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问题小说”创作观批判

赵树理独特的“问题小说”创作观 ,既导致了赵树理在当年的轰动 ,又注定了赵树理在当下的落寞。这一创作经验启示人们 :只有既书写历时性问题 ,又臻于艺术胜境的文学 ,才有可能拥有恒久的生命力     

四代兴“教化”成因探析

教化具有德治的意蕴,德治是治国的一种方略;教化具有社会化的意蕴,是社会化的手段和过程。教化自从西周时起就一直成为社会实践的一项内容,虽然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不曾间断,但由于各种原因所致,它在社会历史的不同时期不同朝代,受重视的程度和实际效果有所不同:西周是社会教化雏形阶段,西汉是教化的成熟时期,宋朝是教化的发展时期,明朝是教化的进一步发展时期。四个朝代之所以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大兴教化,这与各个王朝建立的背景有关;任何一个朝代的建立都有其独特的地方,四代兴教化也同样有各自的特殊原因。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开国帝王的身世;四代兴教化的文化缘由之一,就是大师涌现,形成关于教化的理论。     

儒家小说观与唐前志怪小说

唐前志怪小说研究近年来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取得了颇为可喜的成绩,但人们的眼光往往局限于宗教方面,鲜少有从儒家思想角度着眼探讨的。儒家思想以实用理性为根本,反对荒诞不经的神鬼怪异之说,不仅直接影响了唐前志怪小说的形态,也在客观上阻碍了小说文体的发展。     

两汉时期的礼乐教化观

"礼乐教化"是儒家所提倡的主要国策,也是汉代施行的主要社会政策.在汉儒的礼乐教化理论中,"礼乐"之所以能够发挥教化之功,主要由于"礼乐"本身就是一个包涵"仁"和"(人)情"的价值载体;至于施行教化的必要性,汉儒则从天道、历史和人性等角度进行了充分论证,建立了一套系统的理论.深入研究汉代社会在"礼乐教化"方面的理论贡献,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汉代乃至整个儒家传统的基本特色.     

小说可以“观”——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观念考

"诗可以观"是儒家对<诗>之功能的经典阐释,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家在时代语境下运用"观"之诗学理论建构起了自己的小说观念,以适应小说传播的需要.志怪小说观念建构根植于儒家尚"学"的精神传统.     

钱大昕的小说观

钱大昕对文人笔记小说的史料价值非常重视和肯定,对唐传奇、明清演义等通俗小说持严厉批判态度,认为前者有益于正史研究,后者为社会人心之害,亟宜焚而弃之。我国古代小说一直处于非正统地位,深受正统学者鄙视,清王朝又实行大力禁毁通俗小说的文化政策,钱氏身为经史学家和儒家学者,终生为官治学,形成上述小说观就不难理解。它代表着经史学家、儒家学者这一类人独特的小说观,有积极合理性,也有狭隘片面性、不合理性。     

思想渊源·历史赓续·实践价值：党的人民至上观的三维释读

坚持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重要历史经验之一。党的人民至上观根源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深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百年来,党的人民至上观的话语体系与理论内涵不断丰富发展,形成了人民至上观的发展谱系;在新征程上,秉承党的人民至上观将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理论支撑和精神动力。     

王跃文的小说观

王跃文是一位有着理论自觉和理论素养、学者气质十足的小说家。他擅长通过随笔、杂谈和演讲发表对小说的真知灼见。在他看来,好小说必须讲好故事,而这也是好小说最起码的要求。但他又认为故事好编,日常难写。他本人更偏爱日常而非宏大、平淡琐碎而非离奇曲折的故事。因此,他所言的“讲好故事”本义是“讲好”故事而非讲“好故事”。在他的观念中,“讲好”故事的关键是写好人物,因此写好人物是小说家最起码的责任。写好人物则依赖于细节刻画。王跃文侧重讨论故事、人物和细节以及三者之间内在的逻辑关系,这非常符合他“顽固的现实主义文学者”的身份。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树神”崇拜与生态审美教化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记载了不少“树神”崇拜活动。“树神”崇拜活动具有尊重自然、敬畏自然的生态教化意旨,其祭祀礼仪、巫术舞蹈中蕴藉着审美意味,整个崇拜活动与初始生态审美教化是合一的,应该属于生态审美教化的一种初始形态。崇拜活动多以“巫术”为主,“巫”表演图腾舞蹈,“事神人之事”,以向所有参与者潜移默化地传达出一种敬畏“树神”,尊崇自然、爱护树木、保护生态、顺应自然,不得破坏树木的生态审美意识。通过祭祀活动以生成敬畏“树神”的心理意念,以实现生态审美教化。生态审美教化与信奉、敬畏、信仰精神密切结合,教化功效呈现出多元性,诸如“人”“树”互济与互佑、人神和煦、天地圆融、人世和睦,期盼与祈求合一。祭祀场景、祭祀仪式,一切都井然有序,使参与者通过强烈的情绪感染而获得一种潜移默化的熏陶。     

