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农地制度变迁过程

中国农地制度改革历经了四十多年的艰难跋涉。其间改革的成功和失败相互交织,共同影响着中国农村和农业经济的发展,既不泛土地产出的戏剧性增长令人赞叹不止,也曾因农业绯徊和受阻而引起人们的迷惘和关注。农地制度变迁过程的反复性却给人们留下了诸多耐人寻味的问题。本文试图运用制度经济学理论及有关产权理论去考查中国农地制度变革的历史,并就中国农地制度改革趋向应遵循原则略抒己见。     

农地使用制度变革的模式选择

农地使用制度的变革一直是农村经济改革的中心线索之一,农地使用制度的变革也一直伴随着农村经济改革的进程。深化农村经济改革,也必然要求深化农地使用制度的变革。本文试图从理论上对我国农地使用制度变革作些探讨。一、农地使用制度变革的目标农地使用制度变革的目标,基本上包括以下三个方面:1、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提高土地生产率。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而土地资源高度稀缺的国家,因此,珍惜     

农地经营制度创新的经济学思考--基于荆州市农地经营现状的调查

制度创新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泉,探索农地经营制度的创新,对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义。因此,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讨论了荆州市农地经营制度创新的作法并提出了相应的发展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村级组织的农地调控权——对山西省Z县鲍村的调查与研究

本文以山西省Z县鲍村为个案,对改革开放以来村级组织的农地调控权进行了研究,指出村级组织农地调控权具有多种表现形式.村级组织在运用国家法律、法规作为其实行土地调控权的制度资源的同时,也存在许多变通之处.村级组织实行农地调控权对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稳定农村社会秩序具有积极作用,但也存在一定的隐患.     

农地纠纷的成因及其对策思考

农地是农民最基本的生产和生活资料,直接关系到农户的切身利益,我国农地纠纷问题日益突出,影响了农村社会稳定和农业的发展。本文阐述了我国农地纠纷案件的主要特点,分析了农地纠纷产生的原因,提出解决农地纠纷的对策,对推动农地制度的改革,保持农村经济社会稳定,提高农民收入,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农地使用权流转的背景分析

以调查研究资料和典型案例为基础,从中国农户农地经营现状、农户的家庭基本情况、农村经济发展情况等方面分析中国农地流转发生的基本制度背景和经济背景,阐明中国农地流转制度建设的必要性和农地流转发生的必然性,指出农地流转是农民自我选择的结果。     

农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管理初探

从当前农地资源利用与配置不尽合理,尤其是农地流转与利益补偿机制缺乏的现状出发,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农地制度也必须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实现农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管理。着重探讨了新形势下应如何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经营使用权,促进土地使用权商品化和农地资源的有效流转与合理配置,推动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也是我国当前加强农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管理亟待研究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     

中国农地法律制度的困境及其对策——日本农地法律制度对中国的启示

针对目前中国农村土地流转率偏低、农地市场发育缓慢这一现实状况,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考察和研究中国与日本的农地法律制度差异,结果表明: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农地产权制度,发展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等是当前改革和完善中国农地法律制度的关键.     

长期而有保障的农地产权:适应城镇化的制度供给

农地产权制度创新与农村城镇化互为条件。新中国建立后的四次农地制度变迁与城镇化的起步阶段、停滞阶段和稳定发展阶段相对应。承包制促进农村城镇化的制度效率已释放,其负面影响日益显露,农地产权创新势所必然。长期而有保障的农地产权是适应城镇化的制度供给。     

农村土地使用权转让制度初探

农地使用权转让制度是中央 为促进农村经济持续发展而进行的制度创新，但其与现存制度的冲突又成为制约其作用充分 发挥的桎梏。有关部门、地方制定修订法律法规和经济政策时，应对农村土地使用权转让 的具体运作制度予以高度重视，使之在微观层面上更具现实操作性。     

对农村土地调整制度的解析

目前我国对农村承包土地的调整制度的研究主要是针对其性质、利用等方面,主要关注土地的经济性,极具经济学话语。而农地调整制度除应具有经济效能以外,还有稳定农村与保证农民生活等社会价值,有利于化解人地矛盾、调整农村经济结构和农民实行新的合作。目前农地法律制度在下乡过程中又与农村实际显示出一定的不协调性,在调整被国家严格控制的同时,农村对农地的调整需求却还是不少,而且调整制度在当下成为解决土地困境的渠道之一,使得对农地调整制度进行解析尤为重要。     

改革完善农地制度促进农村城镇化发展

农村城镇化受诸多因素影响,其中农地制度及其改革会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对农业劳动力和人口向城镇转移的外推力,对农村城镇化产生积极作用。我国现行的农地家庭承包制由于以行政手段供地和缺乏农地流转机制,使得农民与农地关系凝固化,影响了农村城镇化进程。我国农地使用制度的进一步改革与完善应引入市场机制,促进农地流转和集中,增强农业劳动力的排放力度,割断转移出来的农业劳动力与土地的联系。并通过农地市场流转,使转移出去的农民得到放弃农地权利的报偿或对农地投入的补偿,使其愿意放弃农地,安心从事非农产业,促进农村城镇化发展。     

