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巾余部研究综述

黄巾余部是汉末张角领导的黄巾起义失败后散在各地的黄巾力量,是汉末魏初黄巾大起义后期运动的主力军。黄巾余部研究是近年来有关汉魏之际政治与社会变动研究的一个新方面。鉴于此,为还原黄巾大起义的历史面貌,从黄巾余部的流向、结局原因、特点及影响四个方面对现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总体考察,并从政治史、社会史及思想史等方面对目前研究的不足给予补充。     

从“君为臣纲”到君臣“两立”——汉末君臣关系的新变化

汉末,在政治秩序濒于崩溃的社会现实的刺激下,汉末士人们强调臣之"忠"的条件性,进而明确地提出君臣"两立"的观点,尝试从两个不同的向度对君臣关系作了深入的讨论,从而呈现出与东汉早期"君为臣纲"强调臣对君绝对服从完全不同的特点。     

论两晋之际清崔姻亲集团思想文化性格

清河崔氏汉魏之际起家 ,与范阳卢氏、中山刘氏等河北士族联姻 ,形成两晋之际很有影响的河北家族集团。该集团学术上直接继承汉末郑玄经学和卢植经学 ,保持着汉魏以来的思想文化传统 ,政治上拥护礼法之治的政治路线 ,积极事功 ,以天下国家为己任。魏晋时期其受玄风的影响 ,追慕时代新思潮 ,但经西晋永嘉之乱后 ,与河南玄学名士集团分道扬镳 ,重返传统儒学礼法思想。     

北魏郑玄易学研究

北魏初期,儒学地位不高,卜筮之风盛行,郑玄易学并没有成为官方主流思想.崔浩推行汉化.推行儒家学说,不过此时官方采纳的学说更多的是崔浩个人的学说,郑玄易学仍然不是主流.直到孝文帝改革之后,随着儒学的全面繁荣,郑玄易学才成为构建官方意识形态的重要理论来源,在民间也出现了郑玄易学传播的盛况.应该说,所谓的"北学"在北魏中后期才真正形成气候,郑玄易学也步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     

“传经”抑或“明道”:以明清两代郑玄从祀孔庙为中心的考察

郑玄在明清两代孔庙从祀中,地位沉浮较大,由改祀到复祀。践行程敏政主张的嘉靖孔庙改制以“明道之儒”替代“传经之儒”,德行成为从祀的首要考量。郑玄因“所行亦未能窥圣门,所著亦未能发圣学”而被改祀于乡。在清初回归传统经学的学风影响下,学者不断阐发郑玄的传经之功并强调其是有德行的君子,从而推动了郑玄回归孔庙从祀。郑玄复祀具有深远的转折意味,引导了清代学术转向汉学复兴。郑学成为乾嘉学者重建汉学学统的鲜明旗帜。     

内圣外王与中庸之道——基于《中庸》文本及其诠释著作的考察

始于内圣,终于外王,《四书》是孔子内圣外王思想的集中体现。《中庸》中不但有丰富的"修身"思想,亦包含了富于进取、积极用世的"为政"理想,是孔子内圣外王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郑玄、朱熹、康有为等的《中庸》诠释著作有不同的特点,但由内圣至外王的诠释理路却一以贯之。中庸之道乃人间之常道,是合乎"中庸"之原则的"道",是一种平常的、不偏不倚无过不及的处理天下一切关系的基本法则,以普遍性、永恒性、恰当适度为其主要特征。"仁"与"礼"是儒家中庸之道的重要范畴,在孔子内圣外王思想体系中亦有着重要的地位。内圣外王与中庸之道在《中庸》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郑玄的注经思想及其体系

郑玄是东汉后期经学大师,其注经思想特别丰富,且具有明显的层级关系和体系特征.高居其上的是“述先圣之元意,整百家之不齐”,这是郑玄遍注群经的主导思想,也是郑玄的人生价值取向.在“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的背景下,惟有“博综众说,会通今古”,才能达到这一至高目标,没有这样的胆识和才智是决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为力避今文经学“繁琐寡要”之弊,郑玄确立了“举纲张目,凡说不解”的注经思想.如果还是像今文经学家那样,一经训释成百万言,其注经宗旨仍无法得到彰显.“疑以传疑,不知盖阙”是郑玄注经坚守的基本准则,亦由其注经宗旨所催生.至于“声近义通,因声求义”思想,既来源于郑玄对汉字音义规律的深刻把握,也是郑玄解决“同事相违”问题的重要方法论.所有这些都使得郑注更具创新品质,郑注一出,旷日持久的今古文之争宣告结束,郑学由此大行天下.直至今日,郑注仍然是我们理解经籍要义、研究先秦两汉历史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路径.     

