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天涯海角"考释

广西钦廉一带的"天涯海角"是我国历史上有地物为证和确切空间范围的"天涯海角"之一,这种地物标志就是天涯亭和海角亭.自宋至清末,有大量吟咏广西"天涯海角"的律诗和文论.广西的"天涯海角",实有恢复和旅游开发的必要.     

黎族"禁"习惯法的演变

"禁"是黎族传统文化中特有的一种现象.黎族"禁"习惯法主要包括"查禁"和"除禁"两个方面."禁" 习惯法的演变经历:产生、兴盛、衰落、消亡四个阶段.这一演变过程与黎族社会历史类型的转变相对应,是内外因长期综合作用的结果.     

"兽形兽语"与"兽形人语"——中外动物散文的几种类型

动物散文大致可分现代意义、传统意义和寓言体三大类型.现代意义的动物散文又有体现生态主义思想和宣扬动物解放理论的两种.现代意义和传统意义的动物散文主要特点是"兽形兽语",而寓言体动物散文主要特点是"兽形人语".     

寻找"民俗的意义"——阿兰·邓迪斯与理查德·鲍曼的学术论争

阿兰·邓迪斯与理查德·鲍曼都是蜚声国际的美国民俗学家,都非常重视"民俗的意义"的阐释工作,然而,他们的理论观念与研究方法截然不同.他们之间关于"民俗的社会基础"、"情境"以及"宏大理论"的学术论争全面地反映了两种民俗学思想之间的分歧,形成了目前国际民俗学界两种竞争性的研究范式.     

宗教复兴与大众政治——"文明交往"视野下近代中东民族主义的类型与道路

近代中东在东、西方文明交往过程中呈现多重二元对立的现象和特征.因此,近代中东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伊斯兰复兴类型,以苏丹、利比亚、沙特为代表;二是现代大众政治类型,以土耳其和埃及为代表.从文明的内、外部交往的角度分析这两种类型,无论是从历史环境、担纲主体、阶级力量、目标任务方面,还是从依靠理念、组织方式、具体路径乃至对现代民族国家早期现代化的启动等方面来看,二者都存在很大的差异,但二者之间还存在能够彼此交织、融合的空间.伊朗近代民族主义就是宗教复兴与大众政治两种形式的典型结合.     

西北回族"复合型经济"与宏观地缘构造的理论分析

本文以历史与现实、微观与宏观、区域与整体贯通一致的系统视角,尝试构建西北回族的整体性理论,提出"复合型经济"模式,并从"三块高原-两种经济类型"与"茶马互市"地理布点相吻合的关系,以及从"弱商业联系"到"强商业联系"的演进过程,解释了回族经济的特点与原因,揭示现象背后复杂深刻的规律,并对回族生存过程中与外部发生的重要关系问题提出新的解说.     

论"民族"与"族群"的界定

本文认为,当前"族群"和族群理论的应用在一定范围内泛滥,有取代"民族"概念的趋势,应该引起注意.两个概念都有特定的内涵,不能互相取代."族群"概念应是"民族"概念的补充,是对"民族"的细化研究.准确地把握它们的含义和关系,有利于正确地指导民族工作的实践.     

缺少的分享——喜马拉雅东部(中国云南西北部)作为“整体社会事实”的分享的仪式语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云南西北部怒江、独龙江流域居住的独龙族、怒族等邻近族群之间存在着一种共通的"议式语言".这种仪式语言通过宗教祭祀活动以及分享杀牲后的肉食过程体现出来.在这一地域社会中,各种社会、政治和经济关系都依赖于这种仪式语言展开.虽然目前这种分享的仪式日渐式微,但分享的意识依然体现着族群内部的"社会结合"方式.通过独龙族仪式语言的个案分析,旨在与利奇关于克钦社会的"仪式语言"研究进行对话.     

蒙古族"羊尾巴儿子"故事类型解析

"羊尾巴儿子"类型故事以<拇指般大的儿子>、<山羊尾巴儿子>、<尾巴儿子>、<鹿尾巴儿子>、<耳朵般大的儿子>、<羊羔尾巴儿子>、<绵羊尾巴儿子>等多种形态流传于蒙古民间,是蒙古族中流传较广的故事类型之一.文中对蒙古族"羊尾巴儿子"类型故事的十二篇异文进行母题比较研究,概括出该类型故事的三个类型变体,从而归纳了其基本类型.通过对蒙古族与其他民族同类型故事主要母题的比较研究,阐述了蒙古族此类型故事的发展与演变,并探讨了一些母题的文化内涵.     

《史记》所见"胡"与"匈奴"称谓考

<史记>中所见"胡"与"匈奴"两种称谓,其含义是有明显差别的.战国时匈奴及北亚草原各游牧部落,大多以"胡"为名."胡"的称谓泛指或分指"诸胡","匈奴"的称谓则专指匈奴.秦汉之际,匈奴在政治上统一了北亚草原,汉人的观念也随之发生变化,"胡"与"匈奴"两种称谓频繁互换,出现了严重的混淆."匈奴"的称谓既指匈奴,也指汉朝北境"诸胡".而<史记>以"匈奴"指代战国"诸胡"的做法,正是司马迁用汉人观念解释旧史的结果.     