唐宋时期小说虚实观论析

唐宋时期小说文体走向独立、创作迅速发展并趋于成熟,小说虚实观也呈现出因循与创新并存的局面。唐宋时期小说虚实观有沿袭前代小说理论注重“实录”观念的成分,同时不断拓展延伸,走向新变,虚构手段及其美学价值逐渐受到重视,反映了随着小说文体革新小说虚实观念的变化历程。     

当代黎族的婚恋观及婚姻成立条件

本文探析黎族婚恋观与婚恋行为特点,以及婚姻成立条件。     

李伯元与“谴责小说”的兴起

晚清“谴责小说”的兴起,并非如鲁迅所论兴起于庚子事变后的1901年和受庚子事变的刺激,而是兴起于1903年,原因是以李伯元为代表的报人作家对梁启超发起的“小说界革命”的响应。《官场现形记》开创了晚清旨在揭露官场腐败及其原因的“写实派”社会小说的典范。     

论李渔小说创作的新质

李渔小说以其“无声戏”理论为指导,创作出具有独特个人风格的小说作品,在清初小说作家中独领风骚。李渔的小说创作呈现出从改编到独创、从实录到虚构、从道德说教到作家主体意识觉醒的飞跃。因此,李渔小说显示出不同于前人的独特风貌,他在中国小说史上的作用和地位应得到足够的认识和重视。     

《歧路灯》传播与接受之难溯源

明清时期是我国古典长篇小说发展的高峰阶段,长期以来,论及清代长篇小说,常常以《红楼梦》、《儒林外史》为代表.《歧路灯》作为这一时期作品,名不见经传,虽为一部六十余万言的长篇小说,生成于《红楼梦》之前和《儒林外史》之后,但是,时至20世纪80年代初,《歧路灯》才得以大规模出版.此作品于两个世纪间被"悬置",抄本之多几于其他任何作品之上,流播空间狭小,始终走不出中原大地,竟几成为一大憾事.从传播与接受角度解析《歧路灯》,有助于其研究工作的全面深入.     

大生态视野下的黎族生态

作者指出大生态包含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文章从大生态视野论述黎族生态,并阐明三大生态互动构筑理想的现代生态文明。     

李渔小说的喜剧化表现形态研究

李渔的小说有着鲜明的喜剧化倾向,其主要表现形态为:科诨艺术的穿插,利用误会、巧合等手法制造的不协调性,游离于小说情境之外的游戏心态和大团圆的故事结局,从而制造出浓郁的喜剧效果。     

童年经验对作家创作动机的影响——巴金小说《家》创作动机简析

以弗罗伊德文学创作动机理论为支撑,以巴金的《家》为个案,分析了童年经验对作家创作动机的重要作用.     

论梁启超的报刊理论与小说理论之关系

本文将梁启超的报刊理论与小说理论进行了比较,发现无论在表述上,还是在报刊与小说的功能、功用、传播方法的论述上,梁启超的报刊理论与小说理论均有着极度相似之处,而原因在于,作为一名政治家的梁启超,视任何媒介均为政治改革的工具。从此视野出发,他所能看到的和乐意看到的就是报刊及小说的宣传功能。在理论阐述上,二者之间以政治为纽带,形成了一脉相承的关系。     

李贽与中国的自由传统

从先秦开始 ,中国就形成了自己的自由传统。晚明李贽突破中国传统自由观的局限 ,将先秦以来、特别是阳明心学对自由的追求落实到感性、现实、社会的层面 ,提出了极富现代精神的自由观。这是中国自由传统的重要发展。它的产生预示着中国传统自由向现代自由的转换 ,是一笔需要我们予以珍重的民族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