王国维教育理念的当代启示

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不仅在哲学、美学、词曲、史学、考古学等领域有较深的造诣,而且在教育学方面亦有不凡的真知灼见,值得我们探究和借鉴.王国维教育思想的三大精髓为:教育的宗旨是培养"完全之人物";知识教育提高到"皆有裨于人类之生存福祉"的高度;大学是自由研究学术之场所.王国维对"四育"相互关系的阐述以及他关于知识教育的论述表现出超越时代的先进性,为中国近现代基础教育的兴起做了理论奠基.当代教育改革中的素质教育与和谐教育思想亦吸取了他教育理念的精华.     

论汉末"子学"和批判政论文之关系——以蔡邕作品为中心的考察

汉末"子学"批判的文风以质朴醇厚为主,汉末政论文则以刚健激切为主,这是二者文风的主要差别:同时汉末政论文的批判方式较多以灾异发端,和"子学"的无神论思想完全不同;在汉末政治社会的背景下,汉末"子学"和政论文既独立发展,又相互促进.     

汉末党祸与经学教育

经学在汉代政治领域中产生了很大影响,表现出相当突出的人文精神。汉末党锢之祸的出现决不是偶然事件,它与汉代经学教育有着相当密切的关联,可以说充分体现了经学教育在政治上的影响。首先,东汉经学教育繁荣,经学在整个东汉社会已深入人心,整个社会表现出崇尚经学、崇尚气节的风气;其次,从党人的政治思想来看,他们大都深受经学多方面的影响;再次,太学经生的积极参与与太学经学教育方式的影响有密切关系。汉末党锢之祸后,经学的发展、经学之士的思想意识亦受到显著而深远的影响。     

《左传》赋诗:“造篇”与“诵古”之别

《左传》赋诗历来以其浓郁的文学性引人关注。郑玄曰:"赋者或造篇,或诵古。"但人们对《左传》赋诗的研究多集中于后者的"用诗之能",而较多忽略前者创作行为的自然发生与独特表现。对《左传》"造篇之赋"的研究有利于我们最大限度地还原现场,从创作论的角度发明"诗"之来源;对《左传》"诵古之赋"的研究则有利于了解春秋人对"诗"的接受方式和接受思想,从传播论的角度验证"诗"之流布。     

汉末东吴时期的江南名士清议

汉末东吴时期,曾盛行于中原地区的名士清议之风也扇及于江左.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江东大族特别是"吴四姓"的兴起,对于汉末名士清议之风的东渐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江南名士清议之风的盛行,虽因黄武初年的暨艳案而遭受挫折,但其发展流变却对东吴的政治制度尤其是选官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而随着东吴选曹机构的清议化和乡里清议的官方化,最终使汉末以来的江南名士清议之风与王朝选官完全合流,成为维护江东大族和北方流寓大族仕宦特权的政治工具.     

孟子的仁政思想——一种道义至上的精神

在孟子的思想中,"仁政"与"王道""王政"是意义相通的几个概念。孟子的仁政思想,体现了一种道义至上的精神。其基本内容是:以民本为社会基础,以井田制为经济基础,以德教为为政先务,以"不忍人之心"和"亲亲之情"为人性根据,以"仁"或"仁义"为最高原则。孟子的性善论为中国人的道德责任确立了超越性的价值本原,行仁政由此亦成为为政者必然的道德责任和天职所在。孟子既强调伦理共同体必须以道义为最高的原则,同时亦不否定功利、事功的合理性。其仁政、王道原则,与"霸道"在事功、功利层面,具有一种意义重叠的关系。孟子仁政思想的特点,是突出了在"道义至上"原则基础上道义与功利的内在统一性。孟子的仁政、王道论对当今国际社会合理秩序的建立,亦具有积极、现实的意义。     

从丧祭礼俗看“屋漏”的本义与寓意

《诗经·大雅·抑》中的"屋漏"一词,汉以来众说纷纭。郑玄认为即"西北隅而厞隐之处",而孙炎认为"当室之白,日光所漏入也",清末黄黄山甚至认为就是《礼记·月令》中的"中霤";只有犍为文学、刘熙"撤屋之西北隅薪,时若值雨则漏"之说时代最靠前且最有根据。从西周丧祭中"毁庙"仪节以及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献中关于"屋漏"的用例,结合考古发现,可见刘熙之说最具说服力。《大雅·抑》中"尚不媿于屋漏"当从刘熙之说,指代迁入宗庙的先王神灵。郑玄之说选取了西北隅的另一种寓意,可视为引申义,《中庸》和宋诗用例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与刘熙之说并无冲突。王充《论衡·书解篇》"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经误者在诸子"中的"屋漏"不单单指漏风、漏雨的房屋,还包含着郑玄所谓的"幽昧""厞隐"等义,施政者唯有自我保持警觉,常常自省,方能发觉、吸纳"草野""诸子"的不同见解,匡正"政失"与"经误"。     