灾难中的"国族"与"族群"

通过5·12汶川大地震救援进程的推进案例,分析了国族与族群在具体情境下的转换规则,并探求其中的文化蕴含.     

从"没有统治者的部落"到"剧场国家"

古迪(Jack Goody)在追忆其所亲历的英国人类学的转变时说过以下一段话: 涂尔干的事业,对于人类学家界定其问题意识,无疑起到巨大影响,而这种影响不仅来自埃文思-普里查德本人,而且也来自那些受牛津大学训练的学者以及诸如福忒思、格拉克曼、斯瑞尼瓦斯(Srirvivas,1916-1999)等较年长的学者,这些人像杜蒙一样,曾担任该大学的教员.     

“引路菩萨”与“莲花手”——汉藏持莲花观音像比较

敦煌藏经洞出土了许多精美的幡画,其中有的注明为“引路菩萨”。通过图像特征,可以确定这种“引路菩萨”属于观音菩萨的一种身形,其宗教功能是作为阿弥陀佛的助手,引导死者往生西方净土。同时,在藏传佛教造像中广泛流行的“莲花手”观音,虽然在造型、名号上与前者并不相同,但经过笔者的考察,证明汉传佛教中的“引路菩萨”与藏传佛教中的“莲花手”在宗教功能上是一致的,是观音菩萨在不同的宗教系统中所呈现的不同图像样式。     

解读"整合"与"民族整合"

"整合"和"民族整合"两词在当前的学术论著中出现频繁,学者们对"民族整合"的理解也各不相同.实现学术话语的趋同性认识和使用,有利于消除歧异性理解,形成认知上的共识.本文在对"民族整合"的不同表述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并认为"民族整合"是不同于民族融合和民族同化的功能和过程.     

《想象的共同体》中的"民族"与"民族主义"评析

“民族”和“民族主义”在概念界定上的模糊及由此导致的实践层面上的泛滥,使它们成为某种不言自明的东西。一系列贴上民族主义标签的伪命题有助于政治色彩的动员,却无益于认识民族主义的本质。对于它们的历史根源及历史变迁,不同领域的学者有其各自不同的视角,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①一书中就试图从人类学的角度对民族主义这个“异常现象”提出一个比较令人满意的解释。一、民族产生的根源安德森开宗明义地给民族下了一个定义:“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成为本质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inherentlylimite…     

历史视野中的"全球化"与"民族-国家"

“全球化”与“民族-国家”是一个矛盾统一体。一方面,它们是矛盾着的对立面,全球化的发展似乎注定要带来对民族-国家及其主权的否定;另一方面,它们又是统一的,它们统一于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之中。二者都是由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扩张所引发的必然的社会结果,并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只要资本主义还存在,只要阶级还存在,无论全球化如何发展,民族-国家都不会消亡。     

吐蕃统治敦煌的监军、监使

吐蕃统治敦煌时期设有大监军使,简称监使,又称为节儿监军,藏文写做khri spyan或rtse rjespyan,即万户悉编或节儿监军,也可简称为节儿,是仅次于敦煌乞利本(khri dpon,万户长)的当地第二号军政长官,主管军事、司法、农业生产等事务。另外,吐蕃在敦煌还先后设置了汉人部落监军、汉人监军(rgyavi spyan,亦译为唐人观察使)等官员,地位在大监军使之下。在吐蕃统治下的河陇、西域及其他地区也设有悉编(spyan)一职,为吐蕃在该地区的重要职官。这一职官对后来河西归义军政权的职官制度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鞑靼模式"与"车臣道路"的比较

鞑靼斯坦与车臣共和国是俄罗斯联邦境内的两个自治共和国 ,它们曾分别于 1 990年 8月和 1 990年 1 1月提出了主权要求 ,但是其结果却有天壤之别。前者经过与俄联邦中央谈判 ,达成妥协 ,拥有很大的自主权 ,形成了联邦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的新模式 ;而后者却发展成为严重的政治危机 ,并升级为旷日持久的武装冲突 ,造成了灾难性后果。本文试图分析 :为何“主权之路”起点相近 ,其政治结果却截然不同 ?一、历史发展道路鞑靼与车臣都是在沙皇俄国的长期武力征服过程中被并入俄罗斯的。鞑靼人早于车臣人与沙皇俄国发生了联系。“鞑靼”这一族称最初泛…     

从洁净到卫生:藏族农民洁净观念的嬗变

通过国家利用政权的力量,学校对学生的教化作用,及田野调查的资料论述西藏藏族农民洁净观念的转变,以及"洁净"和"卫生"观念在藏族农村社会的整合,认为从"洁净"到"卫生"的转变过程折射出西藏社会文化变迁以及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