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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祀是皇帝祭天的重要国家祀典,西汉中前期主持这一祭典的是方术士。元帝之后,随着儒学在政治和社会上势力的上升,为了争夺对于郊祀等国家祀典的主导权,儒家礼学完成了从＂士礼＂到＂天子礼＂的转向,儒臣们以新的理论为武器,对汉家祭祀进行了一次清理,力图在郊祀中植入儒家的天子观,凸显皇帝祭祀＂公＂的性质。由于各种政治势力的斗争,郊祀改革多有反复,最终完成于王莽之手,对后代王朝郊祀制度影响深远。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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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魂》“像设君室”之“像”,前贤或解为法像,或解为画像,以顾炎武“尸礼废而像事兴,盖在战国之时矣”之推断最有见地。上博藏六《天子建州》“士象大夫之位”、“大夫象邦君之位”、“邦君象天子之位”之类记载,其“象”谓祭祀之设象。楚地出土的楚帛画以及西汉帛画对研究招魂之礼具有重要意义。据此由周代之“尸”到战国之“象”的礼制变革可以得到更为深入的认识。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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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州学刊》2017,(5)
从未制定过国家制度的儒生在西汉面临将德性转化为制度的难题。出身史官世家而又尊崇黄老的司马谈在这一进程中起了关键作用。在《论六家要旨》中,司马谈从儒学内部对儒学德性进行了制度性改造。司马谈指出,由于经传礼仪的烦琐,儒者既不能得儒学之"要",事实上也无法不知"要"而仅仅遵从经传礼仪的规定,于是儒学之内在和外在之整体性都亡失了。此后,只能以外在规定性重构儒学之整体性,而重构儒学的外在规定性即贡献何种治术。基于此,司马谈整合儒学丧服中"三至尊"与"三至亲",得出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四伦,无形中去除了儒学五伦中责善的朋友一伦,实则取消了作为先秦儒学德性之根基的伦理之相互性。四伦是单向性的上下伦理,于是服从取代了关爱,重构了儒学。最终,四伦所重构的伦常及基于此伦常的儒学得以顺利对接以秦制为基础的中国传统王朝政制,并成为其德性基础与观念形态。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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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峰屹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2):45-53
从汉昭帝刘弗陵即位 (前 86)到西汉末的约一个世纪 ,是西汉政治和经学发展的一个相对独立时期。就政局而言 ,外戚与中宦交替专权 ,君权旁落 ,政局多变。与汉武帝时期的皇权极盛、高度集权很不相同。就经学而言 ,重用儒士 ,广建学校 ,盛行以灾异论政 ,并出现了政治与儒学合一的现象。儒学和儒生的地位空前提高 ,这与汉武帝时期儒学仅用于“润饰吏事”、儒生往往被“俳优蓄之”也有极大差别。但是 ,经学地位的提高和空前发展并未给经学和儒生带来多少好运 ,诡谲多变的政局不仅使经学盛极而衰 ,也导致了士人的坎坷与分流。很多士人与政治渐渐疏离 ,尽管表现方式各有不同 ,但总体上呈现出一股道家思想回归的潮流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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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时期的儒生对"制礼"之事情有独钟,"制礼"风潮终两汉而不断.两汉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几次"制礼"高潮,汉代的礼制基本上就奠定于此.在汉代社会的"制礼"过程中,由于汉儒坚持"功成作乐,治定制礼"的原则,导致了儒生与君主以及不同儒生群体之间持续的价值冲突.汉儒的"制礼"实践体现了他们对礼乐"制度化"的追求,折射出了"儒"法"斗争的历史背景,同时也表现出了儒家思想的理想主义特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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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汉帝国政府的儒家化转向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汉帝国本是按照秦帝国的政治模式建立的,最初并不重视儒学,以儒生身份参政的官员也不多。但随着儒术的独尊,帝国政府向儒生敞开了大门,越来越多的儒生充任政府官员,他们自身的行政素质也逐渐发生了显著变化。同时,迫于外部文化环境的压力以及对儒学精神价值的追求,政府中的文法之吏改学儒术、趋经向学的也不在少数,就连西汉后期和东汉的皇帝也颇具儒者气象。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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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宣帝在西汉儒学发展史上功不可没,这表现在奖掖儒学、劝勉儒生、扶持儒经等方面,特别是他的临终安排,开启了儒家"周政"新风,为西汉元帝、成帝以下儒学社会化的全面展开作了准备。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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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学者万斯同除以史学著称外,其经学造诣亦为时人公认。在万斯同的礼学中,“礼由情起”是其逻辑起点,万氏在继承儒家缘情制礼的基本价值的同时将其推展至相当的高度,甚至对于没有先例和经典依据的新礼亦持开放态度;但重视情并不意味着对其无所节制,对于已然沦为流俗而害于礼教者,万氏则坚决予以反对,并明确提出“秉礼以正俗”的理念;将情作为礼的基础根源必然推导出亲亲优先于尊尊的礼制原则,但当礼要落实应用于具体场景之时,亲亲与尊尊原则亦当根据实际情形而有所考量权衡,是以万斯同提出“情固宜从厚,礼贵乎得中”的理念,以调适平衡亲亲与尊尊的适用范围。