汉末政治风暴与“处士”的文化表现

汉末社会的激烈动荡中,处士作为"党人"的对照,在历史记忆中保留了鲜明的文化形象。这一情形,可以看作儒学群体分流的迹象之一。与激进的"党人"不同,"处士"对政治取全面回避的态度,坚守平民立场,以纯正的在野方式始终保持和执政者的距离,始终不与当权者合作,不为最高执政集团服务,表现出"崛然独立"的风格。历史文献称他们彻底的"独立"意识的表现为"绝迹"。他们与"党锢之祸"受害者形成鲜明对比的消极倾向,研究者也有探索其心理背景的必要。后世对汉末"处士"的评价各有褒贬,亦表现出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人等、不同文化倾向的差异。     

和谐世界:人道思想与世界秩序的综和

对于进入转型期的人类社会而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关于建设和谐社会的思想富有启迪。中国的先哲追寻"仁"的人道思想与"礼"的现实秩序之间的平衡,人生哲理与社会机制的综和。这是一条仁礼之道。以"仁"为核心的人道思想着力解决身心、人我、天人之大和谐,以适应建构和谐世界急需的道德要求。"礼"则内含实现世界和谐秩序的重要原则。两者的最终价值取向都是"和"。贵和思想涵盖"和而不同"、"和而不流"、中庸之道,最终归结为"中和"之和谐世界的最高境界。     

《诗经·节南山》“不吊昊天”补正

正"不吊昊天"语出《诗经·小雅·节南山》,历来对此句诗中"不吊"的解释有所不同。毛传曰:"吊,至。"郑玄笺曰:"至,犹善也。"此后,有沿袭毛郑之说者,如王引之《经义述闻》等;亦有作"悯恤"之解者,如朱熹《诗集传》等。今之注者多从朱熹之说。本文认为"不吊昊天"作"昊天不善"之解于理颇通。理由有四:首先,《节南山》时昊天已经成为可批判的对象。幽厉时期"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     

葛洪社会政治思想探析

葛洪(约283年——343年)不仅是一位道教神仙学家,而且是一位社会政治思想家。他所著《抱朴子》一书,既研究了神仙学说,又讨论了社会政治问题,企图把儒家的治国安邦之策与道教的长生神仙之术合二为一;尤其是外篇,不仅讨论了道本儒末的思想,而且主张兼采百家之言,还总结了汉末与三国末年吴国的政治衰败的历史教训,提出了颇有见识的“贵贤”、“任能”、“审举”等的用人思想;并对汉末魏晋社会上兴起的浮华任诞的所谓“魏晋风度”进行了抨击。所有这些思想,对于两晋之际动荡思安的社会来说,均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汉代列仙图考

汉墓画像中保存着现知最早最可靠的汉代列仙图谱形态。汉画所见不同时代历史(传说)人物共事一堂的"不合理"情景,以及大量超出世俗经验的奇观异景,都暗示了图像所指示的空间对世俗时空秩序的超越特征。以武氏祠东壁、西壁及后壁为中心,综合考察各类画像石图像可以发现,汉代墓葬画像背后实际隐含着一套宗教的价值评判标准:帝王、贤相、能将及刺客类图像,反映了"自三代以来贤圣及英雄者为仙"的成仙标准;忠臣、孝子及列女类图像则表明,在汉代,生前为忠、孝、节、义之典范者亦得死后成仙。汉画中内在有序的人物图像内容应作为汉代仙传谱系来看待。神学化的儒家道德伦理,重武尚侠的社会风尚与历史上长期积淀的神仙思想相结合,乃是汉代"仙谱"所据以形成的思想基础。汉画所存仙鬼谱系乃汉代宗教信仰结构之反映,亦伴随汉晋价值观之遽变而发生转变。将汉墓画像系统与道书文献相互印证研究,不仅可在一定程度上还原汉代"仙谱"的基本面貌,更可揭示当时的成仙标准,这对于研究汉代宗教形态和初期道教的起源问题将具有钩沉起蔽的重大意义。     

哈耶克的"自发秩序观"初探

哈耶克"自发秩序观"的知识渊源可追溯到曼德维尔、休谟和弗格森等苏格兰道德哲学家,以及斯密、门格尔等人的经济思想.哈耶克通过对"建构论理性主义"的批判与对"进化论理性主义"的继承和发扬,确立了"自发秩序"的立论基础有限理性与"无知"的知识观;自由、一般规则和竞争,作为"自发秩序"维持的基本条件;在"自发秩序"中,政府的权力必须受到限制,并通过形成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的"第三领域"来打破政府对公共服务与公共物品的垄断.