然中道的道德境界有所不同。人在社会中的创造活动，具体表现为一个工夫的展开过程。人以工夫为作用、做事的方式，同时也使工夫具有参与人的成就之意义。     

从“知言”到“知道”——王船山论本体之知

王船山在继承前儒知识论和心性论的基础上,分析了心、性、知、道之间的内在关联：“以知知性”和“性发知道”,从而指出本体之知的两层内涵。船山提出“道因言生”论,强调语言在开显、澄清道体上的重要作用,同时指出“默识”和直觉也是通达道体的途径。通过辨析知与识、意与念之微别,船山强调了“识”与“念”对于文明教化、文化记忆和道统传承的重要作用。     

中西智慧比较

比较是人类认识自己最原本的方式之一。中西智慧的差异主要来自于不同的地理环境、语言文字、人的实践的历史活动和文化传统之不同特性。西方智慧首先表征为对人和世界的知识论的理性把握,注重形式,认为终极实在可以用形式化东西来把握,通过严密分析、科学精确的理性精神演化出重"自然因果"、规律和法则的科学智慧,同时注重对人的卑劣的情欲的反思、透悟,认为必须要信奉唯一的不变的人格神上帝并创生法律来对治人性之恶。中国智慧表现为对变动不居的宇宙、社会和人生运行规律的一种直觉的参悟、顿悟,认为智慧即是循"道"而行的德性体悟,是来自"仰观天象,俯察地理"的生存实践基础上的顿悟式的常识理性。中国智慧重事实和价值、德性之知、天道与人道的合一。中西方对智慧的理解就文化传统、认识论、伦理学的种种视角来看确实有差异,而实际上就深层次或大眼光来看,彼此都是相同相容,也是可以相互融合创新的。中西智慧比较不仅要突破西方中心论,也要突破中国中心论,在整合创新的基础上应内化为公民人格建构的教化实践中。     

论唐君毅的老子道论中的“直觉说”

唐君毅先生认为老子哲学中的“道”具有六种含义,其中第二种形上道体的含义可以贯通解释其余五种含义;人是通过直觉的方式来领悟形上道体之存在的,而非信仰、理性推论等方式。袁保新教授对“直觉说”的成立基础与普遍有效性进行了质疑,他认为这种观点无法满足现代人的心灵,且不具有普遍有效性,因而无法证成形上道体之存在。通过分析老子哲学中的“心”的双重结构、《老子》文本中所示的修道工夫与体道经验可以知道,老子在其体验中所获得的真理与洞见是对每个人开放的,所有经由致虚守静的修养工夫而具有虚极静笃之心境与存在状态的修道者,皆能够获得“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的体道经验。     

洪州宗心性论思想述评

洪州宗是马祖道一及其门徒所传的禅宗之正系。本文重点评述了洪州宗人提出的“平常心是道”的命题以及在此基础上展开的“触类是道”、“即心即佛”与“非心非佛”、“清静本心”与“见闻知觉”、“心即是佛”与“无心是道”、“有情无佛性”与“无情有佛性”等心性论思想,由此说明了洪州宗重视发挥主体意识的能动作用,强调任运自然,主张在现实生活中实现精神超越的生活禅、世俗化倾向,以及强调直觉体悟而反对知解的方法特征。     

论中国传统哲学的直觉思维方式

中国传统哲学所推崇的直觉思维有整体性的特征。一方面,思维主体是作为一个知、情、意的统一整体而进入思维领域;另一方面主体思维活动的结果所获取的是一个真、善、美相统一的整体性精神境界。这就决定了,中国先哲的思维不可能是“思”,而只能是“悟”,即直觉。在把握好象世界的途径上,主体采取了比类和意会两种基本形式,前者以宇宙的整体为认知对象,后者以宇宙的本体为认知对象,但两者都不是逻辑的、分析的,本质上都属于直觉的思维方式,体现了中国传统思维的一个方面的特质。     

责任的“体”与“知”

杜维明的体知概念包括伦理之知,体知责任是其中的主要内容。体知责任在认识层面上表现为“负何责”的问题,即人是如何体知到伦理责任的?梁漱溟和列维纳斯提出了“理性”和“欲求”两种体知责任的方式。体知责任在实践层面上表现为“如何负责”的问题。责任的践履不是现成的,而是在伦理情境中生成的。上述两个话题都涉及到“负责为何”的根本性问题。在人际关系中体知责任是人的存在获得统一性和责任主体得以确立的保证。从尊重或敬重等不同的路径来体知责任进而塑造责任主体本身就是我们应该担负的“责任”。     

孔子的人伦观与马克思的社会关系论

马克思主义在中华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发展壮大这一事实说明了它与中国文化的相融相通。寻找这种会通，学术界有人倡之，“马克思的思想与重视社会人伦关系的孔子、孟子的思想会通处之发现，或许是件有意思的事”。本文拟将孔子的人伦观和马克思的社会关系论作比较分析。一“伦”在中国古代典籍中的含义十分广泛，当初并未专指人伦，常与“和”相联系。声音、语言、事物、行为中的伦，都与“和”相通，皆归于“和”。“和”内含着一定的秩序、位次，以后“伦”就成了人与人交往、关系的秩序，其意仍在于和。伦是人的活动秩序，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