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辟举问题探讨

东汉时期的辟举以选拔中央和地方州郡各官府的属吏为目的。虽然各级辟主可以自行辟除属吏,但国家对辟举仍有较多的限制措施。中央和地方官府辟举的类别具有多样性,以此保证辟举有多方面的人才来源。在东汉的社会条件下,辟举起到的作用,不只是使辟主获得一些僚佐,而且,也为一些比较稳固的官僚集团的形成创造了条件。东汉中后期,由于国家政治统治趋于腐败,并且,地方大牲、冠族势力也日益发展,因此,国家对辟举的约束很难收到实效,辟举出现了很多弊端,日益混乱。这种情况已呈现无法扭转的趋势。     

宋代应辟者的价值取向

与唐代士人相比,宋代士人对于应辟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最为突出的是不像唐代士人那般急切,对于应辟入幕也不像唐代士人那样有很高的热情.究其原因,这当与唐宋士风的不同有很大关联.本文通过对史料的发掘,时宋代应辟者的价值取向问题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     

法律语言中的对举

在社会生活中,法律关系是多种多样的,而各种法律关系都有其对应性,这种对应性往往以对举的语言形式显示出来.法律语言的对举形态有法律专业术语的对举,合成方位词"以上"和"以下"对举,句子对举,篇章、段落对举.法律语言对举的大量运用,可突出法律行为的本质特征,突出法律行为主体的权利或义务,突出争诉焦点或分歧关键,而其得以普遍运用是由法的基本特征所决定的,是法律文书规范性的体现.     

论道教的辟恶梦之法及其影响

道教对于梦的研究由来已久,它既有关于梦的形成机制的理论,又有以“占梦”“禳梦”等为目的的操作系统,其中以“辟恶梦”之法最为重要。在“辟恶梦”方面,道教既通过默念咒语以祈求于神灵,又采取“叩齿”“咽液”和按摩有关穴位或身体特定部位的方法,并且还运用某类药物,要求“慎无语人”。道教的“辟恶梦”之法对于古代中医学的发展,无论在理论研究方面还是在临床实践方面。均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宋代外交往来中的押伴

宋朝与周边国家和民族间外交往来频繁,押伴作为朝廷派遣的陪伴客使官员作用不可小觑。押伴的派遣分为中央和地方两套体系,具体职责包括按时、顺利伴送客使赴阙,协调国家关系与信息沟通,监视客使、打探情报等。宋朝对不同国家和地区使者接待仪礼与规格有区别,因此其陪伴官员称呼有所不同且随着国家间关系变化而产生微妙变化。     

宋代的童子举

童子举起源于汉代从童子中选拔人材的制度 ,唐代成为科举制度的一部分。宋代童子举虽几次停罢 ,但多数时间都得到实行 ,且在南宋中期较为制度化。童子举的选拔程序为州郡推荐、国子监初试、中书省复试、皇帝亲试。考试内容以背诵儒经为主 ,兼及诗赋等。正式录取为授官、赐出身 ,另有免解、赏赐绢帛等奖励办法。宋代在校学生、女子、宗室外戚中也实施了童子举。宋代童子举对当时文化发展、人材选拔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由于过于偏重死记硬背和脱离社会实际 ,所以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宋代童子举失败的教训多于成功的经验 ,了解其经验教训对今人的智力早期开发具有借鉴意义     

宋代策问中的科举

试策是宋代科场上的重要文体,宋代试策承以唐制,应用广泛。宋代策问中涉及科举的部分,一般会提问历史上与本朝的科举学制、士风与人才、科场弊端、科目兴废等问题。北宋的科举之问一般篇幅较短,南宋则篇幅加长,内容更为丰富,在传统的发问之余,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命题,如王十朋将前朝取士与政局翻覆结合起来的质疑,陈傅良关于恢复唐制的想法,周必大、朱熹、许应龙等在策问中对于词科的不同态度,以及程珌对书院的提问等新内容。浙东学者对科场的重要性有清晰的认识,而浙东地区在科举中取得的成功,对相关科场文章的撰写指导也形成了正面并且循环的刺激。浙东学者在科举之问上也投以一贯的关注,而在策问的制度沿革方面尤能体现其所擅长。     

宋代商业管理中的伦理精神

宋代统治者为适应宋朝这一时期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形势,采取了一些措施,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相关法律来加强对商业的管理。这些政策和法律既体现了宋代政府对商业的重视,同时也蕴含着丰富的古代经济伦理精神和思想。     

宋代批评视野中的柳文特色

柳文无论在唐代还是宋代都已经被世人提到了一个备受推崇的地位,尤其是有宋一代,穆修、柳开等北宋初期倡导古文运动的文人将柳宗元与韩愈并提,是对柳文评价的一大进步。整个宋代对于柳文艺术特色的探讨主要集中在清泠如泉的意境、峭拔凌厉的语言以及奥僻艰涩的风格三个方面。     

宋代教坊与宋代音乐文学

宋代音乐文学十分繁荣,其音乐文化的发达与音乐制度的完备为此期音乐文学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宋代教坊作为一个重要的宫廷音乐机构,不但全面介入了宋代音乐文学的创作,并且凭藉其创作与演出实践深刻影响了宋代音乐文学的发展进程.     

