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江苏的经学世家及其家学考论

清代江苏比较典型的经学世家有18家,主要集中在扬州、常州、苏州三地.它们的内部组成结构除了代代相传的纵向关系外,还有复杂的横向联系.<左传>、<周易>、<尚书>、<春秋>、"礼学"、"小学"等经学内容,在清代江苏均表现出了家学化倾向.经学世家在时间上和地域上的延伸,发展为以研究汉代经学为主体的地域性学派,江苏境内的吴派、扬州学派、常州学派均是以家族为中心逐渐发展起来的.     

康有为"托古改制"与《左传》批判研究

在晚清的政治背景和学术环境中,康有为以"托古"作为"改制"的理论依据,推行维新变法运动.为了实现以"公羊三世说"解释历史进化论的政治目的,康有为针对传统经学研究中,今文派推崇<公羊传>、批判<左传>的立场,将否定<左传>经典地位的思想推向极致.康有为的<左传>研究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和鲜明的时代特征.同时,康有为融合今文经学思想与西方资产阶级进步思想的研究也预示了传统经学的终结.     

《三国志·谯周传》“研精六经,尤善书札”辨误

<三国志·谯周传>记载:谯周"研精六经,尤善书札"."书札"应是"<书><礼>"之误,依据是:<通志>的<谯周传>"书札"作"<书><礼>";从谯周作品及谯周的经学承传来看,作"尤善书札"不合理,而作"尤善<书><礼>"则合理;<三国志>中"礼"字多讹为"札"字;"禮"字很早就已写作"礼",而"礼"字与"札"字形近,易致二者混淆.     

《四书章句集注》洋溢着多维意蕴的学术精神

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洋溢着多维意蕴的学术精神.学术文化化民易俗是<四书章句集注>促进社会文治与民众心智的基本之功;新的时代经学开新是<四书章句集注>适应时代需求革新经学传统的学术自觉;经学大宗创设典范是<四书章句集注>生发学术示教影响的高卓源泉.朱子开新经学的学术风范及其<四书章句集注>是后世中国学问主体学习的永远楷模.     

论先秦两汉《诗》学礼化的历程

<诗>学礼化是贯穿先秦两汉<诗>学的主线.所谓<诗>学礼化,是指<诗>学家以礼义解说<诗经>,使<诗经>成为礼义的载体.<诗三百>在周公制礼作乐过程中诞生,此后又广泛地运用于西周、春秋时期的各种典礼.春秋战国之际,礼学经历了由重视礼仪到尊崇礼义的重大转变,礼学转型为<诗>学礼化带来机遇,孔子及其弟子后学不遗余力地将礼义灌注到<诗>学之中.汉初今文三家诗初步建立了<诗>学礼化体系,<毛诗>最后完成了<诗经>礼化的工程,创建了植根于中国礼乐文化土壤的诗学理论.研究先秦两汉<诗>学礼化历程,可以从宏观上把握这一时期的<诗>学大趋势,突出中国古代诗学伦理化的民族特色.     

陆世仪治学取向与对礼的体认

有清一代经学的复兴,以礼学的兴起发其先声。清初诸大儒惩于晚明王学的流弊,倡为“以经学济理学之穷”之说,且在此学术潮流的蕴育下,致力于复兴礼学的努力。作为开风气者,陆世仪在对程朱、陆王学说加以反思的基础上,致力于六艺实学的倡导;而其所倡导的“切于世用”六艺实学,其落脚点乃在于对礼的阐发上。陆世仪不仅对礼能有所体认,而且还将其思想运之于实践,《宗祭礼》与《治乡三约》的结撰,即是其践履的反映。陆世仪为学取向的确立和对礼的体认践履,对清初学术风气的转变和礼学的兴起产生了积极推动作用。     

清代词学中的《诗》学话语

儒家<诗>学是清代词学理论的重要源泉.从最初在形式、内容上的攀附<诗经>,并利用孔子删诗的问题为词辩护,到从理论根基、审美原则、诠释方式三个方面系统吸收<诗>学理论,清代词学理论的构建受到了来自儒家<诗>学话语方方面面的影响.其中动因有词体本身"尊体"的需要,也有词学构建者经学背景的因素.<诗>学话语的渗入,虽说成为主流经学意识影响词学的重要方式,但也客观上提升了词体的地位,丰富了词学理论.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种词论的儒家化也从根源上导致了晚清词学的衰落.     