透过万斯同丧服学这一切入点,考察其学术特征,亦可为清初礼学的深入研究提供案例参照。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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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敞是西汉宣帝时期 (公元前 73- 49年 )一位重要的人物。宣帝号称西汉的中兴之主。他曾多用文法吏 ,以刑名绳下。当有人劝他应该重用儒生时 ,他却严厉训斥说 :“汉家自有法度 ,本以霸、王道杂之 ,奈何纯任德教 ,用周政乎 ?”① 这颇能概括其治国的方略 ,即杂用霸、王之道 ,儒、法揉杂 ,综核名实 ,权操于上 ,而责成臣下 ,尊崇儒术而不为其所拘泥。而他达成的“吏称其职 ,民安其业”② 的中兴局面 ,是与他的这一方略分不开的。张敞是学术修养颇高的大臣 ,他的政疏充满深厚的儒学色彩。如此高深的儒术修养使他适应于西汉中期儒学昌盛的大环境…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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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一般认定,近现代蜀学大师蒙文通一生学术经历“三变”：一变为“古史三系说”,二变为周秦之变与儒法斗争,三变为汉初新儒学。然而鲜有人注意到,蒙文通经学思想中始终有齐鲁之辨的问题意识,分辨齐鲁之学是蒙氏早年学术道路的起点,也是他晚年经学研究的高峰。蒙文通早年研究齐鲁之学,依据廖平以礼制、地域分今古的观点,视鲁学为今文学正宗,视齐学杂采法、墨、阴阳各家,当务之急是“屏除阴阳,而一断于礼”。但晚年蒙文通具备了周秦之变的历史运动观,指出齐学杂采各家,反而体现出儒家是不断发展的学说。对比蒙文通早年与晚年关于齐鲁之辨的不同说法,既有助于学者深入把握蒙氏的学术道路与思想关怀,更有助于人们深刻理解中华文明的进步性、创新性。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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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王朝（1392-1910）在五百多年的政治统治中积累了一大批政书,包括通制、礼典、律令及其他重要的实录等。这些政书均具备一个共同的制度基础：中国礼学的朝鲜化。其中《经国大典》《国朝五礼仪》《国朝丧礼补编》是朝鲜王朝最具代表性也最富影响力的通制与政典,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朝鲜王朝＂以礼治国＂的基石,也集中反映了这种统治背后的制度逻辑。通过分析该三部经典不难发现,朝鲜王朝的政制具有鲜明的礼学色彩,它既对中国朱子《家礼》所勾画的礼制思想多有继受,又在此基础有其自身的礼学创制。朝鲜通制与典章对其自身政治的影响,反映了中国礼学朝鲜化的清晰进路。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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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社会科学》2018,(4):141-152
春秋战国时期,面对官僚制和职业化官僚这样一种崭新的社会现象,儒法两家提出了各自的理想化官僚及其成立条件的理论体系,儒家"士道"期待帝国官僚由士君子构成,普遍具备士君子的知识、人格、德性、素养,法家"吏道"则期待官僚是精通专业、忠君尽职、刚猛为政、以死守法的良吏干才。秦代以法治国,"吏道"独尊,汉代"独尊儒术"而"霸王道杂之","士道"与"吏道"并用,相互融合更相互冲突。"士道""吏道"之间的深刻矛盾加大了融合的难度,东汉中期之后儒学士林与士族的强大推动"士道""吏道"走向分离。"士道""吏道"的分离开启了中国古代"官吏分途"的过程,这一过程同时也是儒吏分流的过程,是儒生官僚自利化、贵族化的过程。"官吏分途"最终造就了官吏两分、儒吏两分的官僚结构,使儒生官僚成为一个相对贵族化的特殊利益群体,对理性行政和国家治理产生消极影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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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于春秋末年开创的儒学,经曾子、孟子、苟子等大儒的阐发,至战国时已成为一门"显学",对诸国政治有较大影响。秦及汉初懦学虽然曾遭到打击,但其社会影响力却仍在逐渐增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原始儒学经过董仲舒的改造,已转变成与西汉统治相整合的"新儒学",对社会政治生活的作用极为深刻。举凡汉之政治、经济、军事、司法、文化等无不深深打上儒学的烙印。至东汉更发展成以禹贡治河、以春秋决狱、以诗三百篇当谏书的以经治国。地方行政作为汉王朝政治运行机制中的重要组成环节,当然也受到儒学的影响。秦政尚法,儒学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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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元之际乃西汉政治文化一大分野,元帝以降,儒学日益发达,对政治影响日深,儒生的主体意识也空前高涨,他们常以儒教大义为依托,畅言复古改制,积极参与政治。文章以汉元帝时期儒生群体的政治参与为研究对象,总结当时有代表性的两类儒生群体的政治参与方式,指出正是由于他们不同的政治参与,才导致了各自不同的政治命运。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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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于在其学说中,突出强调“礼”,认为治国首在“隆礼”,但荀子所隆之礼乃是封建主义性质的,是和封制度相适应的新礼,而不是西周以来的维护奴隶主贵族特权的旧礼。在经济生活中荀子也十分强调礼的作用。“制礼明分”可以说是荀子隆礼的治国方针在经济上的表现。本文试通过分析荀子的经济思想和制礼明分的关系来揭示荀子经济思想的性质和特点。 一“制礼明分”是荀子经济思想的总纲 儒学认为,经济社会是一个由不同等级组成的机体。协调这种等级关系,从而维持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是儒学的基本任务。仁、义、礼是儒学用以完成这个任务的核心范畴。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