论宋代科举户籍制

宋代科举中有一不为人注意的辅助制度———科举户籍制。宋代科举强调应举者须有户籍并自本贯应举 ,对户籍的审查、认证、确定有一整套规定 ,贯穿于科举的全过程。作为科举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科举户籍制维护着科举质量和选拔程序 ,并在制止种种冒贯应举弊病中不断完善。科举户籍制也是宋代户籍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实施过程中促进了户籍制的发展 ,并从一个侧面充分展示了宋代户籍制的奥秘。     

宋代理学与《春秋》学

宋代许多注经著作中已经渗透了理学思想,而理学家所阐发的内容也大多离不开经学。理学是经学演变的合逻辑产物,理学以经学为根柢,同时,理学又指导并服务于经典解释。具体到理学与《春秋》学的关系,则是包括《春秋》学在内的经学变古之风促进了理学的产生;理学在建立后,则又依傍《春秋》阐发义理,进而对宋儒关于《春秋》性质的认识、解经方式、内容诸多方面以深刻的影响,宋代《春秋》学最终完成了理学化的过程。     

宋代荐举与士风

宋代荐举制度在选官中的地位较之前朝后代都有所增重,使其在官员仕进之路中逐渐发挥"指挥棒"的作用,兼之制度的不完善,士人为谋求荐举,造成了"奔竞"成风的社会现象.由此在客观上对有宋一代的士风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宋代虽不乏在荐举中坚守道德,砥砺士风的士大夫,但在现实环境之中,却虚弱无奈.虽对士林有所激励,却根本无力改变社会现状.荐举之风的不正加剧了士风恶化,不但是一个社会问题,更重要的是制度问题.     

宋代佛教与官府财政的关系--以曾巩与苏轼的见解为例

宋代,佛教与官府财政的关系是时人颇为关注的问题。许多有识之士纷纷提出自己的见解和主张,曾巩与苏轼即为其中的典型代表。曾巩的挤压见解与苏轼利用佛教生财的主张,表面看似对立,但二人的主旨却是一致的,即通过对佛教资源的再分配,解决政府的财政危机。当然这一紧一松,与二人的性格和仕途经历有密切关系。曾巩的处事严谨与苏轼的放达宽容,曾巩的任职京师、编修史籍与苏轼的任职地方州府首长的经历,形成鲜明对照。     

北宋入中制度论析

入中是北宋长期实施的制度,对沿边地区储备军用粮草和充裕京师财政有重要作用。商人将物货(主要是粮草和现钱)入纳沿边州军或京师,异地支偿茶、盐、香药和钱等,是入中的基本内容。茶法、盐法的改革与入中制度密切相关。入中制度的不断变化,是政府与商人分割争夺茶盐之利的体现。     

论宋代契约关系和契约法

宋代契约关系广泛存在于农业、手工业、商业和服务业中,契约类型日趋多样化,契约规则支撑着社会经济的进步并有助于社会趋向平等。国家加强了对契约关系的规范,但民众在田宅交易中仍然对契约习惯有依赖心理,司法实践也未完全否认契约习惯的效力,习惯法在一定程度上仍有助于契约关系的发展和完善。     

宋代土地买卖多样化及其所反映的关系

宋代土地买卖异常频繁且形式多样,除了传统的直接买卖之外,由借贷抵押所引起的土地所有权转移亦可看作是一种间接的土地买卖。在这些多样化的买卖中,佃权转移时常发生,从而出现了"永佃权"及"二地主",表明了经济关系在土地流转中变得更加复杂多元化。与频繁且多样化的宋代土地买卖相适应,国家也出现了从土地配置到"司券"之职能的转变。     

宋朝科举考试制度改革

为了杜绝科举考试过程中出现的舞弊行为,维护科举考试的公正原则,选拔优秀人才;也为了缓和权贵势要与普通士人的矛盾,宋朝统治者在开国之后逐步对科举考试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这些改革所体现的维护国家考试之公正原则的意向值得肯定,并且也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为后世考试制度的完善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丰富经验与教训。     

宋朝的政府购买制度

所谓政府购买，是政府为满足自身的消费需求以实施统治或提供公共服务，使用财政性资金购买货物或劳务的行为。购买作为中国封建时代政府消费物资的供应方式之一，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在宋代占据了主导地位，并形成了一整套管理制度。主要有设立了一些职司购买的决策执行机构，确立了购买的预算计划制度，建立了价格反馈系统，采取了多种付款方式，实行了招标承包的买扑制等。     

宋代殿试评卷制度探析

宋代殿试评卷制度包括阅卷考校、评定等级和皇帝裁定名次三个部分。宋代殿试阅卷采用三级考校定等制度,宋初仅有一次考校,宋真宗时期开始实行二级考校,并由二级考校发展为三级考校,宋仁宗时期创立了别立等第法;评定等级在宋初变化不定,至宋真宗朝逐渐成型,进士分为五等,诸科分为三等,宋仁宗以后基本上继承和完善了这一制度;皇帝裁定名次主要集中于状元和前数名进士,裁定标准往往出自己意,具有一定的随意性。总之,宋代殿试评卷制度草创于宋太祖、太宗朝,成型于宋真宗朝,并在宋仁宗以后不断发展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