试析仲长统《答侍中邓义社主难》——解读东汉思想史上关于"社所祭者何神"的一场论争

<答侍中邓义社主难>一文记录了东汉末年发生在仲长统和邓义之间的一场关于"社所祭者何神"的论争.论争是在经书久远、今古文经对立、学派观点不一的背景下发生的.综观两人三个回合的论辩,仲长统占据了上风.这场论争不仅是礼学的论战,也是经学的论战,在某种角度上,也可以视为魏晋时期"郑王之争"的早期表现.     

从命名礼透析屈原人格的双基建构

在古文化中,名字与人格存在着极其密切的关联.据此,从命名礼切入,是研究屈原人格构成的新视角.<离骚>篇首,屈原在自述名字的由来时,涉及命名礼这一古文化内容.通过对屈原命名礼的分析,清晰见出屈原名字的综合内涵存有"巫"与"圣"两种文化因子.这两种文化因子预置了屈原的心路历程,预置了他的价值体系与审美取向.也正是这两种文化因子的并存互渗、相摩相荡,使屈原的人格蕴含着宗教精神和理性精神,呈现为多彩的双基建构.     

清代三家《诗》形成原因探微

亡佚已久的齐、鲁、韩三家<诗>在清代得以全面复兴,其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经学、<诗>学发展的要求和汉代去古未远的客观实际及三家<诗>的存在状态是清代三家<诗>研究形成的内在原因;统治者积极的文化政策、<四库全书>的编纂、乾嘉新义理的发展及常州今文学派的兴起,是促使清代三家<诗>研究全面复兴的外在动力.     

清代《大学》研究的新趋向

清代<大学>研究,有三个新的趋向:一是重考据学的方法;二是<大学>研究经学化;三是<大学>研究经世化.当然,清代仍然存在大量"述朱"、"述王"的<大学>研究之作.从学术史角度而言,清人<大学>说,仍是承宋、明儒而来,完成了<大学>研究的"否定之否定",也能对前人的研究做出更为全面的评价.对清人<大学>研究的梳理,可以让我们了解到清代理学发展更复杂的一些层面,也能深切感受到清人朴学研究方式与义理阐发内在的矛盾与张力.     

乾嘉二牟诗经学著述论略

乾嘉二朝为"诗经清学"发展鼎盛时期,其间汉宋交互影响.山东同族牟运震与牟庭,或熔汉学宋学于一炉,或糅经学文学为一体,成为一时诗经学研究之佼佼者.牟运震有诗经学著述六种,以<诗问>为翘楚,牟庭以<诗切>占乾嘉诗经学一席地.     

西汉礼学论略

经由先秦时期对礼的探讨和理论阐发,至西汉之世,随着统治者由对"无为而治"黄老之术的偏爱转向"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经学取向,以及与此时势相应思想界由黄老之学向儒家经典转向的张扬,礼学思想因社会转型的需要,在政治和思想交互作用取向下应运而兴.在此思潮之下,三礼之学规模粗具,各有传人,各具致思,且颇与政治、世运相起伏.虽其未能大行于世,然已俨然参与到寻求社会治乱之列.尤可注意者,司马迁、班固对礼学演进所作的梳理和总结,开启了礼学学术史的门径,且成为此后历代所遵循的一种范式.     