消除我国农地流转障碍的路径分析基于社会保障的视角

农地流转作为资源优化配置的方式,是促进我国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要途径。但是目前来看,我国农地流转速度缓慢,水平不高。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农村社保体系的不健全以及其他相关制度建设的缺失。为了促使农地流转顺利有序开展,必须首先从完善农村社保体系入手,并配套其他相关制度建设。     

农地由细碎化走向规模化的制度优化及路径——基于农地经营权资本化的视角

农地经营权资本化既是促进农地规模经营,转变农业增长方式的现实选择,也是实现农地流转机制创新及其效率增进的客观要求。论文在对农地经营权资本化发展内涵分析的基础上,探究了农地经营权资本化驱动农地规模化的内在机理,从模式诞生背景、模式主要特征、模式实践效果等层面,对比分析了以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农村土地使用权信托、农村“土地银行”等为代表的几种农地经营权资本化运作模式的特点,提出通过培育农地经营权资本化的有利环境,来克服农地制度变迁过程中的路径依赖,加速农地规模化。     

试论我国农地承包经营制度改革

我国农地承包经营制度对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但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制度的缺陷已日益显现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改革现行农地承包经营制度势在必行.应当建立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完善的、科学的农地使用制度.     

养老依赖、生命周期与农地流转——对农村老人转出农地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农地流转实现的关键在于转出方的转出意愿,在当前农村劳动力老龄化背景下,研究农村老人转出农地的意愿对促进农地流转、提高农地生产效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对湖北省的抽样调查数据,考察了农村老人转出农地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特别关注了农地养老依赖以及个体生命周期对农村老人转出农地意愿的影响。研究表明:一方面基于对农地养老的依赖,农村老人转出农地的意愿受到了抑制,但另一方面基于生命周期的约束,农村老人转出农地的意愿却逐渐提高。对农地养老功能的依赖是影响农村老人转出农地意愿的根本原因,农村老人对农地养老的依赖程度与其转出农地的意愿呈反比;而生命周期是影响农村老人转出农地意愿的重要因素,随着农村老人年龄的增长,其转出农地的意愿逐渐增加。另外,生命周期对农村老人转出农地意愿的影响很大程度依赖于其对农地养老依赖的消减。     

农村耕地抛荒与土地流转问题的理论探析

耕地资源的稀缺性、不可再生性以及在整个自然资源中的不可替代性决定了追求和实现耕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重要性与必要性,这是实现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全面持续发展的关键和基础。然而近几年来,由于受利益驱动的影响,在我国农村很多地方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耕地抛荒现象,与此同时土地流转应运而生,分析其流转的动力,主要有经济利益实现、追求规模效益、制度变迁和制度运行、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几个方面。据此,本文提出了治理耕地抛荒、促进土地流转的对策措施,以期优化土地流转的内外环境,遏制耕地抛荒,促进土地流转,提高农地利用率,进一步促进农业及农村经济发展。     

农村土地制度的深层矛盾与改革设想——以陕西为例分析

农地制度是农村经济制度的基础，现行农地制度阻碍了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基于对陕西600个农户的问卷调查和对相关部门的访谈调查，认为现行农地制度的基本矛盾在于农地的生产要素功能和社会保障功能之间的矛盾。农地的生产要素功能要求对农地进行规模经营，要求农地产权稳定、可交易，但农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却要求平均分配和定期调整农地，并限制农地的自由交易。据此，文章主张赋予农户永久的农地使用权，并允许已经有稳定非农收入的农户出售农地使用权，但在交易中政府征收社会保障金，以逐步将农户纳入现代社会保障体系。其目的是在充分实现土地的生产要素功能的同时为农民提供社会保障。     

试论农地使用权流转法律制度建立和完善

本文论述了农地使用权流转法律制度的基本特征及其目标模式和基本方式，并阐述了农地使用权流转法律制度建立和完善对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农村经济的意义。     

农地流转正外部性的经济法激励探讨

从农地流转的一般理论出发,提出农地流转的正外部性主要表现在促进农业现代化、农村城镇化、农民市民化等方面。为了提升农地流转正外部性,必须坚持经济法的平衡协调理念、资源优化配置原则和可持续发展原则,以实现经济效率、经济公平和社会和谐的目标。在实践层面,分析了美国、日本和法国等在农地流转正外部性激励方面的有益经验,提出应从产权划分法律制度、财政税收法律制度、金融信贷法律制度及中介主体法律制度等方面着手,实现对我国农地流转正外部性的法律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