《左传》辞令中惩恶扬善价值取向的来源及影响

文化的价值取向,是指一个民族基于对外部世界的基本理解而产生的意义判定原则,即对"善"与"恶"的甄别原则.<左传>辞令中体现出的是一种惩恶扬善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表现出一种重礼、重信、重德的立场,还有一些特殊的表达方式.这一价值取向有着多方面的来源,包括文化上与哲学上的来源,思维上的特点,另外还有社会的需求.惩恶扬善的价值取向对后代文学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清代四川经学著述的地域分布

清代四川经学著述的地域分布呈现出不平衡的局面.无论从经学家还是从经学著作方面观察,经济、文化发达的成都、重庆、资州都是前"三甲";而就这三个地区的内部各县而言,其发展也是不平衡的.但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经济文化并不发达的边远地区,在晚清时期也出现了经学研究的风气,如酉阳州.虽然晚清四川经学出现了相当大的转机,但从总体上看,清代四川经学与江、浙、皖等省的差距还是比较显著的.究其原因,大体有二:一是四川僻处西部,学术信息不灵,新的学术方法、学术热点的传入需要一定的时间;二是从清代四川经学研究的状况看,缺乏开一代新风的学术大师.     

论王闿运《谷梁申义》的经学特色

《谷梁申义》是晚清学者王闿运的第一部经学著作.与历代"谷梁学"研究相较而言,《谷梁申义》在经学思想倾向、治经方法和价值取向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色,体现了王氏早期的经学成绩,亦对其以后的经学风格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影响.     

“道体下移”与晚明基层社会的教育困境——兼及晚明塾师职业生存伦理的异变

通过对韩愈<师说>与明末张履祥<处馆说>中"师道"的比较,不难揭示出晚明士人对基层社会教育中"道体下移"的种种感悟.这种"道体下移"实际上反映出了晚明基层社会教育--尤其是经学教育--工具理性的强化.经学教育中对生活理性与理性生活之养成能力的下降,成为晚明基层社会教育的一个困境所在.这种困境的形成,从根本上说,乃是由于晚明社会变迁中"仕途经济"的强化,以及"科举必由学校"的体制效应使然.这种教育困境的濡染与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也促动了晚明塾师自身职业生存伦理,从"传圣道"向"做生意"的潜在转换与异变,这也成为晚明基层社会教育困境深化的一个外在表征所在.     

春秋楚人用《诗》考论

春秋时期,<诗>成为楚国秉礼行事的重要依据.楚人学<诗>"广显德以耀明其志",表现出明显的<诗>德意识.这既与周文化传统密切相关,又与楚人尚武精神密切相关.楚人用<诗>重<雅>与春秋各国用<诗>具有相同性,他们在遵从用<诗>共性的基础上又有新变化,显现出热衷引<颂>的倾向.楚人对<诗>之字句、诗旨等的训释,表现出与他国不同的特点,有比较系统的<诗>本,深谙<诗>德、<诗>礼,形成了自己学<诗>、用<诗>、解<诗>、传<诗>的方法和体系,显现出了他们对宗周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三国志》及其演义之文化解析

史学名著<三国志>与<史记>、<汉书>流誉千古,时人评其书曰"并迁双固".依<三国志>而通俗化的各种话本,戏剧乃至成为演义式的小说,其最著者是<三国志通俗演叉>,人称<第一才子书>,士林及民众莫不喜读其书,可谓雅俗共赏,家弦户诵.从文化视野考察,文、史各行其道,两苑各擅其芳.随时代之演进,民众需要文化,文化之持续发展亦有赖自身的通俗化.以各种喜闻乐见的形式去满足大众对文化的渴求.从<三国志>到<三国演义>,是雅文化与俗文化互补成功的典范,彼此交相辉映,体现了雅、俗文化自身的价值规律.     

黄以周《礼书通故》小议

黄以周是晚清经学大师,尤精于三礼之学,其《礼书通故》一书乃清儒礼学研究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就学术特色而言,"体大思周,无微不至"、"不拘汉宋,实事就是"、"明辨是非,精于判断"、"文字互见,图文相辅"乃是黄以周《礼书通故》的重要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